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儒李纯甫四书学析论—以《鸣道集说》为中心

□仝广秀

摘要：作为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一直被目为“异端”，学界多强调其佛教本位。事实上李纯甫继承了北宋道学的思想传统，对南宋理学也有所吸收，所撰《鸣道集说》对宋儒进行了义理层面的全面审视，其对佛学的牵引意在为理学开拓更大的意义空间。从南学北传的历史状况和《鸣道集说》对朱熹的商榷可看出，李纯甫对朱子四书学及其范式有充分了解和接受，不仅将《四书》视为连贯的有机整体，还对“道统”与“心学”这两大基本问题进行了独到诠解。李纯甫建构了老庄、孔孟两个传道系统，分别代表方外与方内的向度，共同指向道术未裂时的整全之道，体现了内圣外王的统一。道统以圣人治世心法为内容，道与心混然一体，使得“心”具备了认知与本体的双重含义，同时包含了面向政教秩序的实践属性。李纯甫四书学立足于理学话语内部，既体现了金源儒学的独特面貌，也有助于将宋金儒学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单元。

关键词：李纯甫；《鸣道集说》；朱熹；四书学；道统；心学

作者简介：仝广秀，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李纯甫（1177—1223）系金代儒学代表人物，与赵秉文、王若虚并称为金代三大儒，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研究价值。学界对于李纯甫已有一定研究积累，^[1]多从宏观着眼，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特征，并着意突出其汇通三教、以佛证儒的倾向，“三教合一”遂成李纯甫的典型标签。李纯甫于佛道修养深湛，自称“吾所学者，净名、庄周”，^[2]“净名”即“维摩诘”的华译，通常指代大乘佛教；全祖望遂称其“溺于异端，敢为无忌惮之言，尽取涑水以来大儒之书，恣其狂舌，可为齿冷”。^[3]一直以来，对李纯甫的评价基本不脱“异端”论调，强调其以佛为主、援佛释儒的一面。^[4]

这一判断固然属实，却不免笼统含混、大而化之，既容易遮蔽李纯甫思想的复杂性，也容易掩盖其在儒学史上的特殊性。纯甫对宋儒有密切关注和系统回应，所著《鸣道集说》^[5]囊括周敦颐、二程直至张栻、朱熹等大儒作为对话者，进行了义理层面的精微辨析，堪称对宋代理学的全面审视。尽管身在北地，李纯甫的回应却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深深扎根于理学自身的话语体系当中，体现的是理学内部的论争；尽管大量牵引佛学来诠解儒家经典，其用意却并非对儒学的颠覆，而是试图为理学开拓更大的意义空间。就此而言，李纯甫绝非徒然“恣其狂舌”的破坏者，毋宁是一位积极发抉儒家义理的建构者——从《鸣道集说》的文本中也可看出，纯甫对宋儒并非只有针砭和批判，也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认同并予以补充和发挥。(www.xing528.com)

在金代后期南学北传的力度逐渐加大之时，^[6]金源儒学一方面继承了北宋道学的遗产并有所发扬；另一方面又在南宋理学的刺激下面临着新的问题。因此，从李纯甫对宋儒的回应，尤其是对“乾淳诸老”的回应中，颇能反映出金源儒学的自身特色及其与宋代理学的关系。而这一工作的首要步骤，无疑是避免加诸李纯甫的刻板印象，将其放置在理学演进的整体脉络中予以考察，凸显其儒者面相。

本文之所以选择李纯甫的四书学作为切入点，原因有二：

一、《四书》是理学的核心文本与经典系统，对北宋道学的兴起和南宋理学的成熟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绍承北宋的金源儒学同样奉《四书》为经典，李纯甫亦将《四书》视为基础文献与思想来源。《四书》犹如一座思想矿藏，为南北儒者所分享，依照不同的路径熔冶出各具特色的义理形态，李纯甫即为典型个案。由四书学入手进行考察，不仅能直观地呈现李纯甫与宋儒的异同，反映金源理学的特质，更有助于将宋金理学统合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单元，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实现理学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之统一。

二、经由朱熹的统整和奠基，四书学定于一尊，成为理学的主流形态，这固然是对宋代理学的集其大成，确立了洛学的正统地位，却也在客观上令理学的其他流派趋于湮没；而比朱熹晚一辈、对其著述和学说有充分了解的李纯甫，却更多地在承袭北宋道学的基础上，对四书学作了别开生面的建构。李纯甫的四书学在展示自身独特面貌的同时，也反映了朱子学之外的理学如何具备其他可能，体现了《四书》义理的丰富性与开放性，对当下有关理学之现代转型的思考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