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到1949年6月间，边区党委各方面的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韩江支队的税收大队想办法搞到了一笔经费，购买了很多布匹、雨伞、油纸、棉纱、药品，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我们每个人发到了‘五个一’：就是一支枪、一顶帽子、一个背包、一把油纸伞、一块油纸布。我们野外战斗生活的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此外，给我们每个人还发有一条米袋，可以装10斤大米。分配的子弹有多有少，看个人的岗位而定。战斗部队的子弹首先要保证，我们机关干部发的子弹相对更少。我发到了一支曲尺小手枪，有5发子弹。当时，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很严重，‘剿共’司令俞英奇规定了十几个‘杀’，实行‘连坐法’，老百姓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群众无法接济山上的游击队。”
“我们在山上打游击，后勤供应非常困难。走到哪里，有什么吃的，能填肚子就行。有青菜吃青菜，没青菜吃南瓜叶。驻扎在大埔与饶平交界的凤凰山上时，边区首长和我们一样，同吃一锅饭一碗菜。而且每天只能吃两顿，上午9点开饭，下午4点开饭。我们身上背的米袋装的都是糙米，糙米难咽但是更耐饱。有时候长途行军，米浸泡了汗水，发酸发臭，但是谁也舍不得扔掉，洗洗干净又下了锅。”
“有一次我在大埔洲瑞山上亲眼看到部队和敌军作战，既紧张又新奇。当时韩江支队税收大队要到洲瑞收税，途中遇到了大埔民团徐乃刚的自卫队。徐乃刚很凶。双方交火后，我们的税收大队登上了在韩江边的一座山上，我们边区机关登上另外一座山头隐蔽。我们从隐蔽的山头可以通视战场，步枪、机枪响成一片，最后税收大队发起冲锋，把民团打跑了。后来一次战斗中，我的三乡同乡陈廉当时任边纵税收大队的副大队长，他指挥部队和正面的敌人作战，没想到后方又来了一部敌人。最后，为了掩护其他战友突围，陈廉放弃了撤退转移的机会，被敌人击中牺牲了。当时，他才24岁。”(www.xing528.com)
“有时候我们晚上行军，到达宿营地点，大家就各自寻找相对平坦的地方，摊开油纸布，把背包当枕头，枪搂在怀里睡觉。即使是睡觉我们也要保持高度警惕，睡觉时连鞋都不能脱，随时准备战斗。有时候我们睡在山上的大树底下，大树底下露水比较少，但是树林里蛇虫又多，防不胜防；有时候睡在屋檐下的石头上，上面垫一层树叶当床；有时候遇上了有砖瓦窑，里面有热气，痒得人浑身难受；有时候我们也睡在村庄的牛栏、茅厕里，虽然恶臭难闻，我们还是睡得很香，人的忍耐力真是惊人！在山上没有热水，我们好几天不能洗澡洗漱，全身臭烘烘的汗酸味。碰上有群众，才能烧点热水冲个澡。”
“在山上打游击，同志们都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我们用竹筒当水杯，用树枝当筷子。有时候有饭没菜，没盐巴吃，我们就吃糙米饭配山泉水。没有专门的师傅理发，大家你帮我理、我帮你理，其乐融融。最难过的是下雨天，夜间行军没有手电筒，毛巾挂在背包上当指引，一边走路一边犯困。一边还要注意向后传令‘过河’、‘过桥’，提醒后面的同志注意前面的地形。路过凉亭的时候我们先要朝亭子里扔石头，怕有敌人的埋伏。遇上岔路口，每个班要留一个人在原地指引方向。最危险的是在悬崖边上夜行军，只能用棍子代替眼睛、代替脚，在黑暗中摸索慢慢前进。在湿滑的山坡、石壁上，不小心摔倒就可能跌入峡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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