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大埔旅沪同乡会历史沿革及组织结构分析

广东大埔旅沪同乡会

王春艳

一、历史沿革及组织结构

大埔旧称茶阳，位于广东东北部韩江上游，境内丘陵山地约占总面积的90％，而耕地面积却只占总面积的6.2％。^[1]山多地少的地势，使县内人无以营生。所以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了背井离乡的行程。“一般精壮的男子多数都出外经营工商各业，或从事军、政、学各界的活动与服务，向外扩展的精神为国内任何民系所不及。”^[2]多数人远赴南洋，旅居新、马、泰，而有一部分人则取道北上来到了上海。

随旅沪人数的增加，在亲密的同乡关系的驱使下，为了维护客居上海的大埔同乡的共同利益，1913年在国民党元老邹鲁（字海滨）、何士果的发起下，广东大埔旅沪同乡正式成立。成立之初，会务松散，而会址更是几度变迁，这似乎无意中秉承了客家迁徙的传统。1913年建会之时，事务所黑漆金字的小牌寄于南市小东门的何兴店内，尔后由于该北移租界，于是将会址移入老西门三多里副会长蓝护臣的私宅。1920年同乡会的临时董事会成立后，又将事务所迁至大新街清和坊42号。经历几度辗转后，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在同乡踊跃地募款捐助下，在克能海路（今康乐路）租地建造了同乡会的专门活动会馆。然而八一三战事之后，由于活动资金的匮乏，克能海路会所随即被出租。办事处临时改在徽宁路764弄10号。直至1994年6月同乡会出资购下老西门中华路的房产，会址才固定下来。

在创会之初，国民党元老邹鲁即被选为会长，何士果、蓝护臣为副会长。而杨英初、黄得书等人则被推举为董事。1920年月19日临时董事会成立，刘经九被公推为首席董事。到了1922年克能海路新会所落成后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产生了董事30人。直至1954年会务结束时，除八一三战事后，暂时停顿了一段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每年都要进行董事会的选举。

大埔同乡会一般会在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时进行职员（即董事）选举。每届职员选举都需进行两轮，采用记名投票，当场唱票的形式产生人选。选出理事（执行委员）、监事若干名以及候补理事、监事数人。

大埔同乡会的分支机构——大埔恒善堂^[3]的章程规定：

本堂设理事21人，监事7人，由本堂召集旅沪同乡会大会之日，亲自到场用记名投票选举之。

理事及监事以一年为一任，任满之日由旧理事会定期召集大会改选之，连选得连任。

理事及监事不得兼任，如监事同时被选为理事应辞去监事而专任理事。所遗监事之职以候补后补。

监事之职务：

（1）督促堂务进行

（2）理事会决案认为有碍者得复决议

（3）察核本堂之预算决书

（4）本会职员输堂务有所失当时得举以之。

监事会组织法：监事会设监事长由监事会票选之。^[4]

由此可见，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之“会馆、公所所采用的集权制，董事掌握、执行、审议各方面大权的领导方式”，^[5]显然是一种进步。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分而治事，避免了独断专权，这虽然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时董事、理事、监事的当选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财富、地位、威望为基准的。大埔恒善堂章程的第十二条就明文规定：“凡同乡对本堂而具热心劳资卓著及名望素孚或最近认月捐若干者皆得被选为理监事。尚未被选出不得有异议。”^[6]这一点不仅在选举章程中得以体现，而且事实上同乡会历届的董事、理事、监事都是由具有一定财富与地位的人出任的。如1922年第一届董事会之后，当选三十名中就有新新公司的董事兼任副经理杨富臣，有一次性交纳会费一千五百元的刘经九、李伟人。该会最后一届的负责人则是由在同乡会素有威望的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参加过长征的温仰春来担任。虽然这种组织结构所体现的民主的广度并不尽人意，但是领导者由这些具有相当资望的人来担当，对于同乡会事务的展开、会员的招募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威望是吸引会员的磁石，而财富则是推动会务发展的动力。

