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辽阳行省女真人研究：金末东夏国的建立

金末任辽东宣抚使的女真人蒲鲜万奴受命金宣宗讨伐契丹叛军，金军战败，同时蒙军南下进入东北，金朝在东北的统治岌岌可危。蒲鲜万奴洞悉时局，发动叛乱，并随之建立了东夏国。

（一）蒲鲜万奴叛金

蒲鲜万奴，女真人，在一些史书中又称完颜万奴^[2]、万家奴^[3]、也奴^[4]、乜奴^[5]、万萧奴^[6]、萧万奴^[7]、秃珠大石^[8]、夫合讷^[9]等，这些都是同名异译。蒲鲜万奴的活动，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在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金朝派遣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帅仆散揆统兵伐宋，仆散揆命右翼都统完颜赛不和副统尚厩局使蒲鲜万奴等“以骑七千往击之，会溱水涨，宋兵扼桥以拒，……万奴等出其左，赛不度其军毕渡，乃率副统阿鲁带以精兵直趋桥，宋兵不能遏”，万奴诸军大败宋军，“斩首二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万奴因功受赏，“进爵一级，赐金币甚厚”^[10]。此后，蒲鲜万奴因在与南宋作战过程中立下战功，被金廷委以重任，由南线调至北线，参加金军对蒙军的作战。

元太祖六年（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八月，蒲鲜万奴任监军，随参知政事完颜承裕（本名胡沙）和招讨使纥石烈九斤“率大兵屯于野狐岭，号四十万”^[11]，与蒙军激战，但因胆怯畏战，按兵不动，丧失战机，终致败局。卫绍王至宁元年（1213），蒲鲜万奴随完颜承裕军到东北征伐契丹人耶律留哥，元太祖“命按陈、孛都欢、阿鲁都罕引千骑会留哥，与金兵对阵于迪吉脑儿”^[12]，金军与耶律留哥和蒙古联军在迪吉脑儿（今辽宁省昌图附近）遭遇，此役虽然金军惨败，蒲鲜万奴竟然擢任“咸平招讨使”^[13]。贞祐二年（1214），宣宗南渡后，蒲鲜万奴先迁升为咸平等路宣抚使，后又任辽东宣抚使，专门负责镇抚辽东，镇压耶律留哥起义。这年秋，“金遣使青狗诱以重禄使降，不从。青狗度其势不可，反臣之。金主怒，复遣宣抚万奴领军四十余万攻之”。金军由咸平（今辽宁开原老城）发兵，与号称率领“六十余万”^[14]兵将的耶律留哥战于归仁县（今辽宁昌图四面城），万奴战败，“收散卒奔东京”^[15]。咸平遂降留哥，成为留哥政权的都城。

蒲鲜万奴率领金军在迪吉脑儿和归仁两战连续失利后，选择叛金。主要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蒙古步步南下进逼，严重威胁着金朝的统治，蒙军所到之处，金军闻风丧胆。随着金中都的沦陷，宣宗越过黄河，避敌南逃。此时辽东几乎与南迁汴梁的金廷失去了陆路交通的联系，而此时山东局势混乱，海上交通也不顺畅，导致消息迟滞，辽东地区几乎成为一座政治孤岛，金廷并不清楚东北局势。按《金史·宣宗本纪》载，贞祐三年（1215）九月“诏授隐士王浍太中大夫、右谏议大夫，充辽东宣抚司参谋官”，十月“辽东宣抚司报败留哥之捷”^[16]。可知，辽东宣抚司上报蒲鲜万奴大败留哥的捷报，实属伪奏，此时万奴实际已叛金，金廷所下诏谕表明其对东北形势并不知情。事实上，纵使金廷业已掌握了东北的时局，也很难抽调出足够的兵力来应对东北地区的事务。据《蒙兀儿史记》载，时值金宣宗正为避蒙军而南迁汴梁，根本无暇东顾^[17]。这使蒲鲜万奴意识到蒙古统治者迟早会吞并辽东。二是万奴忌惮金朝统治者因作战失利对其进行惩治。贞祐二年（1214）十一月，归仁战役结束后，金宣宗诏谕蒲鲜万奴等人：“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备御，机会一失，悔之何及！且师克在和，善钧从众，尚惩前过，以图后功。”^[18]宣宗明显有要万奴戴罪立功之意，万奴考虑到宣宗只是因当下缺少得力将领对付蒙军，权且如此，难保日后不被朝廷清算。此外，万奴深知宣宗为人“性颇猜忌，惩权臣之祸，恒恐为人所摇，故大臣宿将有罪，必除去不贷”^[19]。正如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推论的那样：“时金主御下严刻，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车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20]三是从日后蒲鲜万奴与蒙古的关系来看，蒲鲜万奴的设想是通过利用蒙古与金朝的对立关系，选择实力更强的蒙古只是作为暂时的“保护伞”。在东夏国建立后，万奴再生反叛蒙古之心，最初的叛金投蒙不过是希求保存自身实力的最好时机。

