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天文学探索：楚用亥正的重要发现

楚用亥正是文物考古的新发现，为人们弄清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开辟了道路。

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秦始皇时期的竹简^[122] ，简文中有一份很有价值的“秦楚月份对照表”（以下简称“对照表”）：

表一　秦楚月份对照表

这份“对照表”虽然仅仅展示了秦历和楚历在月份上的对应关系，但由于秦历的月建是已知的，人们早已证实秦当时使用的是以夏正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所以根据表中秦、楚月份的对应关系，是不难搞清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的。可是，最先对这份“对照表”进行专门研究的曾宪通同志由于受“楚用夏正”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因而使得他在《楚月名初探》^[123] 一文中没有能借助率先接触之便，根据表上所提供的信息对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作出正确的解释。

“对照表”上的楚月名，显然是由两种名称拼合而成的。一种名称是：冬夕、屈夕、援夕、刑夷、夏杘、纺月、爨月、献马，共八个月份；一种名称是：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共四个月份。这两种月份名称，实际上本属于建正不同的两种历法。根据后一种由数字构成的月名，从“对照表”上可推知它的正月相当于秦十月。而秦十月为建亥之月，所以可以肯定，后一种月名属于以亥月为正月的历法。

可是，曾宪通在《楚月名初探》一文中却以楚在战国时用夏历为前提，把这个以亥月为正月的楚历判断为“楚地入秦之后统一于颛顼历所行的秦时楚历”，把这种楚历的月序说成是“将夏历月次改从颛顼历”的结果。他认为，因为“秦用颛顼历统一六国历法时，是考虑到各国原来用历的实际情况的”，所以“秦时楚历是以夏历为体，颛顼历为用的”。

我们认为，曾宪通同志的这些观点都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我们可以从《春秋》《左传》等史书中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楚国至迟在楚郏敖时代就已经使用以亥月为正月的历法了。众所周知，《春秋》为鲁国的史书，鲁用周历，故《春秋》记事的历法为周正。而《左传》虽为鲁人左氏所编，却取材于春秋各国的史书，当作者将各诸侯国的史料汇编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力求以周历统一记事，但仍未能完全避免有疏漏之处，这种疏漏使得《左传》有些记事的历法仍然保留着各诸侯国史料的原始面貌，从而为后人了解当时某些国家的历法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例如，后人就是根据《左传》中一些关于晋国和齐国记事的日期比《春秋》中所记相同事件的日期早两个月的现象，判断岀晋、齐两国的历法是使用夏正的。(www.xing528.com)

根据上述道理，我们发现：（1）《春秋·昭八年》云：“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而《左传·昭八年》却云：“冬十一月壬午，（楚）灭陈。”（2）《春秋·昭十三年》云：“夏四月，楚公子比……弑其君虔。”而《左传·昭十三年》却云：“夏五月……（楚）王缢。”在这两个例子中，关于楚国同一事件的记载，《春秋》都比《左传》早一个月。对于这个现象，以往的注家一直未能做出恰当的解释。其实，这正是由于《春秋》所据为鲁史，而在春秋后期鲁用周正；《左传》所据为楚史，而楚用亥正所引起的。因为周正建子，其正月在建亥的楚历正月的下一月。这样，就同一个月份来说，周历的月序数字都要比楚历小“一”，因而就显得早一个月。另外，我们还发现，《春秋·昭元年》云：“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左传·昭元年》云：“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而《史记·楚世家》却云：“（郏敖）四年（即鲁昭元年）……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这也是因为《春秋》《左传》俱用周历，故云“十一月”；而《楚世家》用楚历，故云“十二月”。这几个例子可充分证明，楚国确曾正式使用过以亥月为正月的历法，而曾宪通把这种楚历说成是楚地入秦之后所行的“秦时楚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国家正式历法如同法律制度一样，是古代帝王对其国家实行有效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很难想象，秦灭六国以后，会像曾宪通所说的那样，在用颛顼历统一六国历法时，“考虑到各国原来用历的实际情况”，允许原来的楚地使用“以夏历为体颛顼历为用”的所谓楚历。若是这样，则原来的齐地就可以使用“以齐历为体颛顼历为用”的“齐历”，原来的燕地也可以使用“以燕历为体颛顼历为用”的“燕历”……各地仍像过去那样、各行其“历”，那还有什么统一可言！当然，在秦统一中国以后，有些地方的人们很可能会在私下里，或在习惯上继续用亡国之前的历法记年、记月、记日；但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严厉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秦始皇是决不会允许全国各地不遵守秦朝的法律制度、不使用秦朝的颛顼历的。

