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厂挑战明朝文官政治

成化十三年五月，西厂成了众矢之的。文官集团、内朝的宦官以及普通老百姓对汪直及西厂的所作所为都极为不满。汪直引起了公愤，首先便是民愤。西厂的任务就是打听各种的小道消息，“广刺阴事，诸司政无大小，虽琐至俚谚，悉采以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所涉事情太多太碎。《明史·汪直传》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詈鸡狗琐事，辄置重法，人情大扰。”汪直西厂的特务遍布全国，四处打探各种消息。民间稍有风吹草动，即使是一般的打架斗殴的琐碎小事，西厂也往往要参与，而一旦西厂插手，相关人等所受的处罚便极重。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法律制度已经无效，而代之以完全的特务恐怖统治了。而且，鉴于之前的李子龙事件，西厂的校尉们对于妖书、妖言特别敏感，而这类案件的侦办往往能得到厚赏。在丰厚的奖励的刺激下，一些品德败坏的人于是往往先制造一些荒诞不经的“妖书”，使之流传，让无知的百姓传阅，再请西厂校尉加以缉捕，对那些卷入妖书案中的普通百姓施以重刑，一时“冤死相属”。为遏止这种借妖书妖言案来害人整人的风气，时任左都御史的李宾向皇帝上奏，请求今后“妄报妖言者坐斩”，企图用法律手段来约束特务的行为，但效果如何并不可知。但是，西厂引起人心的动荡与不安，却是真实的，一时间“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殆非虚语。朱见深通过汪直来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看起来事无巨细都能通过西厂的人获知，从而能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但是，朱见深的安全感却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之上，其实最终会损害其统治基础，正所谓“修德而民自化，法急而民愈乱”。因此，增设西厂所带来的景象，不是政治发展而是政治倒退。

文官集团对于汪直的反抗则源于多方面的情感。

其一，汪直的西厂完全不遵循制度与惯例，其对于官吏的侦伺令每一个官员都有朝不保夕之感，从而滋生出恐惧感。商辂的《修政弭灾疏》对当时这种朝不保夕的恐惧感有深刻的描摹：“皇上临御以来……海内晏然，……实由皇上宽仁大度，省刑薄敛，慈仁爱人之心感孚于上下也。夫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官校提拿职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汹汹，各怀疑惧。内外文武重臣，托之为肱肱心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资之以建政立事者也，举皆不安于职。”商辂的言论虽然挺像儒家仁政的老套路，但其实也深刻地指出了朱见深这种特务统治的危害性：一个“宽仁大度”的皇帝所营造的是“海内晏然”的局面，而皇帝如果着意要去“伺查”底下官员，带来的将是整个文官集团从高官到庶僚的普遍的不安全感，进而会影响他们履职的忠诚度而变得行事犹疑起来。

其二，汪直的行事跋扈与待人傲慢，也可能激怒了一些高级官员，从而使他们完全站到他的对立面。汪直跋扈到什么地步呢？除皇帝之外，汪直什么人都可以不放在眼里，每次出行，“公卿皆避道”。都御史王越最早向汪直表忠心，每见汪直都是跪拜膝行。吏部尚书尹旻托王越介绍去见汪直，也是带头下跪的。但是，年轻气盛的汪直同样在官场上也树敌太多。商辂在杨晔一案中几乎被西厂罗织到案中，其对于西厂之愤慨之情自不待言。另一位高级文官、时任兵部尚书的项忠也是汪直的对头。嘉兴人项忠是正统七年（1442）的进士，历任京官和地方督抚，于成化初年相继平定陕西叛乱、招抚荆襄流民，成化八年（1472）召回北京管都察院事，两年后出任刑部尚书，转兵部尚书，是一个文武全才。这样的一位功绩显赫的正二品官员，在路上遇见汪直没有及时行礼避让，等醒过神来再追上去向汪直赔罪，汪直已经不领情了，并从此记恨项忠，找各种机会羞辱他。《明史·项忠传》中说：“汪直开西厂，恣横，忠屡遭侮不能堪。”情急下，项忠也觉得应该先下手为强，在商辂上书攻击西厂的次日，领衔联合六部尚书合疏弹劾汪直及其西厂。(www.xing528.com)

