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的甲文和金文，以及西周金文的记载表明，商、周两代均是以当时执政的君王的在位年数纪年。据研究，在殷代早期的甲骨卜辞中，年的名称或者称“年”，或者称“岁”；而在殷代晚期的卜辞及铜器铭文中，年就大多称“祀”了[138] 。使用“年”或“岁”的例子如：
□戌卜，出贞，自今十年有五王丰……（《甲骨文合集》24610），以下简称《合集》[139]
辛未卜，贞，自今三岁毋执。五［月］。（《合集》20796）
在使用“祀”时，纪年的数字前边常常加有“唯”字或者“唯王”二字。其中，“唯”字是语气词，“王”是指当时执政的君王。如：
唯九祀。（《合集》37855）
唯王四祀。（《合集》37841）
《戊辰彝》：唯王二十祀……
西周时的纪年基本上沿袭了殷代后期的方法，只是把殷人常用的“祀”改成了“年”。例如：
《兮甲盘》：唯五年……
《逆钟》：唯王元年……
上述商、周的纪年法虽然是以时王的在位年数记之，却都未标明时王的名字。这样，如果卜辞或器铭的叙事也不提及王名，以及与时王有关的时代明确的人和事，则他人以及后人仅凭卜辞、器铭上的纪年数字是很难确定其纪年所属的王世和确切时代的。
商周时期之所以会如此纪年，一是因为商、周诸王在位时只有名字而无谥号；二为要回避时王的名讳，纪年以及记事又均不能直接使用他们的名字。至于商、周诸王的谥号，如商代的纣王，西周的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等等，都是这些君王去世之后，由他们的继任者根据其生前执政的表现予以追认的。因此，当这些君王在位时，纪年就只能采用“唯王××年”的方式；记事若要提及时王，也只能单用一个“王”字予以称谓。如：
《小克鼎》：唯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
《师酉簋》：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
当这些君王去世后，人们在追述其生前的事情时虽然可用其谥号来说明事情发生的年份，如“周康王××年”“周夷王××年”等，但对于这些君王在世时的纪年和记事资料，如果不能及时用其谥号加以注明，则时间一久，这些纪年和记事资料的王世归属就很可能因为被人们遗忘而成为一笔笔糊涂账。例如，我们今天在面对地下出土的大量殷周时期铸有纪年铭文的青铜器时，要确定它们究竟属于哪个王世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东周各国的国君大多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名讳。例如，当时各国的铜器铭文中就有不少直接书写了在位国君的名字：
《蔡侯申尊》：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恭大命……
《陈侯午镐》：唯十又四年，陈侯午以群诸侯献金……(www.xing528.com)
《吴王光鉴》：唯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吴王光择其吉金……
这样，如果这些器铭中书有纪年，其纪年的具体归属就是比较清楚的。楚国纪年最初亦采用与诸侯各国类似的方式。如：
《酓章镈》：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
因器铭中直接写有楚惠王酓章的名字，故其纪年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 年）是可以确定的。又如，
《曾姬无卹壶》：唯王廿又六年，声桓之夫人曾姬无卹……
该器铭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在位楚王的名字，却标明了作器者曾姬为楚声王（名桓）的夫人。据此，人们考证确认，该器铭的纪年为声王的继任者——楚宣王二十六年（前344 年）[140] 。当然，如果上述二器的铭文中没有楚惠王的名字和楚声王的谥号，则器铭纪年的归属就难以判断了。
战国中后期，楚国对纪年方法进行了重大改革，即主要采用与楚国有关的大事纪年。如：
（1）《鄂君启节》：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
（2）荆门包山楚简：齐客陈豫贺王之岁……
（3）江陵望山楚简：郙客困刍问王于
郢之岁……
（4）江陵天星观一号墓楚简：秦客公孙
问王于
郢之岁……
（5）常德夕阳坡楚简：越涌君赢将其众以归楚之岁……
这些用于纪年的大事或是与楚国在兵战中获得胜利的事件有关，如第（1）条；或者是与他国使者来楚国访问的事件有关，如第（2）（3）（4）条；或者是与弱小国家归顺楚国的事件有关，如第（5）条。总之，纪年的名称均是采用那些值得楚国自豪的事件。
放弃以执政国君的在位年数纪年，采用国家重要事件纪年，楚国为什么要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在现存的传世古籍中已经找不到直接揭示其改革原因的任何记载。不过，从纪年所采用的事件的性质以及当时各诸侯国正处在互相征战、兼并的严峻形势来看，楚国决定对纪年方式进行如此改革，应该是希望此举能够促使全国臣民关心国家在军事、外交方面所发生的大事，而不是仅仅关心在位的国君能够执政几年，从而起到增强臣民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的作用，其政治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不过，就方便实用而言，以执政国君的在位年数纪年显然要优越一些。因为，全国臣民只需知道时王执政的元年，此后的纪年便可以逐年推知，直至时王去世，新王继任，再更换新的元年。而以国家大事纪年，则国君不仅需要每年在新年开始之前选择一件大事作为纪年的名称，还要通告到全国各地，其颁行的程序相对麻烦；而且由于纪年的名称年年不同，且纪年名称中没有序数的成分，在字面上不能直接显示各个年份的前后顺序，这样，如果人们在使用中不将各个年份与执政国君及其在位年数一一对应，或者没有不间断地逐年进行记录，时间一长就难免产生记忆不清，或者将各个纪年的顺序前后颠倒的问题。另外，有的年名用字较多，还会给使用者的书写带来不便，因此在使用过程中这些年名常常出现被使用者简化的情况。例如，在包山楚简中，“□客监
逅楚之岁”即被简写为“甘
之岁”；“宋客盛公
聘于楚之岁”则被简写为“盛公
之岁”。如果有的纪年只留下简称，其全称由于某种原因而失传，则该纪年很可能会成为后人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如：“楚考般之年”[141] ，“献鼎之岁”[142] ，“陈往之岁”[143] ，等等。
当然，战国初期的楚国仍主要实行的是君主在位年数纪年法，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酓章镈》所铭刻的纪年即为“唯王五十又六祀”。到了战国中后期，楚国才改以大事纪年为主。楚国采用外交、军事方面的荣耀之事作为年名，反映了楚君欲借此形式弘扬国威、凝聚民心的愿望，是楚国根据当时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以及本国的具体情况而精心设计的很有创意的历法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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