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建筑设计与社会平等的重要作用

展览中博物馆空间的分配规则具有促进平等的政治效果，事实上这是一种简单化了的说法。从众多的观众调查研究的结果^[48]中可以看出，博物馆空间对观众的情绪影响是广泛而且复杂的，而且对于相同的空间，观众的反应也不完全一致，甚至会互相矛盾。虽然必须通过不同游客的实际使用情况，才能最终完全了解博物馆空间，但是从广义上讲，仍然可以看出博物馆的空间分布特征和装置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因为博物馆的空间分配和展览布局已经引起了相关社会非主流团体和文化学术界的批评和争论。

对博物馆政治效应有许多文化和社会学的分析，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固有的、潜在的问题，就是博物馆是反映社会变迁的媒介，而历史上的博物馆似乎一直和排斥、分化与压迫相联系。例如托尼·贝内特的研究指出，从启蒙时代以来，欧洲的学者就主张利用艺术和美学的手段，提升人民的素质，树立“公民”理念。同时在19世纪的英国也发现，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对民众的开放，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动乱，提升公民的道德水平和独立判断与反思的政治能力［如20世纪70年代英国利物浦的沃克美术馆（Walker Art Gallery）向穷人开放就是和禁酒运动相关的，艺术馆将公众的注意力从酒精的转移到文化教育上来］。按照贝内特的说法，19世纪的博物馆就要设计成让人们区分出“异类”，以巩固帝国主义的权力和优势的空间：19世纪博览会的详细研究表明，始终突出经济思想的组织原则，将机械和工业生产过程展示为成品和艺术品符号，物质进步了，但进步被看成是一个民族集体成就，以资本为统筹。这明显张扬了资本主体的权力。^[49]

再如前文所提及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土著中心，除了展览本身含蓄的艺术韵味，斯宾塞橱窗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待原住民群体态度的变迁。事实上在过去的近20年中，除了澳大利亚，世界各地区的原住民的主体性问题和如何对待原住民文化已经是博物馆界越来越敏感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甚至制定了相关策略，如1990年著名的《美国原住民墓地保护与文物归还法案》，1989年美国国会立法通过成立第一座国家级原住民博物馆——国立美洲印第安博物馆。该馆的展览基础从文物保存为核心转变为兼顾与原住民的互动，包括有计划地从人事组织到典藏研究、展示教育等方面展开博物馆与原住民合作的社会角色，并成为美国博物馆界引领此趋势的领头者。可见博物馆在建树社会平等上不容小觑的作用。(www.xing528.com)

那么回到具体的建筑问题，什么样的空间形态最容易使得博物馆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排斥性？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博物馆的空间特征的话，那么可以确定有以下三个相关的展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