除此而外，蒲鲜万奴并非一直效忠金朝，早在他担任辽东宣抚使之前就已有了不臣之心，且被金朝将领察觉。据《金史·完颜铁哥传》所述，蒲鲜万奴在咸平，忌铁哥兵强，牒取所部骑兵二千，又召泰州军三千及户口迁咸平。铁哥察其有异志，不遣^[21]。另据《金史》卷122《梁持胜传》载，时任咸平路宣抚司经历官的梁持胜对万奴欲要弃咸平奔曷懒路的心思亦有所察觉和揭发。“兴定初，宣抚使蒲鲜万奴有异志，欲弃咸平徙曷懒路，持胜力止之，万奴怒，杖之八十。持胜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时，太平已与万奴通谋，口称持胜忠，而心实不然，署持胜左右司员外郎。既而，太平受万奴命，焚毁上京宗庙，执元帅承充，夺其军”^[22]。

在以上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催化下，蒲鲜万奴选择先发制人，贞祐三年（1215）三月，蒲鲜万奴自始叛金。东京失守后，蒲鲜万奴在婆速路（今辽宁省丹东市东北20里九连城）近境与辽东路南境与金军发生了几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攻防战斗。《金史·纥石烈桓端传》详载了万奴率军东进过程中遭遇金军顽强抵抗的情况：贞祐三年（1215）三月，万奴率步骑九千攻婆速府路，东路宣抚司都统纥石烈桓端遣温迪罕怕哥辇迎击万奴，却去。四月，万奴复掠上古城（今辽宁省桓仁县六道河子乡上古城村）^[23]，金军即遣都统兀颜钵辖进行抵御抗击。万奴又另外派遣五千人攻望云驿（今辽宁岫岩县一带），受到都统奥屯马和尚痛击。另派数千人攻三叉里，被金朝都统夹谷合击溃。五月，万奴据守大宁镇（今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北土城），都统温迪罕福寿攻其城，拔其垒，歼其众。九月，万奴部众九千人南出，进攻宜风（今辽阳东南大安平）、汤池（今辽宁盖县东北汤池堡），桓端率兵迎战，万奴部众溃败奔逃。自贞祐三年（1215）三月至九月间，万奴的军队与金朝同知婆速路兵马都总管纥石烈桓端统率的金军屡次作战，皆未获胜，还痛失了“唵吉、斡都、麻浑、宾哥出、台答爱、颜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邻十一猛安”^[24]的守地。上述几场战役证明，蒲鲜万奴选择发动兵变，已不再听命于金廷。

值得注意的是，蒲鲜万奴在叛金前夕并未重新夺回东京。据《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记载，贞祐三年（1215）三月，“留哥破东京”^[25]。另据《金史》卷103《纥石烈桓端传》记载，贞祐三年（1215），“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却之。四月，复掠上古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26]。通过对比以上两条史料，我们不难发现，万奴败于留哥与蒙古联军的时间与蒲鲜万奴攻取咸平、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沈（今辽宁沈阳市）、澄（今辽宁省海城市）诸州的时间，都是在贞祐三年（1215）三月，从时间上来看，此二事件存在矛盾之处。日本学者箭内亘和池内宏对此提出许多质疑，认为贞祐三年三月蒲鲜万奴军被耶律留哥和蒙古联军击溃，又如何能旋即重夺咸平、东京、沈、澄等诸府州呢？这明显与史实不符^[27]。学者薛磊对这一说法做了进一步说明，认为所谓的“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是蒲鲜万奴东侵婆速路之时为虚张声势而散布的假消息^[28]。笔者同意上述学者的分析，因为蒲鲜万奴在与耶律留哥和蒙古联军的作战过程中，军队损失惨重，万奴在短时间内重新夺回东京的可能性不大。据《元史》卷150《石抹也先传》记载，蒙古军在进入东京城时用计攻克，蒙古将领石抹也先事先“谍知金人新易东京留守将至，也先独与数骑，邀而杀之，怀其所受诰命，至东京，谓守门者曰：‘我新留守也’”^[29]。也先冒充金朝新任东京留守，于是顺利混入东京城，入城后即命撤守备，“下令易置其将佐部伍。三日，木华黎至，入东京，不费一矢，得地数千里、户十万八千、兵十万、资粮器械山积”。蒙军大胜金军，此一役几乎与古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中的木马屠城记如出一辙^[30]。蒙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京，万奴仓皇逃窜，在大败之后，万奴很难迅速集中兵力。

