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霜时期对卢文的影响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后百余岁，贵霜翕侯丘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据印度学者A.K.纳拉因研究，大月氏在占领大夏一百年以后，丘就却最终征服其他四翕侯，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其时间大约在公元1世纪初^〔1〕。丘就却和他的继承者阎膏珍经过长期不断的军事扩张，进而占领了克什米尔、旁遮普以至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从而使贵霜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中亚大帝国。到了迦腻色迦统治时期（144—167）^〔2〕，这个帝国达到了极盛阶段，这时正当我国东汉在西域统治的衰微时期，贵霜帝国的强盛无疑对毗邻的西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字上，就是怯卢文字在南疆地区的流行。

怯卢文源于古代西亚阿拉美人创造的阿拉美文，早在公元前5世纪阿拉美文作为波斯帝国的一种官方文字使用时，随着波斯的扩张便传入到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原来使用的是婆罗迷文，迫于波斯的压力他们接受了阿拉美文，并在以后的长期使用中将这种文字加以改变，创造了含有婆罗迷文字因素的怯卢文^〔3〕。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进行东征，希腊文化伴随着军事扩张传入中亚，对后来的中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2世纪初怯卢文传入希腊化的君主统治下的大夏（巴克特里亚），并在大夏流行开来，当贵霜王朝征服大夏、印度西北等地后，贵霜统治者便接受了怯卢文，而且把它作为官方文字之一，与希腊文和粟特文并行通用。随着贵霜国势的强盛，怯卢文也和其他文化一样不断向其周围地区扩散或辐射。

古代的于阗，是我国目前怯卢文资料的主要发现地之一。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于阗逐渐强盛，于公元73年左右大败莎车，同当时的鄯善并称南道自葱岭以东的两个大国。从地理位置看，于阗地当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通道，西南与贵霜接壤，于阗等地出土的大量贵霜王朝钱币，很可能是贵霜商人的遗物。而于阗所见怯卢文字，很可能是贵霜商人引入的。当公元1世纪东汉政府还牢牢控制着西域时，于阗的官方文字应为汉文，而民间流行的语言根据以后出土的于阗塞语文书证实当为于阗塞语，可是这种塞语在东汉前期并未形成文字。到了东汉后期因为中原王朝几乎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而于阗则自然会更多地接受西面强邻贵霜的影响，其中后来作为于阗通用文字之一而一直使用至公元5世纪时的怯卢文字大概就是在这时大规模传入的。(www.xing528.com)

于阗怯卢文字的流行，除了政治势力的影响、商人的传播以外，还与佛教的发展与传播有密切的关系。迦腻色迦王即位后，大力扶持佛教，使贵霜帝国的佛教空前繁盛，并向四邻扩散和传播，于阗、鄯善等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人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信奉佛教的。从《大唐西域记》里的记载来看，于阗佛教是来自怯卢文字盛行的迦湿弥罗地区（今克什米尔）的。于阗人既然信仰了佛教，自然也就会接受用以宣传佛教教义的手段——怯卢文字，所以怯卢文字开始在于阗地区流行，也是毫不奇怪的。

于阗发现的怯卢文资料，主要是“汉怯二体钱”，共有600余枚。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我国较早的怯卢文资料，这种钱一面用汉文表明币值，另一面钱心铸驼（或马）纹，围绕钱心用怯卢文铸上于阗王的尊号名字。这种钱显然是受了贵霜钱币的影响。根据考古资料在中亚和在今新疆境内发现的贵霜钱币，有的在其一面为希腊文，另一面为怯卢文，而“汉怯二体钱”应是仿制这种钱币的结果。汉文表明了中原文化在于阗的深远影响，因为汉文早在这里的官方通行；而怯卢文则说明当时其已被统治者所吸收使用。至于驼（或马）纹应表示于阗地区的特产。总之“汉怯二体钱”表明：于阗地区吸收了东方和西方文化因素，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创制出新东西。

在于阗地区除了“汉怯二体钱”外，还发现了两件怯卢文资料：其一为用怯卢文抄写的佛经《法句经》；其二为Kh·661号文书^〔4〕。对于《法句经》，研究者认为无法肯定是本地人抄写或是从外地携带来此地的，它只能说明与于阗地区的佛教有关。Kh·661文书是一件写在矩形木牍上的于阗国买卖骆驼的契券。马雍先生和林梅村同志对这件木牍进行了研究。前者认为：仅凭这件木牍的孤证很难说明当时于阗民间使用过怯卢文字表达所谓的“于阗俗语”，于阗民间并不通行怯卢文字^〔5〕。后者认为：至少在3世纪中叶以前，于阗已同时流行两种由西面引入的文字——怯卢文和婆罗迷文，且用来表达本地的于阗塞语^〔6〕。笔者认为：当于阗国王借用怯卢文字仿制贵霜钱币而铸造“汉怯二体钱”的时候，怯卢文很可能是在统治者中使用，而在民间未予流行；当佛教由贵霜传入并在于阗流行以后，这种文字才逐渐在民间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