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漆林同志谈张体学省长-洪山文史第26辑

张　军

很早我就听说漆林同志，但真正与他面对面地接触、交谈，还是在写作《张体学传》的过程中。《张体学传》写作组原拟邀请他系统谈一谈他眼中的张体学省长，因为在世的与张体学有过交往的当事人中，漆林同志是最了解他的人，也是对张体学认识最深刻、最到位的人。他长期接受张体学的教导，有一段时间，还与张体学生活在一起。革命战争年代，张体学与漆家感情深厚，他从来就是把漆林同志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的，两人情同父子。张体学弥留之际，他日夜服侍在侧。加之漆林同志记忆力好，表达中肯、准确，条理清晰，因而要写好《张体学传》，一定要开掘好他这座“富矿”。

写作组原拟请他作系列访谈，后来因各种原因只进行了两次，这两次我都参加了。就是这两次访谈，让我对漆林同志有了直观认识，让我对张体学省长有了更多的了解。

第一次访谈是2015 年3 月10 日，在南望山一个军队绿化单位招待所进行的。漆林同志先到，他站在门口，穿着灰夹克衫，戴着灰呢软帽，面色红润，脸带微笑。我走上前去，向他问好。他曾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我遂说：“漆主任，您好！我叫张军。”

漆林同志握着我的手说：“张军呀，你是哪里人？”

当我告诉他我是蕲春人时，他露出兴奋的表情，将刚才说的普通话换成了蕲春口音，说：“蕲春的呀，我在蕲春待了十年呢，蕲春哪个地方我都熟。”

我说：“好哇，那我今后就跟你讲蕲春话！”

他说：“要得呀，但我今天讲张省长要用普通话。”

说笑之中，我们进了会议室。落座后，他开始谈起张体学来，这次主要谈的是写作这部传记的原则性问题。

他说以前出的那本传记（指1989 年9 月出版的《张体学传》）太过于简略，有些资料也需要订正，对张体学的品格风范描写得也不太到位，因此这次重写，一定要把它写好。这是他和王群、王生铁两位会长的共同心愿，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部传记面世。

说罢，他有些动情，我从他期许的目光中感到了一份重重的嘱托。

停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道：“写好一本传记，不容易！在我见到的传记中，董（必武）老的传记就没有写好，因为他的许多事迹，如地下工作、统战工作，别人不知道，只有周总理、李（先念）主席才清楚，作者又不可能去采访他们，因而史实都没弄清楚，你说这传记怎么写？！所以你们要做好前期资料采访、收集、整理工作，这是基础，少不得。

“另外，你们要写张省长的什么？要写他的党性原则、高风亮节和品格风范。最后，传记不要写得模式化、脸谱化，要写得生动活泼，有可读性。最近即将出版的《白水田传》（指2015 年4 月出版的《白水田传》），就写出了白水田同志跌宕起伏的一生，宋平同志也感到满意，这么大年纪了，还专门为传记写了序言。

“写好了，还要反复修改。《漆先庭传》仅提纲就拟了5 稿，正文修改了20 稿，从当初的50 万字最后压缩到14 万字，历经八年才完成，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好的传记要打磨。”

对漆林同志的第二次访谈是2015 年6 月26 日进行的，地点在省委党史办公室。这次参加访谈的，除了我和传记写作组的文道贵、邓正兵、钟文、李军等同志外，张牢生同志和省委党史办何光耀主任都参加了。张牢生同志话不多，讲得也简单，主讲还是漆林同志。他见张牢生同志提供的材料有限，就开玩笑说：“牢生，看来我记得你爸的事情比你多。”(www.xing528.com)

接着，他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传记写作谈了看法。

他说，这部传记写作要回答好三个问题：第一，体学同志会不会打仗；第二，他会不会用干部；第三，他会不会抓经济工作。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人拿‘夏家山事件’（指1939 年9 月1 日发生在鄂东的一起严重反共磨擦事件。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五战区桂军与鄂东地方反共顽固派勾结在一起，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起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这次事件造成了中共领导的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重大损失。张体学同志时任第五大队大队长。）来否定张体学同志的指挥能力，这不客观，也不公正，别说夏家山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的突然袭击，就从体学同志的军事斗争生涯所取得的功绩来分析，我们也要肯定他的优秀指挥能力。