基于上述两条理由，我们认为，“对照表”上以亥月为正月的楚历，正是楚国灭亡之前所正式颁行的国家历法。至于屈原诗赋中所使用的夏历，可能只是楚国劳动人民为指导农业生产而使用的民间历法。这就像周王朝的国家历法是周历，而《诗经》中的大量民歌却使用夏历一样。因为夏历从寅月到丑月（即从立春到大寒）的循环周期与农作物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生产周期十分吻合，同其他历法相比，它最具备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的优点。所以，就连极力维护周朝礼制的孔夫子，也曾毫不含糊地声明自己主张“行夏之时”^[124] 。而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其诗赋中不使用国家正式历法，而采用民间流行的夏历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应该说是合乎情理、不足为怪的。

关于“对照表”上的“冬夕、屈夕、援夕……”这一种月名，其字面上的含义有的还一时难以搞清。不过，从“冬夕”对应于“秦十月”“夏杘”对应于“秦二月”的情况看，它们可能本属于一种使用周正的历法。因为秦十月（即夏正十月）相当于殷正十一月、周正十二月、亥正正月，根据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为冬的原则，亥正正月就不能称作“冬夕”；又秦二月（即夏正二月）相当于殷正三月、周正四月、亥正五月，根据四月、五月、六月为夏的原则，夏正二月、殷正三月都不可称作“夏杘”。由此可见，能够同时适合“冬夕”“夏杘”两个名称的历法，就只能是周正历法了。

人们在《左传》中发现了楚武王和楚庄王时期使用这一种月名的实例。如《左传·庄公四年》云：“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据曾宪通考证，文中的“荆尸”即“对照表”上的“刑夷”，两者在古时为音近相通的同一词。文中的“荆尸”为周正三月（于夏正为正月），这与“对照表”上“秦正月”“楚刑夷”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从而证明“对照表”属实不误。又《左传·宣十二年》云：“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楚子退师。郑人修诚，复进围之，三月克之。”下文接有随武子称楚师此次出征是“荆尸而举”。此处的“荆尸”同上例一样，亦为楚月名。

这种使用周正的楚历，与陈久金同志所谓的战国时期楚用周正全然不相干。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证明，至迟从春秋后期的楚郏敖时起，到楚被秦灭亡时止，楚国历法使用的是亥正。所以，这种使用周正的楚历应属于楚国早期颁行的历法，它很可能是西周时期遵奉周王正朔的产物。

由于“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祥废而不统”^[125] ，楚国才逐渐抛弃了周历，创制了自己的以亥月为正月的楚历。虽然这部新历用了数字记月，但楚人对于过去长期使用的旧历中的“冬夕、屈夕、援夕……”这一些月名，在习惯上仍然继续沿用着，一直没有废弃，这可能就是“对照表”上同时记载了两种楚月名的原因。不过，旧历的月名在被应用于新历以后，便失去了原有的周正意义，只是作为亥正历各个月份的代名词而存在了。人们在春秋后期至战国后期的楚文物的记月文字中发现，既有使用代月名的，也有使用数字月名的。例如，昭商墓楚简中记有“之月”“献马之月”和“月”^[126] ；《鄂君启节》中记有“夏之月”^[127] ；而《楚子簋》上铭有“八月”^[128] ，《楚王钟》上铭有“正月”^[129] ；特别是天星观一号墓楚简^[130] 中既记有“屈夕之月”，又记有“十月”……这些实例都证明，在以亥月为正月的楚历中，两种月名是同时使用、并行不悖的。至于“楚用亥正”究竟起始于何时的问题，还有待人们去作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