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源起与理论概述

（一）社会学学科的源起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其产生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与剧烈的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运行状态失调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8世纪末到19世纪，欧洲社会先后经历了两次广泛而深刻的大革命：第一次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政治思想大革命；第二次是起源于英国并扩展到欧洲和美国的工业革命，它们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根本性转型。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突飞猛进，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与冲突也在持续地扩大和激化。对此，原有的方法和理论体系无法做出满意的回答，于是社会学作为一门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独立的新学科应运而生。

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在《实证哲学教程》第4卷中正式确立了“社会学”一词。他是第一个把社会学作为一门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实证方法，并试图把社会学理论系统化的人。19世纪末期，社会学开始蓬勃发展。1895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Durkheim）在波尔多大学创立了首个社会学系，并出版了影响后世的重要著作《社会学方法论》，明确了社会学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1896年，涂尔干又创办了《社会学年鉴》期刊，以刊登传播他与学生的研究成果。涂尔干出版了大量社会学研究专著，为社会学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为确立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社会学的学术地位迅速提升，欧美各地的大学相继成立社会学部，社会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学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独立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而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具体化和专门化。1945年以后，西方社会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当代社会学呈现出理论多元化，学派林立，观点纷呈，同时，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渗透加强，社会学学科分类也在日益增多，如体育社会学即是其中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量化研究方法。随着数理统计在量化研究中更加广泛地运用，如今的量化技术已不再是依靠初等统计技术和简单的计算机程序进行有限变量之间关系的简单描述，而是重在揭示复杂社会关系并提出预测方程，精确性已成为共同的追求目标。但是，过分依赖定量方法，反而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偏离社会事实本身，且过于追求精确性往往妨碍了大理论的建立，因而质性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的重视。同时，质性研究呈现出愈发明显的范式化倾向，这体现了不断提高的社会学科学化程度的诉求。质性研究现在已经拥有了并不逊色于量化研究的完整程序。

（二）社会学的理论派系

虽然社会学家在研究中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在试图理解社会如何运转、人的社会化、社会互动等问题上，不同的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有着不同的假设，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范式限定了社会学家寻求解释社会与社会行为的方式。在当代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进化理论、批判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和结构理论。

1.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并具备一些基本需求的系统。以这一认识为基点，功能主义理论发展出了一种研究复杂社会系统的途径。拥有一定特定结构的社会的每一部分都被看作具有某种“功能”，或是对某个基本需求的满足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通过发现子系统是如何实施其影响力，就能解释该系统的存在与运行。

功能主义是社会学的第一种成熟理论，也是直至20世纪70年代最为重要的理论方向。其开创者是奥古斯特·孔德。孔德通过考察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的相似之处，把社会学分成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其中社会静力学从静止的状态去研究社会，探索一般的社会关系、秩序、结构及其性质；社会动力学则在静力学的基础上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速度、方向和规律。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将有机体论进一步发展，他在《社会学原理》中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了系统比较后指出：社会是一个体系，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构成的紧密整体；这个体系只能从其结构运转的意义上去理解；体系要存在下去，它的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以及英国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思想。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分析功能主义在1945年后至1960年的社会学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对其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学等也有广泛影响。帕森斯从功能分化的角度，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成一种庞大的旨在解释一切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社会系统中的4个子系统分别对应4项基本功能：即“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体系统”执行目标达成的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的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护功能。帕森斯特别强调秩序、行动和共同价值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研究社会结构就是研究秩序的问题，也会涉及秩序中的人的行为，而研究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又脱离不了行动者思想情感的规范问题。帕森斯对秩序问题的分析，着眼点是社会—互动的稳定模式。为解释这一稳定模式，他采用“地位—角色”作为最基本的分析模式，当人们被置于限制自己的角色位置时，社会结构最稳定，社会秩序最能维持。