“关于他任组织部长期间的干部任用问题。有人说他重视外来干部，轻用五师的干部，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表现。体学同志重视外来干部，如南下干部、知识分子干部、懂经济管理的干部和年轻干部，把他们不少人还放在了重要部门的正职岗位，而把五师的干部放在副职岗位上，这是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南方有个省任用干部搞地方主义，不用或少用外来干部，后来这个问题反映到中央，中央派人进行调查后，发现情况确实如此，对此现象进行了严厉批评和处理。先念同志胸怀宽广，不搞这一套。体学同志当组织部长时，是认真领会、贯彻了先念同志的这一主张的。

“至于第三个问题，他会不会抓经济？依我看，他会抓，而且还抓得井井有条，抓得极有成效。年少的时候，他仅在学堂里上过一年半学，文化底子差，这是事实。参加红军后，他给高敬亭当勤务兵，白天捧茶壶，夜里倒尿壶，可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没有放松学习文化。对对经济工作，他就是通过不断学习，最终让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的。体学同志记忆力好，凡事装在脑子里，用起来如数家珍，勤奋好学更让他如虎添翼。有一年，他在北京听毛主席讲‘深挖洞，广积粮’，为弄清这个典故的来历，他要我帮助查找历史史实，直到弄清楚了为止。他十分珍惜时间，恨不能一天当两天、三天用。如厕坐马桶时，他的前面总是摆个小桌子，还看文件、批文件。他接受新事物快，赵辛初同志说，体学同志一点就懂，一拨就动。先念同志说，体学好学、肯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有一年，湖北大旱，他跑到北京来向我汇报，要拨款，我对他说，你去江苏考察吧，他去看了江都大排灌站，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用意。他回湖北后，很快在樊口、南漳、荆门等地建起大排灌站，把人家好的做法立马学到手了。

“他当省长后，为抓粮食、棉花生产，不断地要求全省学习新技术，推广新品种，实行科学种田。水稻一季改两季，棉花高秆改矮秆，油菜中稻连作等，都是在他手上推行开来的。他还积极扩大化肥生产，一次性引进了30 套化肥生产线，让全省大多数县市有了化肥厂，为增加粮棉生产提供了保证。

“他抓交通，向广东学习公路修筑技术；抓绿化，向南京学习城市绿化工作经验，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

“他抓水利事业，可以说倾尽毕生的心力。白莲河、陆水湖、漳河、丹江口等水利工程建设，哪一处少了他的身影？因为他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它对农村手工业、城市商业和工业也极为重视，正是在他和以王任重同志为首的省委一班人的正确领导下，所以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湖北省每年的经济总量都居于全国的前三名，成了别人学习追赶的对象，你能说作为省长的体学同志不懂经济吗？

后来有人真的指责体学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王任重同志说：张体学同志是实干家，我是甩手掌柜，我尊重他的意见。工作中的大政方针是省委定的，体学同志的有些观点和不同意见，都跟我说了，他不是机会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如果有机会主义，那第一个应该是我。由此可见这两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沉思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体学同志一生保持艰苦朴素作风，律己严格。他外出调研时，从不准超标准接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次他到阳新富池水库去调研。富池水库建设总指挥长姚广顺招待他时，杀了猪，超过了标准，体学发了脾气，坚持要付钱。因随行的人带的钱不够，那头猪的钱都由他交了。他第二次到富池水库的时候，就开玩笑说：“你们每个人都要交钱哈，是我吃的我交，不是我吃的就不能由我交，害得我上次把一个月的工资都交了，划不来！”

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可有时候批评起人来很严厉。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同志都说他口恶心善，没什么坏心眼，对人坦荡。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尤其是长辈十分敬重，对烈士遗属特别关照。董老每次到湖北来，喜欢吃绿豆粑、臭豆腐，他都让人尽力满足。有一次董老走时，他还让带了些回去。结果，事情一过，忘了付钱，这笔账没办法报销，他还被人告了，作了检讨。

他自己呢，对工作非常勤勉，睡得少，起得早，吃得差，从没出过国，没吃过海鲜，最好就是喝鸡汤、吃糍粑，过年吃点腊肉。为思考问题，他大量抽烟，一天三四包烟，这种生活习惯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以上是我记录整理的漆林同志对《张体学传》写作的要求和提供的资料。可喜的是，他提出的这些要求现已贯彻于传记写作之中，他提供的这些资料也已运用于传记写作，只是令人十分痛心、遗憾的是，2018 年9 月，这位可亲可敬的 老领导永远离开了我们，也永远见不到《张体学传》的问世了。写作此文，也算是表达对他深深的敬意和怀念吧！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