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两宋时期，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不断兴修和扩建，成都稻作农业得到持续发展，水稻种植面积扩大，稻作农业的耕作方式得到改进，引进优质作物、扩大复种、套种面积，大幅度提高了稻作农业生产力。
入唐以后，随着农田水利工程的不断扩展，水稻的种植已向北延伸到地处涪江冲积平原的绵州、梓州，向南延伸到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眉州。如陈氏家族世居梓州射洪县，到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时，家族已有大量稻田，“原田莓莓，粳黍漠漠，汝阳之稼如云矣。”陈子昂之父陈元敬，曾因岁饥，“出粟万石赈乡里”（《新唐书·陈子昂传》）。
成都平原田沃人稠，对土地的利用率也在不断提高。由于中晚稻的推广，稻作农业已经通过蜀民辛勤劳动、精耕细作，通过复种技术，在宋代达到全年三四收的水平。吴慧教授认为：推广稻麦复种，必须以晚稻（阴历九十月熟）、中稻（八月熟）品种的形成为条件。中国历史上早期水稻品种都是早稻（六七月熟），中晚稻的出现较晚，与之有关的稻麦复种的时间更晚。大致可以说，到宋代，中晚稻的栽培才逐渐增加，稻麦复种可能也随之增加。《宋史·地理志》记载：“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由此可见，当时成都稻作农业集约化程度之高。
由于成都平原水利灌溉工程的扩大、农业技术和耕作器具的改良，唐宋时期稻作农业得到持续发展。蒙文通教授估算，唐代亩产量比汉代增加一倍。[8]与此同时，农业技术得到改良，朝廷颁行农书《四时纂要》《齐民要术》，州县地方官每年还散发《劝农文》。为了保证农田耕作，四川地方官还鼓励农民繁育耕牛，每逢牛生双犊，都要作为大喜事报告朝廷，北宋时期，四川耕牛还大量供应长江中游地。因此，两宋四川农业进入精耕细作，一年三四收的水平。苏轼描述故乡稻作农业是“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这说明，稻作农业区的农民生产率已经达到一人耕种可以供养十人口粮的水平。粮食是古人主食，如果将饲料和各种损耗加上，食口月均摊消费量约为稻米20公斤，丁男年产稻米应为：20公斤×12×10＝2400公斤，折合稻谷为2400公斤÷46.7%＝5140公斤。[9]按吴慧教授的推算，北宋时平均每户占有耕地20亩[10]，以每户二丁，每丁耕种10亩计，当时成都平原每亩水稻年均产量约为：5140公斤÷10＝514公斤，亩产已经突破千斤。虽然是“岁三四收”的合计量，与前代最好的稻田亩产量才达到一千斤相比，唐宋时期成都稻作农业确实取得了不起的成绩。(www.xing528.com)
宋初，成都平原上的人口为38.3万多户，元丰时，增至62.5万多户，已超过了唐代最盛的天宝时成都平原户口数，崇宁时又增至65.2万多户，南宋绍兴末，包括成都平原在内的成都府路人口，已达109.7万多户。人口的大量增加，正是这一地区经济繁荣的体现。[11]
商品粮的增加，是成都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唐代成都平原所产粮食，不仅满足本地区需要，而且可以接济其他省区的粮食需求。四川诗人陈子昂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粮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长安缺粮，“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即在前后蜀割据时期（907－938），由于统治者先后实行较为和缓的赋役政策和奖励农桑政策，粮食也是自给有余，仓廪充实，米价低廉，“斗米三钱”比盛唐时“斗米不过三四钱”还要便宜。宋代成都平原是全川稻米生产基地；亩产量进入全国先进行列，著名四川文学家苏轼描述成都农业是“千人耕种万人食”。成都府路稻米每岁均大量运销外地，南宋时期，更是川陕驻军粮饷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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