帕森斯始终认为，社会系统中的4个子系统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功能，其关键在于社会拥有将其成员整合在一起的共同价值体系，因为共同价值体系不仅能形成外部压力，规范人类行为，而且能通过价值内化，融进行动者的人格结构，成为个体的内在需求，调节行动者的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社会学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功能主义理论。新功能主义试图接纳或综合不同的观点，以克服传统功能主义的弱点，以提高它的解释力。如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跳出了传统的系统论观点和社会结构理论的圈子，试图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他提出了“一般社会系统理论”，以关注社会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降低系统环境复杂性的机制。^[30]新功能主义另一代表人物杰佛里·亚历山大（Jeffery C.Alexander）指出，新功能主义集中关注系统，将其视为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整体，且各个部分的行动相互影响；它同时关注行动和结构，既关注条件状况与手段，也关注表现状况与目标。^[31]

新功能主义理论另一代表性思想家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在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展开研究后，提出了“溢出”的概念，认为某个部门一体化合作的积极经验将会导致更多部门的一体化合作，因而创造出一种积极的一体化循环。

作为对新功能主义的修正和调整，着重解释新功能主义提出的溢出概念的有效性问题。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在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外界环境的压力和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会引起参与者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采取未曾预料的行为。参与者遭受的挫折和对合作结果的不满可能导致它们寻求其他方式来实现先前的目标，甚至促使行为者针对区域决策的层次和范围来修改它们相应的战略，这样就会出现与“溢出”相反的“回溢”现象。施密特指出，除非在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过程中，那些原先未曾预计的内在结果和外在压力能够不断被新的机制所克服，行为者才可能继续扩大合作的范围，而不是选择退缩。

在一体化的选择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压力是阻止回溢现象出现的一种重要因素，因为在各国家的合作过程中，处于一体化内部的国家行为体将发现，它们被迫采取共同政策去应对那些未参与这一过程的外部行为者。从客观上来说，如果这些参与一体化的国家共同选择合作的方式来应付外界的压力，外部环境的影响作用就会不断减少。这样，一体化内部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决心就会增加，而这个过程将有可能不断上升为一种更高等级的循环。总之，功能主义理论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断提升社会学的观察力度和解释力度。

2.冲突理论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学术界对功能主义的批评，社会冲突理论作为对功能主义的反思和对立的理论范式走上了社会学舞台，并一度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体系内每一种成分、每一个部门都是彼此关联的，在社会系统运转时，由于各个部门对社会系统的整合与适应程度不一致，会导致不同部门操作及运行方式和过程不协调，造成社会系统运行出现紧张、失调和利益冲突现象。冲突理论认为，竞争、冲突和征服产生社会阶层，并因此阻碍社会和个人的功能。冲突理论主要有以下不同观点：

（1）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固有的利益冲突，当被意识到他们在资源再分配中的利益并寻求降低不平等性时，就会质疑掌握优势资源的合法性。

（2）冲突的发生高度依赖能够把被统治者动员起来的魅力型领袖，但魅力型领袖是否出现，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旦魅力型领袖出现并挑战传统权威，把较低社会等级的人们因缺失获得财富、声望的权利与机会而导致的不满激发出来，冲突与结构性变迁就可能发生。

（3）权力、财富与声望分布的变化，以及一种资源的拥有者掌握其他资源的程度是造成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不仅分析了社会内部冲突的过程，还验证了关于社会间冲突的理论。

（4）在高度相互依赖性的体系中，激烈程度较低但频率较高的冲突，不必然激化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变迁。这些冲突反而释放了紧张并变得正常，从而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3.进化理论

早期社会学家在进化论的框架下发展他们的观点。他们都假定社会是分阶段前进的，且大多数认为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人类的重大进步。进化阶段论和竞争、自然选择概念相结合，产生了社会学中的生态理论。

生态理论强调人类对资源的竞争带来了不断增强的专业化。第一，基于生态学的进化理论强调的是社会行动者之间为了有限的资源而展开的竞争过程；第二，进化理论则基于基因学，强调基因选择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本性的影响；第三，进化论的功能主义，强调人类社会的长期趋势是朝向愈加复杂和分化的方向发展的。