其三，对于众多文官而言，西厂作为一个新机构却享有不受控制的大权，实际上挑战了已然运转了一百余年的政治规则。朱元璋是以彼此制衡的原则来构建其政府的，政府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享有超越所有其他机构的权力。朱棣创建的内阁虽然一步步发展成为拥有丞相的权力，但归根结底它仍然是皇帝的秘书机构，除了直接受制于皇帝外，还间接地受到司礼监和六科的制衡。朱棣创建的由宦官管理的东厂，是祖制中所没有的，但其侦察的范围还是限制在缉查大奸大逆，而且自创立伊始到宪宗的成化年间其实并不那么张扬跋扈。但是西厂这个新机构以“承密旨”的借口，不仅干涉重大政治，而且干涉社会的方方面面，引起人们的紧张。官员们不由要想，难道我们在一个承平之世还要接受这么一个强力机构的监管吗？如果西厂事事插手，政府之前的职能从哪里得到体现呢？这种维护正常的政府机构的愿望非常强烈，而且应该说得到大多数文官的赞同。晚明的黄景昉对当时内阁大学士们群起而攻汪直感到不解。他说，商辂攻汪直时，刘珝奋泣，而万安、刘吉等人也相继有言，这些邪佞之人竟然有这样的“侃侃正论”，难道是故作门面吗？黄景昉或许没有理解，文官集团的集体对抗汪直，是因为他们集体感受到了威胁。据说，内阁论罢西厂时，左都御史遇大学士刘吉和刘珝于朝，对他们说：“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不能去。商、万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惮。二公入阁几日，何以为此？”刘珝回答说：“吾辈所言，非为身谋。使（汪）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为？”凡事有汪直则可，那还要我们公卿大臣做什么？这可谓一语道破了整个文官集团集体对抗汪直的初衷了。清初学者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汪直用事》一篇的末尾感叹汪直的用事，是“国制乱矣”，也是看到了西厂于政治制度上的反常之处。

内阁大学士商辂不愧为当初三元及第的优秀人才，政治经验丰富，深知难以一时让朱见深弃绝汪直，故其攻击主要还是针对西厂这一机构与汪直的心腹韦瑛、王英等人，而对汪直反而说了不少的公道话，强调汪直是被韦瑛等人误导：“陛下委听断于汪直之一人，而汪直者转寄耳目于群小”，“汪直年幼，未谙世事，止凭韦瑛等主使”。实际上对商辂等人而言，只要废黜西厂，把相关人员遣散，汪直回归御马监，即便仍得到皇帝的宠信，还能有多大的害处呢？这个斗争策略是明智的。商辂上疏不久，朱见深便很震怒，派出司礼监太监怀恩到内阁诘责，并且传皇帝的话说：“用一内竖，焉得便系国家安危？谁主此奏者？”要求将主使之人供出。商辂回答说：“朝臣不论大小，有罪都要请旨收问，而汪直却擅捕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国家在北边的军事重镇，其守备官员职责颇重，而汪直一天之内抓捕守备数人；南京是根本重地，而汪直敢于轻易地收捕南京留守大臣；皇帝身边的近侍，汪直也动辄更换。因此，汪直不罢黜，国家安得不危？”商辂还说，若要问主使之人是谁，“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无有先后”。同在内阁的万安、刘珝、刘吉等人也慷慨陈词。商辂对同僚们说：“诸公为国如此，辂复何忧！”怀恩回奏。次日，兵部尚书项忠纠集九卿一道弹劾汪直的奏疏也上来了。面对从内阁大学士到九卿的一致公愤，朱见深知道汪直犯了众怒，非罢黜不可，于是命怀恩将汪直所犯过错告知汪直并责备他，让他回御马监办事，同时将汪直手下的韦瑛等人发配到宣府，西厂中的办事校尉也都散归锦衣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