建会之初，大埔同乡会根据开展会务的需要，在执行委员会中设立了常务委员会，经济股、保管股、慈善股、交际股、宣传股。民国二十八年十月颁布改组章程之后，又作了一番调整，将慈善股、交际股、宣传股统统并入常务委员会，同时再设立掌管房立的房立委员会三个新的管理机构。当然对于相对独立的会务，该同乡会也设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来管理。这其中既有长期的，也有临时的。如专理殡葬福利事宜的大埔恒善堂，负责大埔公学教务管理的校董事会都是常设机构。而1948年4月成立的教育组等等却是出于临时的需要而设立的。由于会务繁多，分科办事的方式也进一步地被大埔同乡会的各个分支机构所采纳。如大埔恒善堂的理事会中就下了七个组，分别管理不同的堂务：

（1）调查组：调查旅沪同乡慈善事宜，本堂交代山庄及地产之状况

（2）经济组：掌管本堂一切经济收支各项事宜

（3）保管组：保管本堂各项不动产契据及一切单据、动产及有价物品

（4）建设组：建设本堂一切新事业

（5）慈善组：属同乡公益慈善事业

（6）干事组：办理本堂常年一切事务

（7）交际组：交际关于招待社交酬酢及一切联络各事项。^[7]

这种分工细致、组织严密的管理体系对大埔同乡会而言在开展会务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部门各司其职，但又能相互监督。因而虽然名义上是以关怀桑梓、播撒福利为宗旨的同乡会，事实上却从它的组织结构中体现出了一种为旅沪同乡团结实体的半政府职能。

二、会员与经济

（一）会员

大埔同乡会的会员虽然来自地瘠人贫的地区，但由于这些客家子民长年累月地辛勤劳作，守望相助，所以便养成了吃苦耐劳而又团结互助的美德。来到异乡客地之后，这种团结的精神更是得到充分发挥，始终贯穿于同乡会的创设、发展过程中。同时由于客家先民的主体是汉魏两晋时期来自中原的士族阶层，拥有相当的文化水准与政府权力，因而其后裔便秉承了崇文尚武的传统。而大埔同乡会的会员自然也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笔者根据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一日的大埔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8]以及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日的大埔恒善堂堂员名册^[9]统计，列表如下：

表一

资料来源：大埔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上档Q117—3—65。有效登记总人数，是指在登记中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住址一应俱全的总人数。

表二

资料来源：大埔恒善堂堂员名册，上档Q117—3—70。

从以上的两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埔同乡会的会员都受过普遍的文化教育，拥有较高学历层次的人也为数不少。就具有大学程度的会员来说，他们中有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暨南大学等名校的毕业生，也有中华法政大学、上海法学院、国立商科大学等专科学校的高材生。而会员所从事的职业商、政、医等各界均有，可见该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从职业分布的百分比来看，尤以商人居多。这一现象既是沪上同乡会的一大共性，也是大埔同乡会的一大特色。作为广东人精明善贾自然理所应当，但如果细分的话，大埔同乡会又和具有“潮州门槛”的潮州人的营商策略有所不同，因为他们还具有客家人勇于开拓的气质。所谓“客家人开埠，潮州人守埠”。因此大埔人并不像许多的潮州人那样精于盘算，经营当铺，而是选择了各种开拓性的事业，如兴办公司（新新公司）、创立电台（凯旋电台）等等。

从以上的列表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女会员的比例甚为低下。这一点恰恰印证了客家在独有的山区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思想保守的一面，即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排斥了妇女入会的可能。客家妇女永远只能胜任“家头窖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田头地尾”的角色。即便是入会的女会员也只能充当极为次要的配角，在历届的董事、理事、监事的选举中，从未有妇女出任任何职务。

大埔同乡会的会员都是大埔人，但是旅沪的大埔人并不都加入同乡会。因为同乡若要入会的话，还要邀请两名保证人证明其籍贯、年龄、职业等方面的情况。（以下列表即为大埔同乡的会员证）^[10]