20世纪上半叶，生态理论趋于微观化，如阿莫斯·霍利（Amos H.Hawley）就曾致力于发展微观生态学理论，但是他后来又将生态学理论重新引回宏观层面，且以创造性的方法进行了扩展，并因此超越了早期斯宾塞和涂尔干的论述。霍利的生态学理论最有意思的是与增长和进化有关的部分。霍利相信已扩展的知识基础必定来自一般的环境。当新知识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提高生产力而提高了通信和运输技术水平时，便会引起增长和变迁。在霍利的因果动力模型中，流动成本是关键的变量。当时间、能量、金钱、物资等成本达到最大时，就会对社会系统的规模（人口数量、疆域范围、生产力水平和复杂水平）进行限制；反之，疆域和人口数量的扩张和增长将会使流动成本不断提高。最终，这些成本会达到再也不能继续增长和扩张其疆域的临界值，除非发明了新的减少成本的通信和运输技术。(www.xing528.com)

20世纪末期，进化论社会学发展为以下四个独特而又有所重叠的理论支系。

（1）社会生物学框架下的理论。范登伯格（Vanden Berghe）是一直用生物学视角研究人类事物的、最多产的提倡者之一。他强调基因、文化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个体被视为“自私的最大化者”。为达成最大化的目标，个体会运用不同的再生产策略。在人类社会中，这些再生产策略大部分是不同文化适应特定环境条件的结果。

（2）社会形态的跨物种比较理论。理查德·麦克海勒克（Richard Machalek）把现代进化论应用于传统的社会问题。他强调真正的比较社会学或跨物种的比较方法，寻求社会性的基础和发展，而不管是从人类还是非人类中发现的。麦克海勒克通过证明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体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以获得关于物种组织特征形成的信息，从而增加对社会适应价值的理解。例如，在蚂蚁社会里，蚂蚁的社会类型或等级是一种职业性的区分。任务的专业化（如收集食物、养育与照顾、筑巢、防御等）导致了蚂蚁社会复杂的劳动分工。麦克海勒克强调，有选择地观察社会性物种，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系统的自发属性、适应价值和产生特定社会形式的过程，以及多物种应对共同问题的设计特征。

（3）把生物学观念引入进化阶段模型的理论。格哈德·伦斯基（Gerhard Lenski）、帕特里克·诺兰（Patrick Nolan）、让·伦斯基（Jean Lenski）把生物学理论引入社会发展阶段模型，力图总结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而说明，人类社会是世界的一部分，并受到生物物理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选择压力，人类和任何其他动物一样受其基因遗传的影响，并且只有人类才是其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或是信息编码的创造者。正是这些信息编码和文化指导了社会的行为和组织。

（4）关于人类生物本性的理论。近年来，A.马里安斯基（A. Maryanski）与合作者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通过采用生物遗传分类学分析技术，检验了现代猿类的社会关系数据。依据这些数据，证明了从一个实体的有限群体可以看出在关系模型里是否有结构的调节。

4.交换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文化人类学的交换理论都对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产生了影响，不过，其影响是经过行为主义这一心理学的分支对其假设和概念做了重大修改后才发挥出来的。

乔治·卡斯帕·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在反对列维·施特劳斯对交表婚姻模式的结构主义分析时，第一次提出了行为主义交换论思想。交换理论强调面对面互动，主要关注个体之间有限而直接的交换，并且认识到个体的行为创造并维持了社会结构。通过把人类行为当作是互动中彼此进行酬赏（或惩罚）的交换概念化，霍曼斯以新的形式吸收了经济学的首要原理，即人类理性地盘算着市场行为的长远后果，以求在交易中得到最大化的物质利益。

在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论出现几年之后，另一位社会学理论家彼得·布劳（Peter M.Blau）研究了交换理论。布劳认为，报酬的频率及价值提高了行动发生的可能性^[32]；当交换发生后，就会出现“基本的而且是普遍存在的互惠规范”来规范以后的交换行为，一旦违反规范，就会造成社会不满并受到惩罚。布劳认识到，人们对特定交换关系带来的报酬建立期待，而且这种期待是由公平交换规范所制约的，违背公平交换规范会引发被剥夺者的攻击性行为。

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均衡和稳定有可能造成其他必要交换关系中的不均衡和紧张，因而布劳指出，人们在应付各种必须维持的交换关系时，为了消除其他交换关系中的紧张而不得不牺牲一些稳定与均衡。然而，布劳发现宏观结构间的交换过程与微观结构间的交换相比存在一些差异。在宏观结构间的复杂交换中，“共享价值观”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共享价值观为宏观结构间的间接交换提供了有效的媒介。同时，宏观结构间的交换关系被制度化了。尽管自发性的交换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但通常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确定的秩序会制约集体单位之间吸引、竞争、分化、整合甚至对立的基本交换过程。

