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决策的源起与发展

“循证决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或译为“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的概念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循证医学思潮，并迅速从发源地英国向整个西方世界传播，从医学领域向公共卫生、社会政策乃至整个公共政策领域传播（Van der Arend，2014）。本质上，循证决策就是要将决策置于客观证据之上，也即尽可能获得最佳证据形成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核心依据，以产生更好的决策（Davies，2015）。

公共政策学者如何将政策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效的决策？这一根本问题是公共政策学科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根基，相关讨论和研究也是循证决策思想形成的重要前提。可见，作为理论的循证决策蕴含的公共决策思想由来已久，基本上伴随政策科学的诞生而诞生。但循证决策的现代实践则起步较晚。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要促进“知识利用”，大量资助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以应对贫困问题，但此时“循证决策”的概念尚未形成（Weiss et al.，2008）。1999年，布莱尔带领新工党执政的英国政府公布了《政府现代化白皮书》（Modernizing Government），其中提到“本届政府对政策制定者有更多的期望。期望有更多的新思维，更主动地质疑传统的行为方式，更好地利用证据和研究的方法来制定政策，更多地专注于能产生长期影响的政策”，被视为循证决策实践的正式开端（马小亮等，2015；周志忍，2013）。2013年英国内阁办公室更是设立了“有效性网络”（What Works Networks），为政府决策提供证据支持。澳大利亚也于2007年开始大力推行循证决策。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一次面向高级公务员的讲话中指出“循证决策是改革政府的核心”（Rudd，2008）。2009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大范围推行循证决策，促使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服务项目，其中有6个大项目结合了循证评估的方法，包含近1000个子项目，共计花费近55亿美元；成立了“循证决策评议会”并积极推动检验政策效应因果关系的数据分析研究（Haskins et al.，2014）。随着全球治理的发展，循证决策的思想也正为日本、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所关注和接受，我国的卫生政策、科技政策等领域也能窥见循证决策的端倪，将证据转化为政策正逐渐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Tian et al.，2017）。

总的来说，循证决策的产生与发展是实践和理论双向驱动的：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问题的不断复杂化，公共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确实迫切需要丰富的数据、信息、证据以帮助有效克服决策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对研究成果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外部主体的参与式治理，是促进政府创新的实现路径（Giest，2017；Head，2013）；另一方面，随着政策科学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自发地关注、研究政策问题，产出的丰富研究论文、评估报告也希望获得实践部门的采纳和利用，以实现其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转化。循证决策是平衡两种促动关系的有效中介，在“如何弥合公共部门决策中证据和政策间的断桥”的问题上被寄予厚望（Arinder，2016）。(www.xing528.com)

从公共行政思想史的角度看，循证决策和新韦伯主义、公共价值管理、公民参与一同被视为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时期的重要理论思潮（Overeem et al.，2011）。循证决策追求效率和效益，被视为新公共管理的延续，因此也备受诟病，但在政策合理制定和有效执行成为公共行政实践中“切肤之痛”的今天，循证决策无疑是提升政策科学性的最佳选择。循证决策可以帮助回答“什么是有效的”（What works）和“如果改变政策设置，会发生什么”（What happens if we change these settings）的问题，对“政策问题确定-政策制定-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的公共政策循环的各个环节都具有价值，对当前我国治国理政创新意义非凡（Head，2008；马亮，2015）。

此外，除了公共政策领域的循证决策，私人部门的管理决策领域虽然也有“循证管理”的提法，但并未形成系统实践或创新理论（Rousseau，2008；刘志国等，2015）。这一方面可能源于循证实验/评估结果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物品，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以盈利为核心承诺的企业管理没有动力承担溢出的外部性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不同企业所面临的决策环境千差万别，往往不存在绝对的“有效决策”，而对信息的管理使用又是企业决策的一贯依据，因此没有过分强调“循证管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循证决策中系统评价的主要方法，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在一般组织理论和行为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管理学研究中使用的荟萃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研究变量关系时的样本合并，与系统评价中的荟萃分析有不小的区别，因此也不在本章的讨论范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