会员入会不仅需要担保人证明其可靠的同乡身份，而且还必须按时交纳一定的会费。因此这两项条件往往就限制了这一团体规模的扩大。

（二）经济

会员入会后既享受一定的权益，如拥有选举权，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等（如提供免费的食宿，免费看病等），同时又必须履行一定义务，其中交纳会费和捐助就成为最重要的一项。因为会员的会费和捐助是同乡会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而无论联络感情，团结桑梓，还是扶助同乡，开展会务都必须依赖经济。“经济者进行之先锋亦进行之后盾也。经济充足进行自易，然事属团体范围定广，费用必大。其惊骇之筹措断非一人之力所能办，定必和众人之力而后成”。^[11]根据大埔旅沪同乡会民国十一年的征信录^[12]所刊发的内容，显示了该同乡会1921年的各项收入中大都为会员的会费和捐款：

庚申年筹备董事捐款刘经九、杨富臣等共20人大洋一百元整。

辛酉年各会员特别捐助本会建筑会所芳名列：刘经九、李伟人、杨虎臣各一千元。

上海张裕公司大洋三百元

辛酉年自三月起永久会员所纳月费杨虎臣等共十三人共收洋二百四十七元

辛酉年自三月起普通会员所纳月费266人，共收洋三千九百念六角（一一五）伸

大洋三百四十一元三角九分整

辛酉年自三月起赞助会员所纳月费25人共收大洋二百三十元整

辛酉年自三月起特别会员所纳月费共90人，大洋三百十七元九角六分

会员月捐大洋一千一百三十九元八角九分三厘

四明银行利息大洋一百三十二元二角

杨虎臣订租会所地基中资移助本会大洋七十二元

刘经九清和坊事务所房金移助本会大洋三百元

收受照片余大洋二元

收兑换（九八元）八千零六十两零二钱零七厘

以上共收大洋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七元五角九三厘

（九八元）八千零六十两零二钱零七厘。^[13]

当然除了常年固定的会费和捐助收入外，有时为了应付突发的事件，同乡会亦会发起临时的募捐以解燃眉之急。如以上清单所列，为筹建克能海路会所，刘经九、李伟人、杨虎臣三会员便慷慨解囊捐助四千五百元。又如民国三十一年暨南大学的三名大埔籍学生因受战事影响而滞留上海，为解决三人的旅费及生活费，同乡会遂发起募捐，募得大洋860元。

会费和捐款虽然是大埔同乡会经济来源的中流砥柱，但除此之外，房屋的租金在经济的总收入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自建会以后，大埔同乡会便在上海康乐路、中华路、丽园路、陆家浜路西民立路口、大东门大码头街、大场区场中路、进贤路等处置办了多处房产。

大埔同乡会可供出租的物业共计有8处之多，而租房租地的既有居民，又有工厂、商店、娱乐机构。在这儿我们忽略房地产租户的欠租情况，单从理论上分析，就可看出这笔房屋租金的收入应是甚为可观的。这对于同乡会会务的展开无疑是一个有利的补充。

拥有坚实的经济后盾后，会务的展开就有的放矢了。那么大埔同乡会的经济支出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仍以民国十年该会的征信录为窗口作一番探究。

辛酉年支付各款列明：

1.印刷项：包括登报告选举期大洋七元六角，九柱共计大洋八十九元四角四分整

2.薪金项：书记、会计、务薪金四柱大洋二百七二元

3.房租项：清和坊事务所秘租大洋三百元

4.家私项：十五柱大洋五十一元六角

5.杂费项；十柱共大洋九十元零七角

6.交际费：包括支付贺宁波同乡会开幕花缎大洋二百八十元四角七分

7.支付克能海路订租会所地基中资（九八元）三百六十四两

8.支付大洋又一百元

9.付兑换大洋一万零九百七十元

以上共计大洋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元二角一分。^[14]

