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的源起：断裂与熵增-艺术理论中的交叉学科视角

图2　《数字电视晚餐》

若要讨论故障及故障艺术，就无法绕过《数字电视晚餐》（Digital TV Dinner，图2）这部作品。回顾20世纪50年代，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制作的电视机维修手册中指出的技术故障，如电子振荡的图案、伽马范围的变化、信号噪声的影响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逐渐开始在录像和数字成像的一般历史中占有一种主导地位。艺术家们这种对技术故障迎合与接纳，也揭示了一种后数字时代的态度，就是并不认为“故障”“失控”是必然消极的——接纳数字的一切，即便是它的“错误”。技术发展对艺术观念的推进也直接导致了故障作为一种艺术实践，开始首先出现在特定的实验作品当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故障”最初被用来描述试验性的、电子噪声的音乐类型，被称为“毛刺音乐”或“故障音乐”（glitch music）。不久之后，故障被用来描述出现在录像、图像、视频游戏、音乐和其他艺术实践中的特定类型——它们都以数码的混乱和失误为代表。《数字电视晚餐》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它是特定技术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短片最特别的正是它的制作方式。巴利阿斯特拉（Bally Astrocade）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途（Midway）游戏公司研发的家用电脑游戏机，属于卡带游戏机，它可以连接到电视机上，使其输出信号可以用录像机VTR随时录制。而当时所有的竞品都必须先关机才能更换卡带，所以一个标准的视频制式从游戏机中输出是非比寻常的，不像当前数字转换没有任何困难。它的作者杰米·芬顿（Jamie Fenton）同时也是该公司的程序人员曾说道：

阿斯特拉有两个独特的方面，使《数字电视晚餐》成为可能。第一，视频是合法的NTSC制式，所以可以录制。其他的游戏机都不是这样的。第二，正如你所注意到的，你可以在开着电源的情况下更换卡带。而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是先关机再换磁带。^[10]

纵观20世纪70年代踊跃而出的计算机游戏系统，几乎都是将每一帧视频的图形分成完全不同的区域进行数据处理，如果没有专门的硬件（比如“时基校正器”）来修复这些非标准制式视频信号中存在的内在问题，就很难将它们录制到磁带上，也就不能在其他的条件下播放。阿斯特拉游戏机使用标准的NTSC视频作为输出，这意味着它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它的数字输出可以作为视频艺术记录和呈现。该作品同时被收录在一个叫作“电子可视化项目#3”（“Electronic Visualization Event #3”）中，是由当时的芝加哥艺术家丹·桑丁（Dan Sandin）和汤姆·德范提（Tom De Fanti）组织的，他们特别关注计算机成像与视频艺术交叉领域的探索和发展。该项目中的一些作品也采用了其他数字信号处理的手段，利用了桑丁发明的一个图像处理器来进行创作，但《数字电视晚餐》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不是通过专门编写程序来生成图像的视频，这是一次对技术失误的利用。视频中出现的图像不是设计好的。相反，它是游戏卡带过早地从游戏机上取下时，处理器内存出现故障而自发出现的。这些图像是正在运行的程序人为中断后，数字处理器意外故障的结果。它利用的是所有数字系统中都存在的潜在的机械性功能错误。

实际上，数字化的过程是一个“负熵”的过程，其中一切的符号交换和代码编程无不向着有序化、组织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而故障艺术断裂则再表现了“熵增”的趋势，面向的是无序与解放，在产生约束作用的能量减弱和丧失之后自发地产生、运动。比尔·莫里森（Bill Morrison）的长片《衰变幻想曲》（Decasia，图3），由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组成，也同样属于故障艺术的范畴。胶片的衰变不是人为的，是时间让它产生了“故障”或损坏，画面是由衰变的和正在衰变的动态影像的胶片组成。其中的故障不仅仅是划痕或污垢，也是属于人类时间的断裂，是人类创造的影像整体性的断裂，有些镜头具有一种历史感，涉及世界各地的场景，它展示了人类曾经集体的活动的影像正在经受何种形式的解构。迈克尔·贝当古分析将其形容为一部恐怖片，认为它所呈现的恐怖是时间对人们所创造的事物的毁灭，它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这些老电影的衰变过程，更在于这种破坏并没有被（安全地）包裹在艺术作品中，而延展到了观众所生活的真实世界，观众在面对这种悚然的真实会觉得无路可退，他说：(www.xing528.com)

它唤起了来自十九世纪的恐怖感，让我们意识到了什么是“熵”，即万物都会趋向于最低能量的状态发展：所有事物都会分崩离析。中心无法维持，世界将终结，让我们思考人类到底是多么的渺小，我们如何在一个非人道的、异化的宇宙中。存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将归于尘埃。这种恐怖是《衰变幻想曲》的根本核心。^[11]

图3　《衰变幻想曲》

即便如此，人类作为负熵前行的一种生命体依然没有停止追寻，围绕着人类本身就是一股聚合的能量。1943年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在他的著作《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中提出了“生命以负熵（Negentropie）为食”的观念^[12]，他认为这是生命的本质，我们为了生存吸取更高的能量、与无序斗争，但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熵”增加。近年来，斯蒂格勒将这一观念挪用到自己技术哲学的语境中讨论，“如果负熵是生命体有机器官做功抵抗熵增的本质，那么，超出了一般机体存在的人的生命存在中的负熵则是在有机体器官的功用之外由外在化的技术（人造器官）实现的”^[13]。人类因为拥有技术而完整，技术体现了人类外在化的义肢性（prothèse），两者在能量的方向上是统一的，都是“负熵”的。我们更加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断裂与“熵增”，是一种恒定的存在。技术故障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因素，被包含在任何数字系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