介公是一位革命化的职业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多个地区和教育单位从事教育领导工作，具有长达近40 年的教育阅历，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可是，他为人十分低调，以至于人们对他并不十分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习和借鉴他的教育思想和管理经验。2019 年将是刘介愚同志的110 周年诞辰，范军同志请我写篇回忆文章。我想，介公在武汉大学工作了8 年，我有幸与他共事，向他学习诸多，应当表达我对他的崇敬之情。
“文化大革命”以前，介愚同志是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在他的领导下，华师成为我国5 所重点师范学院之一。可是，“文革”期间，介愚同志也遭受到冲击，先后受到批判、下放和劳动改造。他被“解放”以后，于1972 年被调到武汉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校革委会副主任。直到1978 年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大学校院长的体制，介愚同志才正式任命为武汉大学常务副书记和常务副校长。那时，武汉大学的几位领导人没有在大学工作的经历，显然，介愚同志的调任，是为了加强武汉大学的领导力量，以加强武汉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领导。
说来也非常之巧，我于1973 年3月被上级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这使我有机会与介愚同志共事。那时，介愚同志是第二把手，协助党委书记纪辉主管全面工作，但重点是抓教学、科研和招生工作，这是他的专长，也是办好武汉大学最重要的工作部门。我是学理科出身的年轻干部，时年刚刚40 岁，因此分配给我的工作也比较多，除了思想教育工作以外，还协助介愚同志抓教学、科研、生产等方面的工作。在与他共事期间，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介愚同志
首先是主张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在对待批判孔子的问题上，介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认为不能以现代的观点去要求古代人。同时，他还认为对待孔子也要一分为二，虽然他在政治上是主张复辟倒退的，但在教育方法上有许多做法是有进步意义的，如有教无类、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三人行必有我师等，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再后来，批林批孔运动又延伸到反对“开后门”浪潮。
自1970 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介愚同志是主管招生工作的，他坚决主张清理和退回不符合招生手续的学生。由于武大党委领导认识一致，我们顶住了压力，坚决清退了几个学生，受到了全校教职工们的欢迎。
其次是坚持文科正确的办学方针。1978 年3 月，国家教育部文科教学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地点是在武昌首义路省政府第二招待所，会议规模大约有150 多人。与此同时，会议中还穿插召开了大学学报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和稳妥地发展大学学报的数量。教育部高沂副部长主持这次会议，我是作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加会议的，负责会议《座谈会纪要》的起草工作，而介愚同志是代表武汉大学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需要澄清被“文革”搅乱了的许多是与非，比如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以大批判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在会议期间，各单位的代表争论得很激烈，有些人心有余悸，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然而，介愚同志作为一位教育家，他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以社会为工厂，主张文科教学必须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绝不能荒废各学科的专业理论和知识的学习，否则将是误人子弟。他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对于开好这次会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再次是支持恢复武大法律系。1979 年初，我因病托故辞去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和高教司司长的职务，本意是想回到化学系从事学术研究，但不料又被国家教育部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这使我又与介愚同志共事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我们曾携手做成了一件大事，即恢复法律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我预感到一个依法治国的形势必将到来。武汉大学的法律系，本来是武大的一张王牌，可是1957 年以韩德培教授为首的一批知名学者几乎悉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8 年又将法律系剩余的教师和学生统统合并到湖北大学（此处湖北大学不是现湖北大学——编者著）法律系，开创了“以弱吃强”的先例。真是天不灭秦啊，合并时湖北大学拒不接受武大法律系的7 个右派分子，美其名曰是让武大自己“消化”。我校也因祸得福，这些别人不敢要的所谓“右派分子”，后来却成了恢复法律系的学术骨干力量。(www.xing528.com)
1978 年12 月，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央全面启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武大法律系的所谓“右派分子”的错案都得到了纠正，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四化”建设的依靠力量。据此，我大胆地提出恢复我校法律系，重振武汉大学昔日的辉煌。可是，当我的建议提到党委常委会上讨论时，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说：“既然法律系已经撤销了，何必再恢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说：“靠几个右派能办好法律系吗？”还有的说：“即使恢复法律系，也有一个办学方向问题，依靠右派办系，他们为哪个阶级培养人才？”我据理力争说：“既然右派平反了，那他们就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何况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他们呢？”
当时党委常委共有7 个人，反对的一方是多数。所幸的是，党委书记纪辉和刘介愚副书记表示支持我的建议。鉴于当时的形势，纪辉书记没有交付表决，他当机立断地说：“关于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就不必再争论了，也不表决了，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恢复法律系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作为一把手，在恢复法律系这个问题上，我就做主了，如果今后证明是错了，我愿意负完全的责任。”接着介愚同志表态：“我完全支持纪辉书记的意见，我也愿意承担责任。”
时不待我，情况十分紧迫，会后我立即召集恢复法律系筹备小组会议，于1980 年同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贵在先行一步，著名国际法专家韩德培的旗帜一举起，全国30 多名法学界的教师都聚集在他的麾下，令全国法学界刮目相看。目前，武汉大学法学院无论是重点学科或是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全国高等法院和高等检察院的负责人中都有武大的毕业生，包括中国大法官，有12 所大学的法学院的院长都是出自武汉大学法学院。当我们回忆法学院所取得的成就时，这其中介愚同志就有一份功劳，我们由衷地感谢他！
介公在武大工作时间不算太长，而且还处非常时期，但是他的高尚品德和工作作风却给人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对人发过脾气。无论是干部或是教师，大多都称他为“介公”，这是对他尊敬的表示。“公”字的称谓，在西周是一种爵位，但先秦以后就成了一个尊称，一般专指学养很深的老年学者，如武大中文系的“五老”都是以“公”尊称他们，历史系的吴于厪被称为“吴公”，唐长孺被称为“唐公”等。
当我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想起了宋朝王安石《读史》中的一个名句：“丹青难写是精神”。什么是精神？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是客观存在反映于人的意思、意志和心理的一种综合素质。我对介公是十分敬仰的，我总想从他的一生中吸取一些有益的精神。但是，我颇费思量，在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是什么？我思前想后，窃以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谦虚谨慎的精神，严谨治学的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所以他敢于说真话，如对待批孔的问题，对待文科教学的方针问题，对待恢复法律系的问题等。事实证明，他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可是他当时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却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在纪念介公诞辰110 周年之时，希望发扬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便使大学专心致志地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
2018 年7 月17 日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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