以上列举的各项反映了大埔同乡会的经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建筑会所，购置办公用品，支付办事人员的薪金等方面。而必须强调的是举办各项慈善福利事业往往要占据同乡会活动经费的半壁江山。据刘通生、刘运生^[15]两位老人的回忆，当时初来上海的大埔人在衣食均无着落的前提下，就会向同乡会求援。同乡会即会向他们提供短者一二日，长则一二月的免费食宿。而对于失业的广大同乡而言，同乡会更是会借助小本贷金的金额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在大埔同乡会第5号通告中就规定小本贷金的金额以每人国币十二元或二十四元为限。所以免费食宿也好，小本贷金也罢，还有其他各种福利开销，它们所需资金的数额均不是一笔钱款所能解决的，况且有时还会遇到特别情况，如救济家乡灾荒等等。由此可见大埔旅沪同乡会当时的开支是相当庞大的。因而为了维系收支平衡，推进同乡事务的发展，建立一套合理的经济制度也就势在必行了。

于是如上文所提及的，大埔旅沪同乡会就在执行委员会中设立了两个专门负责经济事宜的专门机构——经济委员会和保管委员会，以掌握一切的经济收支，保管各项不动产契据及一切单据并动产及有价物品。经济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将所有收入的款项存入理事会指定的银行；凡是要到银行支取资金时，必须要有同乡会的印章以及经济委员会三人的盖章和保管委员三人的盖章，每月的收支要在常会时作一番报告，年终时还需制表公布于众。保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将保管单据存入理事会指定的银行；每年度必须检查——次将检查结果报告理事会；开放保管箱则需三人盖章并一同前往。

从以上两个委员会的职责来看，这两个执掌经济的专门机构的制度是相当严谨的，办事的形式既做到了公开化，又遵循了相互监督的原则。而这两点正是理财的关键。这种经济制度的实施，使同乡会的资金和物品得到了有效的安全保障；同时在财物安全的前提下，又为大埔同乡会的经济状况作了合理的规划。

同乡会围绕经济的纷争也屡见不鲜。这其中既有与外界的纷争（如星星公司拖欠房租一案）^[16]，必有同乡会内部的如蓝中青等三人偿还黄金一案。

蓝中青、钟涌泉、刘应松三人均为大埔同乡会的会员，并曾经出任过多届的理事。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四日三人联名立据向同乡会借取了五十五两零五分一厘的黄金。约明借金还金，每两利息为八分。限一月归还，到期后仍按月付息至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三日。由于三人在到期前夕无力偿还，于是同乡会就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召开会员大会时议决三人所借黄金以国币二亿二千五百万元偿还。三人不服，并扬言宁可对簿公堂。同时还认为借据上的添注“如到期不还，即应根据借金契约借金还金依法诉追”这二十一字为书记员串通个别董事蓄意添加的。但借据上盖章签名具有，并无任何伪造篡改的现象。而三人到了还款期满的前十二天，又以昆山的一百零五亩八三厘的田契欲抵消借款，被同乡会驳回。随后即起诉三人。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四日上海市高等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裁定蓝中青、钟涌泉、刘应松败诉。

蓝中青一案在长达两年的审理过程中，激起了同乡会的强烈愤慨。因三人曾经长期但任常务理事，主管经济，所以此次借款不还、拖欠赖账不仅使原本经济就不太宽裕的同乡会雪上加霜，而且也动摇了广大同乡对于领导阶层的信赖。

三、社会职能(www.xing528.com)

高洪兴先生曾在《近代上海同乡组织》一文中讲“同乡组织是为了帮助客居异地的同乡，维护同乡人的利益而创立的，这一点使决定了它具有强烈的慈善公益的色彩”。^[17]大埔旅沪同乡会创立的初衷自然也不违背发挥慈善公职责的宗旨。在民国十一年大埔同乡会新屋开幕志上就载文曰：“盖必有所事焉，以利吾同乡，以益吾同乡，斯会为不虑设也。事为何，约有四要。一曰振兴教育，以造后起之人才。二曰团结金融，以巩本群之经济。三曰提倡工艺，以庇工业之同侨。四曰举办调查，以摭将来之商务。”^[18]出于关怀同乡，团结桑梓的目的，大埔同乡会在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兴办教育，设立善堂，保护同乡，救济难民，关怀家乡，为广大乡民造福谋利，积极地发挥了各项社会职能。不仅使乡民受益匪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兴办教育