另外，由于宏观结构自身是基本交换过程的产物，分析宏观结构就需要对多个社会组织层次展开分析。布劳还敏锐地认识到交换理论与冲突理论的异曲同工之处。交换过程不仅产生了制度化的模式，而且产生了反对这种模式的力量，而这是由于交换产生了权力上的不均衡。不过，其后的理论家们并没有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而是关注于他的网络理论或更纯粹的经济学方法。

为了测定构成行动者之间联结模式的网络是如何影响权力分配、权力运用和平衡，同时又是如何被后者所影响，早期交换理论关注的问题是在给定价值观与偏好的情况下，行动者为何要加入交换关系，而爱默森与之不同，他聚焦于现存交换关系以及交换关系中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在交换关系中，由于存在较高的总权力或平均权力，行动者之间都可能拥有对他人的绝对权力，进而提高结构整合度。而当一个行动者相对于其他行动者而言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他就会借此从其交换对象中剥夺额外的资源或者降低其从交换对象中获取资源的成本。这种关系就是权力的不平衡。不平衡的权力运用会激活“平衡运作机制”，用以平衡交换关系，进而达到某种均衡。

斯密发现了自由市场的基本供求规律，行动者在其法则中被概念化为理性人并寻求效用或利润最大化。但是，个人主义的、理性的、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者的模型如何说明使整个社会整合在一起的力量。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的群体团结理论接受了社会学因怀疑效用主义而提出的这一理论挑战。

5.互动理论

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微观层次的社会现象。他们发现，社会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由个体的行为和互动所构成并保持的，于是，他们转而致力于探索人际互动的基本过程。其中，为此做出巨大的开创性贡献的是哲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米德把詹姆斯、库利和杜威的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的概念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米德相信，社会表征着那些协作活动业已构成的模式，而这些模式由行动者内心或他们之间的象征性互动所保持和改变。不论是社会的维持还是社会的变迁，都是通过心智和自我概念表征的过程来实现的。然而，米德并未令人满意地解决社会结构的参与同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理论家们开始将目光集中于“角色”这一概念，于是，从把个体视为在社会位置网中扮演着与某一位置相联系的角色的观点出发，深入探索社会结构和个体如何在其中运作，并最终成就了角色理论。

到20世纪末，互动理论已经分离出许多不同的发展方向，其中的两极即是芝加哥学派和爱荷华学派。他们的理论有趋同之处，如认为社会有赖于人们情境定义的能力，尤其是把自身看作情境中客体的能力。而社会之所以存在，不仅仅因为人类具有思考和界定的能力，也因为其有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估的能力。但这两派之间的争论也较为激烈。总体来讲，与芝加哥学派相比，爱荷华学派更加强调位置和角色的社会结构及其对个体的限制。

在整个互动理论的进程中，解释面对面关系的核心概念都是“自我”，于是，发展更为精确的自我理论就成了许多互动理论努力推进的主要方向，个体基于某一身份的责任担当越多，这一身份在显要序列中的地位就越高。一旦身份在显要序列中的位置较高，人们就会倾向于将维持这些身份的情境当作机遇，并在角色丛中扮演这一身份，而且他们还会积极地搜寻出使他们能运用这一身份的条件。

随着人们对这些身份在显要序列中的提升，他们会通过更广泛的文化定义和规范期望来评估自己的角色。麦考尔和西蒙斯则强调，角色是当个体寻求实现多种多样的计划和目标时，分门别类地临时准备。每一个个体都在互动中谋求通过角色履行，将自己的身份地位置于显著性层级中位置比较高的地方，并寻求身份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个体都不断理解他人的姿态，以便确认显著性层级中位置的高低，以及他人的角色履行是否值得角色支持和其他报酬。与其他身份理论不同的是，伯克并不强调显要性或显著性序列，而是更加关注在某一情境下身份是如何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得到维持的。探究个体在某一情境下扮演角色时，伯克认识到，当意识到身份标准时，个体将会有更加积极的情感经历，他们后续的行为输出也将围绕对他们的承诺展开；当来自他人的投入表明身份标准未被贯彻时，人们就会经历消极的情感过程，下一轮的行为输入就会试图改变他们的反应以迎合角色身份。