（二）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

1．蒲鲜万奴脱金自立

蒲鲜万奴在叛金之初，并没有急于宣布建国^[31]，而是选择在叛金七个月后才正式承认脱金自立。元太祖十年，即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冬十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32]。可见，蒲鲜万奴经历了一个由叛金到脱金自立的转变过程。

蒲鲜万奴之所以脱金自立应与当时其所处境遇以及金末蒙初东北的政治局势有关。首先，从蒲鲜万奴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蒲鲜万奴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初见于史籍记载是在金章宗太和六年（1206），被金廷委任以从五品官职的尚厩局使^[33]，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蒲鲜万奴已被拔擢为从一品的辽东宣抚使，经过近八年的经营，蒲鲜万奴已跻身金朝高位。然而此时金朝的江山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万奴不甘心坐以待毙失去现有的一切，等待金王朝的终结。在无力挽回金朝颓局的情况下，万奴决定改弦更张，另立新猷。(www.xing528.com)

其次，从金末的东北形势来看，当时的金王朝面临着内忧外困，外有蒙古势力在漠北崛起南下，金朝的中都（今北京）、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京（今陕西大同）相继陷落，贞祐二年（1214）五月，金宣宗完颜珣“决意南迁，诏告国内”，逃往南京（今河南开封市），三年（1215）五月，中都旋即陷落^[34]。西夏也趁势进攻金朝；此时金朝内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相互倾轧，耶律留哥在东北起兵，红袄军兴起于山东，纥石烈执中杀害了卫绍王，纥石烈执中又被术虎高琪所杀。蒲鲜万奴见金朝败局已定，如果在这时选择被金廷召回，万奴很可能会因此前迪吉脑儿、归仁两次战役的失败而遭到金朝统治者的猜忌和打压，甚至有被金廷处死的可能性。若继续坚持与蒙军作战，则可能被其消灭。此外，蒲鲜万奴没有在叛金之初同时改元，而是选择在叛金七个月后才正式承认脱金自立，此举或意在转移金朝的注意力，使自己避免成为对方的优先打击目标，以期减少东进阻力。总之，蒲鲜万奴在深思熟虑后，最终于1215年10月在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脱金自立，开创新政权，建立东夏国。

万奴据东京自立，建立大真政权后，形势并不乐观，要面对金、蒙古和耶律留哥三股政治势力。其中以新兴的蒙古势力最大，威胁最重。自元太祖九年（1214），木华黎开始经略东北，率领蒙军大举攻下兴中府，拔锦州，杀张鲸，平张致^[35]。太祖十一年（1216），木华黎又渡辽河，“拔苏、复、海三州，斩完颜众家奴”^[36]。这一年，东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木华黎率军横扫辽东、辽西，清除汉族地主武装后，有力地打击了金朝军队与叛蒙自立的契丹军，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对于拒降者皆杀戮^[37]。木华黎又不断向东进攻鸭绿江下游婆速府路的大夫营（今辽宁丹东市附近）地区^[38]。这些举动严重威胁了新生的大真政权，“万奴矫谲有野心，向者内附，事出权宜，常思观衅而动，心所忌惮者成吉思汗外，唯木华黎”^[39]，迫于蒙古威慑，蒲鲜万奴只有委曲求全才能保存实力。于是万奴对蒙古采取虚与委蛇的“伪降”政策，以称臣为代价，谋求部分独立。太祖十一年（1216）十月，当蒙古大军途经东京时，“蒲鲜万奴降”^[40]，并按蒙古要求，“以其子铁克为人质，给事御营”^[41]，铁克又称帖哥。当然，“伪降”政策能够获得成功，也是因为万奴有被蒙军利用的价值，可以用来对抗金朝。同时投附于蒙军还能相应地消除蒙军的戒心。自太祖十一年（1216）十月开始，蒲鲜万奴臣服于蒙古，得到喘息之机，因他并非真心降蒙，所以把握时机积极扩充实力。万奴始终采取东进政策，一方面，他从未放弃占据婆速府路的野心，贞祐四年（1216），万奴与金朝军的残余势力在婆速府路和来远州（今辽宁省丹东市九连城东，鸭绿江中黔定岛上）一带展开争夺。另一方面，东徙曷懒路（今朝鲜咸境南道咸兴附近）一直是万奴想要实现的目标。据《元史·塔思传》记载，蒲鲜万奴“自乙亥岁率众保东海”^[42]。同卷《木华黎传》也记载了蒲鲜万奴东奔曷懒路之事，贞祐四年（1216），“咸平宣抚蒲鲜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43]。这里的“东海”和“海岛”，都应指金朝的曷懒路等地^[44]。蒲鲜万奴自1216年冬至1217年春出“海岛”，蛰伏了四月有余。其间金朝来远城守将感到难以抵御万奴军，先后移牒高丽宁德城守将，约以联合对付万奴的女真叛军和一部分从耶律留哥部队中叛离出去的契丹军^[45]。同年四月，万奴破金兵于大夫营^[46]。当时金朝将领完颜阿里不孙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是时，蒲鲜万奴据辽东，侵掠婆速之境，高丽畏其强，助粮八万石”^[47]。在曷懒路地区站稳脚跟后，万奴不甘心只占有偏安一隅的东海地区，随后又率军转战鸭绿江流域和辽东地区，蒲鲜万奴占据东京后意识到此地三面环海，东南与高丽接壤，不利于攻守，并非立国的理想之所，遂决定率众北上，向女真内地金上京发展，回到女真龙兴之地建国立业。据学者王慎荣考证，万奴有两次谋取金上京的行动：第一次是在1215年，万奴“僭号”以前发动兵变期间；第二次是在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完颜承充为上京元帅以后，被上京行省太平拘执以应合万奴之时。万奴领导的这两次进攻金上京的行动，集结了众多的女真人，女真人应该是其主力部队^[48]。