1920年大埔旅沪公学在克海路同乡会的会所中正式成立。在该公学的章程中将“辅助国家教育，培植乡邑人才，造就国民生活必须之知能”，^[19]作为学校办学的宗旨。公学中设立初级小学（1—4年级）和高级小学（5—6年级）两部分，招收6—15岁的男女适龄儿童。公学所设立的学科门类繁多，涉及面很广。在初级小学中设立了国文（读法缀法书法）、英文（拼法缀法书法）、三民社会、算数、常识、体育、艺太、音乐、尺牍9门学科；在高级小学中设立了国文（读文作文）、英文（文法会话译话）、三民、算数（笔算珠算）、自然、历史、地理、尺牍、体育、艺术、音乐11门学科。学校主要以大埔籍的学生为招收对象，并免除他们的学费；若有余额，也招收外籍的学生，但是要收取六至九元不等的学费（初级六、七、八元，高级十元）。不过对于家境贫寒但资质聪颖，成绩优良的学生，不但给予奖学金，而且还可以免收学费。大埔公学的校董是由大埔同乡会所推举的热心教育的同乡来担任的，而公学的经费则是用“捐助基金，常年所产利息之全部及待征学费充之”。^[20]由于公学的福利成分大大高于盈利成分，而且捐助的基金也时常难以保证，运营地相当困难。抗战时期更是出于财力、人力的限制而一度停办。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出于对文化的重视，肩负教育重任的大埔同乡会不但没有放弃大埔小学，而且还进一步创立了大埔中学，以培养更高层次的优秀人才。

1947年夏，大埔中学（又名私立茶阳中学）在中华路会馆成立。内设初中，高中两部。其资金的来源大致和大埔小学一样，源自海内外热心教育的同乡的捐助。后来为了扩充发展，建立永久的校舍，同乡会发起了募捐活动。但是由于财力不济，大埔中学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结束的命运。

解放前，同乡人在上海办立义学并不是什么希罕事。大埔同乡会虽然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没能像宁波同乡会那样创立10来所中小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就有差异。因为大埔同乡会不仅将大埔小学持之以恒地坚持到了1954年会务结束的时候，而且凡是对于涉及教育时事情，该同乡会都会在能力范围之内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二）大埔恒善堂

大埔恒善堂，创立于光绪年间，要早于大埔同乡会。但自同乡会成立之后，恒善堂就成为了其下专理福利殡葬事业的专门机构（直至1948年与大埔小学和同乡会一同合并成立整理委员会）。大埔恒善堂章程的第一章第一条作了如下规定：“本堂系旅沪前辈先贤创办在先，既现在热心公益诸君于继起于后，得以维持为同乡养病、设立义、停柩寄尸之所。”^[21]故而恒善堂的主要职能是停柩寄尸和设立义山庄两项。为了管理好殡舍和义冢，大埔恒善堂章程的第八章、第九章对此制定了具体的规则：

第八章殡舍管理规则

四十六条殡舍为备同乡病没预拟运柩回籍安尸或在沪择地营葬者，而没非有固有之柩不得停寄，以损坏曳气致碍公共卫生。

四十七条殡舍面积勿多，凡同乡停寄之柩，自停寄日起满八年为限，应即催其亲属依期迁出。如不迁出本堂代行埋葬。

四十八条凡寄柩殡舍者自本章程施行之日起，应由其亲属年纳善费（）元，以助本堂经费之不足。其但寄寿材者得减免纳费半数。

四十六条凡以前捐助本堂经济费达百元以上者概免纳费。但以本人及其直系之尊亲或卑幼之柩为限。

五十条凡同乡如在上海境外盘柩过沪拟暂停寄时，倘无在沪同乡确实可靠之证明者，本堂得拒之。

第九章山庄管理规则

同乡病没者在大埔山庄埋葬，需领取三联发票，以备核察。

大埔山庄以埋葬同乡为限，外人不得冒葬。

大埔山庄坟地之起迁，家属不得阻挠。

当时的大埔恒善堂地处华界的丽园路，靠近热闹的老城厢，作为尸柩的临时停放所还免强可以，但要建立义冢，一方面政府不允许，另一方面面积也不够。故而1920年同乡会会长杨虎臣出资在宝山区的场中路购下了一片土地建立了大埔山庄。而为了更好地管理善堂和大埔山庄，除对殡舍和义冢作了具体的规划之外，恒善堂还设立了守堂和坟丁各一人，来负责祭祀和修善义冢的事务。