拉尔夫·特纳（Ralph H. Turner）用米德的角色领会概念来描述社会行动的本质，并对米德的概念做了科学概括。特纳指出，互动是角色领会和角色扮演过程的连接点。人们在互动过程中，更多的不是以是否服从社会结构中的规范和地位作为评价行为的标准，而是努力估量他人行为的一致性，以便分辨其背后的角色。

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是20世纪后半叶在互动过程领域里最具创造性的理论家。戈夫曼将面对面互动的分析定义为互动秩序，但与许多微观层次的理论家和研究者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通常所描述的互动秩序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而只是赞同互动秩序包含着明显的、显示其独特动态的真实领域。宏观现象约束着互动，有时甚至引导着互动的一般形式，但互动自身的内在动力并不必然与这些结构参数形成对应关系。戈夫曼通常用“专题”和“非专题”来指称两个基本的互动类型。专题互动在戈夫曼所谓的“际遇”里发生。为了维持其自身，际遇会在更广阔的社会世界（即社会互动发生的场所）与某个际遇之间建立保护屏障，而际遇的保护屏障由一系列规则所维护。这样，互动就被极为复杂的规则导引着。

6.结构理论

马克思理论中的结构成分、涂尔干的结构社会学、齐美尔的形式结构主义都对结构理论的兴起有所贡献，其中尤以涂尔干在早期的社会学中对结构理论的贡献最大。当涂尔干的功能主义从结构的物质观点转而偏向于心理视角时，形成了两支不同的人类学学派：一支以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另一支以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和纳德尔（S.F.Nadel）为代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综合了多种不同的理论传统而创建了一套相对正规且抽象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不相信有关社会行动、互动和组织的抽象法则，因而其“结构化理论”并非一系列命题。相反，吉登斯对“科学的”社会理论的批评表明，他的理论是一串敏感化的概念，并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其中关键概念是“结构化”，欲图沟通“结构二重性”，即行动者利用结构，并且在利用结构的特质时改变或再生产结构。因而，结构化的过程就需要对结构的性质、利用结构的行动者以及相互嵌套并生产出多种模式的人类组织方式进行概念化。

规则和资源是结构最为基础的特质，或者说它们建构了结构，同时又包括了结构性框架的结构性原则的组成部分；这些结构特征包含于互动系统的制度化之中，而互动系统由区域化的例行化的进程组织起来，这些进程又受到实践和话语意识的影响。行动者意识的驱动力是无意识动机，特别是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在时间的流逝中，人们以如此有序和可预知的态度延伸其互动，认识到他们需要别人的信任。由此，吉登斯将结构的规则、资源同行动者的无意识动机联系起来。

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所有社会现象深层和普遍的结构，严格且正统的结构主义理论在社会学中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几种更为折中的视角。在这些新的理论方向中，文化符号的结构不仅与个体的行为交互活动相关联，而且与行动所在的制度特征相关联。其中最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无疑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将其著作的特征概括为建构主义的结构论或结构主义的建构论。虽然布迪厄广泛涉猎了各种主题，但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还在于社会阶级以及与阶级相联系的文化形式。布迪厄强调资本有四种形式，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这些资本形式可以相互转化，但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实现。这四种类型的资本分化决定了社会系统中客观的阶级结构。整个阶级结构反映不同群体所占有的资本总量。对各个阶级和他们的集团而言，社会资本的总分布（如群体和组织成员关系、网络联系、社会关系等）会与其他形式的资本的总分布相对应。然而，特殊形式的群体、网络和社会联系可以反映某个阶级中一个特殊集团所占有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的特殊结构。布迪厄对社会学最独特的贡献是对阶级文化的细节性描述，即其所称的“惯习”。在某种意义上，惯习是那些居于同一位置人的“集体无意识”。布迪厄对惯习概念化中的结构主义层面并没有过多重视，但是结构主义中“作为符码的生成性结构法则系统”这一有用的成分被保留下来，并融合为围绕着“通过符号动员以形成意识形态而使一个阶级的地位与相应的生活方式和惯习得到合法化”而展开的阶级冲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