1217年，这次由万奴组织的进攻上京的活动，最初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万奴军攻陷上京，俘虏了元帅完颜承充，万奴子铁哥执杀同知上京留事温迪罕老儿。但完颜承充之女阿鲁真代其父守城，“阿鲁真治废垒，修器械，积刍粮以自守。万奴遣人招之，不从。……万奴兵急攻之，阿鲁真衣男子服，与其子蒲带督众力战，杀数百人，生擒十余人，万奴兵乃解去”^[49]。蒲鲜万奴攻取上京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上京复为金朝所有，万奴只好撤军。撤军路线是按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奚和朔奴伐兀惹的退军路线进行的^[50]，向东南撤回曷懒路、恤品路交界地区^[51]。城镇，参见［日］池内宏：《铁骊考》，《满鲜史研究》中世第1册，第103页。蒲鲜万奴撤军路线即和朔奴退兵路线应是浮黑龙江而下，不久即入乌苏里江，溯江而上至兴凯湖，再南进经穆棱河河谷至绥芬河、珲春河流域，最后回到东京辽阳。参见张泰湘：《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三）》，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2．蒲鲜万奴叛蒙复立

由于万奴并不甘心成为蒙古的附庸，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起兵反抗。1217年春，辽东形势出现了新变化。成吉思汗命木华黎“将蒙古、乣、汉诸军南征”^[52]，撤离辽东，以谋取中原。木华黎的南调，客观上为蒲鲜万奴叛蒙提供了机会，正如《元书》所言：“太祖召木华黎还，专南伐，万奴遂无所忌，乃复叛，改国曰东夏。”^[53]此时金朝在辽东的势力逐步削弱，曾多次与万奴交战的纥石烈桓端被调离，接替桓端的则是能力较弱的蒲察五斤。万奴洞悉时局，遂杀死蒙古派来的监军耶律捏儿哥叛蒙^[54]，万奴“既而复叛，僭称东夏”^[55]。关于叛蒙自立时间，从《高丽史》所载太祖十九年（1224）蒲鲜万奴写给高丽的书信中可以得到答案。高宗十一年（1224）正月，“东真国遣使赍牒二道来，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56]这里讹赤忻指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由此推之，蒲鲜万奴叛蒙自立的具体时间当在太祖十九年正月（1224）或是稍早时间，而太祖十一年（1216）至太祖十八年（1223）间，则一直臣服于蒙古。

蒲鲜万奴复立东夏政权后，便开始以开元为都城，建号上京，别置南京和北京。关于东夏国上京开元城的位置所在，学者争论不休，一直未有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开元城位于原渤海上京龙泉府旧址（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57]，有的认为在绥芬河流域的双城子（即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南面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58]。此外，东夏国还承袭了金代多个都城的制度，别置南京和北京。南京位于今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山城^[59]，北京即渤海上京龙泉府旧址，位于牡丹江市宁安县渤海镇^[60]。此外，余蔚对东夏国政区名称、种类、治所与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列出了东夏政区归属表（见表2-1）。

表2-1　东夏政区归属表^[61]

注：东夏曷懒、速频两路或仍袭用金朝旧制，亦称“路”也（各行政区都是路）。

东夏国的政治制度皆与金朝相同。中央设尚书省和六部，地方设有行部、路、府、州，以及地方行政组织猛安、谋克。东夏国的南京、北京又设有行六部，行部是金朝末期出现的行政设置，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由各地的转运司兼之，东夏国行部职能当与金朝行部相同。军事机构设有元帅、将军、都统，其下亦为万户、猛安、谋克^[62]。

自从公元1233年蒙古消灭东真国占领东北全境后，元代辽阳行省东部的女真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在原东真国的疆域，即金上京地区以及曷懒、速频、胡里改等路在内，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流域，东及南到牡丹江中上游、绥芬河流域、图们江流域，以及鸭绿江中上游这一片广大地区^[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