就这样，恒善堂为旅沪的大埔同乡提供了妥善安置后事的保障，使得无根的浮萍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池塘。这一对于客居异乡的移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大埔同乡会的这一专属机构在为同乡提供福利，给予终极关怀的同时，对于稳定民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其他福利

大埔恒善堂的各项善举是对于死者的一种关怀，那么对于广大生者，大埔同乡会又实施了哪些福利措施呢？根据档案资料显示，主要有以下几例：向失业者提供小本贷金，将无以为生的同乡遣返回籍，为患病的同乡提供免费就诊等等。

民国时期，大量移民涌入上海，相当一部分移民于一时找不到固定的职业，或是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又缺少资金，遇到这种情况，往往就会向同乡会请救支援。注重商业的客家团体——大埔同乡会在处理这种申援的时候就出台了“小本贷金”这样的救济策略。所谓“小本贷金”就是指由同乡会向同乡提供小额贷款，助其发展商务，而不收取利息，以助同乡度过难关，维持生计。在大埔同乡会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五号通告中，对于小本贷金的具体做法作了规定：

第一条为救济失业同乡起见以小本贷金俾得营业，维持生活为宗。

第二条以免利还本为原则

第三条借贷者应有下列各项：

1.有志愿小本经营者；

2.有可靠同乡二人以上担保者（经济委员会审核认可）；

3.能守安期还款信用者；

4.愿立借据；

5.填明住址。

第四条借贷金额每人限定国币十二元或二十四元。

第五条还款期限借十二元者每月至月底还归一元，借二十四元者每月归还二元，分月半月底两期归还，但须本人亲自送至本会办事处拿回收据。^[22]

“小本贷金”为一部分失业的同乡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大埔人在上海无法立足，而想要返回家乡却又苦于没有旅费，于是同乡会便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据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大埔同乡会福利委员会首次会议的决定，“给予无力返乡的同乡船票一张，现钞一万元，每月限定十名”。^[23]虽然这种资助的金额微小，涉及的人数也不多，但是在客观上还是为无力返籍的同乡提供了帮助，这一点可以从大埔同乡会的“同乡回籍登记册”中找到答案。^[24]

身在上海创业谋生，难免会遇患病之事。考虑到同乡维持生计的艰难，大埔同乡会又将免费提供义诊作为造福乡民的一大善举，分别聘请了中医、西医各一名。患病的同乡只要到同乡会领取优待证即可免除诊金，仅仅承担挂号费就可就诊，部分药品也可视情况赠与同乡。

以上所举的这些措施，是大埔同乡会最基本的社会职能。这些福利措施的实施为在沪的同乡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安慰和生命安全的保护，逐步显示了该同乡会的半官方职能。

（四）保护同乡

基于强烈的乡土观念，当同乡的利益（或物质的，或精神的）受到威胁或损害时，同乡会都会挺身而出，为其伸张正义，讨回公道。这是近代上海同乡组织所具有的共性，这一共性在大埔旅沪同乡会中的体现，我们可以从以下所举的三个例子中得到印证。

例一：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大埔同乡会会员丘远尊在吴淞被开烟馆的王氏夫妇殴打致死。其堂兄赶往现场后，被告知丘为服毒自杀。但堂兄发现尸体有被殴打的伤痕，遂向吴松警局报案。然而由于王氏夫妇与警局勾结，法医竟认定丘君为服毒致死。此案遂引起同乡共愤。于是同乡会立即召开紧急会仪，商讨申援之事，并出面报告地检署，会同同乡杨士达博士复验尸体，确认丘远尊是被殴打致死，而非中毒死亡。此案终得昭雪。

例二：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大埔同乡会为保护同乡免受码头地痞流氓的诈骗、欺凌，保障同乡在轮船上下的安全，致函广东旅沪同乡会要求一道成立一个同安会。由于档案资料的限制，该“同安会”究竟成立与否，笔者不得而知。但无论怎样，大埔同乡会的这一保护的出发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例三：民国十年三月大埔同乡会在接获旅沪嘉应五属学生会“关于客家遭到诋毁”的函件^[25]后，参加了华侨联合会所举行的反对此论的集会，表示客家为中原种族，自秦时就由西北转迁南下及唐代始入粤东，历时千载，为进化之民，且喜冒险经商，故今华侨之中亦占多数，何以见得蛮族目之。斥责该书的作者乃隔靴搔痒，不了解中国国情而妄下断论，并要求商务书馆将英文版世界地理对于客家的谬论之点加以更正，通告全国学校，登报申明。

从以上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作为保护同乡的机关，大埔同乡会在个别同乡蒙受不白之冤，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即派遣人员悉心调查，代为申诉，以求得公正的解决，并联合其他团体寻找相应的对策；而当全体乡民受到不白之冤之后，更是立即出面驳斥无端的谬论。所以这几个例子告诉我们大埔同乡会在当时的上海不仅仅只是单纯地为同乡提供简单福利的社会团体，而是成了同乡在异乡客地的冤情的代言人，权力与尊严的维护者，行使了一种重要的半官方机构的职能。

（五）身在上海，心系家乡

大埔同乡会除了积极参与其共同生活与创业之地——上海的各项社会事宜之外，也把它的一些社会功能推展到了家乡。旅居上海的大埔人并没有因为较为淡薄的叶落归根的意念而减弱他们对故土的思恋之情。因为“安土观念”的淡化是在漂泊与迁徙中延伸出的一种无奈，所以这并不影响“不忘祖根，热爱家乡”^[26]的信条，因而大埔同乡对于家乡以及旅居其他地方的同乡都甚为关心。同时从一个组织来讲，有了实力也必定要为家乡做些实事以此显示自身的良好形象。家乡情况的好坏不仅与他的亲戚故旧，而且同他本人也有密切关联。况且上海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有事需要外界资助时，人们便会想上海。其中首要寻找的便是该地的旅沪组织。肩负如此巨大重任的旅沪大埔同乡会于是便将建设的事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基于客家崇文尚学的传统，大埔同乡会最早介入的家乡建设便是捐助教育。对于家乡建设，建筑物的修筑，大埔同乡会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如民国十三年元月捐款给大埔县以建筑大公馆；民国九年十二月又将大埔瓷业公司的股份移入振兴大埔县内的交通事业。当家乡遇到天灾人祸时，大埔同乡会也会积极地参加救助。如民国十一年大埔发生鼠疫、民国十二年汕头爆发特大米荒，民国十三年大埔县发生罕见水灾，大埔旅沪同乡会在接到函请后，立即召开紧急大会，捐款捐物，给予受灾区及时的援助。再有，家乡的地方治安与风纪问题也是旅沪大埔同乡会所关注的问题。民国十四年，该会函请潮海绥靖处，要求处置潮汕战争为非作歹的散兵，保护来往的潮汕各行商，以及南北洋来办货物的水客。潮海绥靖处接获快邮代电后，复函大埔旅沪同乡会表示以派遣粤军总司令严加惩办匪类，以敬效尤。

除了积极参与家乡的各项建设事务外，大埔旅沪同乡会也和外埠的同乡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仅各地的大埔同乡会将历任的董事会名册、重要的事件函至大埔旅沪同乡会，而且当家乡发生重大事件后，大埔旅沪同乡会还会发起牵头，组织各地同乡组织共商对策。如民国九年，广东大埔旅沪同乡会科长黄春华被粤桂军别动队司令刘昆麟枪杀后，大埔旅沪同乡会遂联合旅汕、旅京大埔同乡会以及上海广肇公所、粤侨商业联合会、潮州会馆、嘉应会馆一同函请广州地检厅，要求立案侦察，最后由于各团体的一致强烈要求，粤桂军沈总司令迫于压力最终严惩了凶犯。

由此可见，旅沪的大埔同乡会在散处各地的同乡中影响甚广，而且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特殊地位，更是决定了它充当团结各地大埔同乡的核心联络站的地位。

身为客家的大埔人，“血脉里早已凝成了漂泊的因子。从中原到江汉平原，从大别山到南夷之地”，^[27]再从粤东的崇山峻岭到濒临大洋的上海滩，无数次的迁徒赋予了客家独特的气质，而五方杂处的上海则给予了大埔人更多自由的空气。因为这座城市客强主弱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地人迁居上海的心理障碍，这对于千百年来以“杵”自居的大埔人无疑是一种释然。所以由此而组建的同乡组织在发挥其职能的时候也就多了一份轻松和洒脱。大埔旅沪同乡会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始终以团结桑梓，扶助乡民为宗旨。尽管它只是以小小一个县城为核心的同乡会，尽管有人会说它并没有创造什么丰功伟绩，但笔者认为，不管怎样，一个组织的存在必然有它的功用。对于广东大埔旅沪同乡会来说，势力的弱小，资金的匮乏并没有阻碍它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作为众多旅沪同乡会中的一员，它的历史作用也应该是不容抹杀的。因为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市，所以从局部来讲，大埔同乡会只是解决了旅沪同乡人的问题；但从整体而言，类似的同乡组织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海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众的问题。所以，虽然在解放后，大埔同乡会归于封建成分的原因而告终结，所有财产档案移交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但是作为曾经存在过的、在上海保护同乡权益的机构大埔同乡会所行使的各种半官方职能对于同乡、对于社会无疑都是一种可贵的贡献。

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1]大埔县政府文史工作组编：《大埔文史》（第二辑）第2页，1985年6月版。

[2]罗香林：《客家源流考》，《香港崇正总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纪念特刊》第32页，金强印务公司1971年版（非卖品）。

[3]大博恒善堂创设于1887年，主管同乡会殡葬事宜，大埔同乡会建立后虽仍保留其名并有独立的管理体系，但其董事局的领导阶层皆为同乡会董事局的原班人马。故恒善堂可视为同乡会的分支机构。直至民国三七年和大埔小学一起与同乡会合并。

[4]上海档案馆馆藏（以下简称上档）Q117—3—2。

[5]高洪兴：《近代上海同乡会组织》，《上海研究论丛》第五辑，第13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6]上档Q117—3—2。

[7]上档Q117—3—2。

[8]上档Q117—3—65。

[9]上档Q117—3—70。

[10]上档Q117—3—6。

[11]上档Q117—3—21。

[12]捐款来自同乡，为取信于民，各同乡组织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收支帐目编汇成册刊行，分发给会员，这就是“征信录”，见高洪兴：《近代上海同乡组织》第136页。

[13]上档Q117—3—21。

[14]上档Q117—3—21。

[15]刘通生，上海著名书法家。刘运生为其弟。两人均为大埔同乡公会会员，笔者于2000年3月19日采访了两位老人。

[16]上档Q117—3—11。

[17]高洪兴：《近代上海同乡组织》，《上海研究论丛》第五辑，第14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18]上档Q117—3—27。

[19]上档Q117—3—13。

[20]上档Q117—3—28。

[21]上档Q117—3—2。

[22]上档Q117—3—8。

[23]上档Q117—3—37。

[24]上档Q117—3—23，民国三十一年回籍登记人数为69人。

[25]上档Q117—3—18，该函件指出在上海商务出版社出版的，由前苏州桃坞中学西教习R.D.Wolcott编辑的Geography of the World一书的第132页第8行有“In the mountains are many wild tribes and backward people，such as Hakkas（客家）and lkias（客家为退化蛮族）”一语。

[26]胡希张：《客家风华》第1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7]谭元亨：《客家圣典》第18页，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