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期，由协理升任监理的督陶官唐英，面对更多的责任和工作。他先要到淮安关赴任，不仅要熟悉这项海关税收工作，还要与当地各级官员和各路客商周旋。虽然他兼任御窑厂监督，但也要像年希尧当年那样，遥领景德镇御窑厂陶务。最初的三年里，他无法亲自回到景德镇，只能将御窑厂生产管理事项交由默尔参峩协助管理。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产品质量无法达到皇帝的要求。乾隆三年九月，在内务府的奏折中就可看出，一些专为奉先殿烧造的祭祀磁器不堪使用，要求唐英必需承担责任，照数赔补[35]。唐英在奏折中称：“伏思烧造瓷器虽系琐细工艺，必须谙练熟查，时与匠工讲究，方得全美。但默尔参额管理窑工仅止二年，未能谙练深悉，以致瓷器糙粗，数目减少。奴才从前在窑九载，颇知底里，今宿迁关去江西窑厂约二千二百余里，实有鞭长莫及之虞。仰恳天恩畀令奴才前往窑厂专司瓷务，得以亲身造办，庶瓷器可以全美多得”[36]。唐英的请求得到乾隆皇帝的回应，他被转任为距景德镇较近的九江关监，并就近监管窑务。随后不久，唐英又奏请御窑厂的烧造费用改由九江关动支。其中写到了“蒙皇上命管九江关务，是督榷之使，既系监造之员，出纳一手取资，甚便。所有烧造瓷器银一万两应请勅下内务府总管行令监督。唐英自乾隆四年为始改于九江关火耗或盈余银内就近动支。一年用过数目仍听唐英自行造册报明内务府核销”[37]。至此，自雍正四年以来建立的御窑厂督陶监理以及烧造费用开支制度更趋合理和稳定。
乾隆四年，对于景德镇御窑厂各项管理制度的完善和产品的日益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加之唐英的勤勉，可以说开创了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生产的前所未有的鼎盛和繁荣，并对此后产生持久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因素：一是唐英调任九江关监和监理窑务的双重职位之后，每年有充裕的时间莅临景德镇亲自参与对窑务生产和规划的管理。乾隆四年，唐英的一封奏折详述了御窑厂一年的督陶工作计划，每一项工作都能循序渐进地依照季节条件合理地推进。他写道：“窃照窑厂诸务，奴才承办有年，久所熟悉其最关紧要之时，在春则于二三两月，秋则于八九等月。盖二三月间，当开工之始，所有器皿各样俱须定准，至调停釉水配搭颜料皆于此时料理。八九月之侯，风日高燥，于坯胎火候均为合宜，正当陶成各器之时。拣选讲究尤在熟谙之人亲身经理。今奴才管理九江关务，原为就近窑厂，可以及时照看，除今岁三月间，奴才在厂亲自办理外，拟于八月内届窑工正盛之时，奴才再行赴厂，以经理其事。”[38]这一计划显然可以使御窑厂的生产更为高效，对窑厂瓷器生产的质量也起到了保证作用。
二是唐英作为九江关税务监督，又兼任御窑厂督陶官，其权限可以自主地合理规划和改进管理制度。雍正时期的唐英仅是御窑厂协理，那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实际生产方面，而组织管理权限仍然有限。乾隆的前三年期间，他虽然已经升任督陶官，但主要精力用在淮安关税务之上，并没有回到景德镇，所以唐英在规范和建立御窑厂窑务制度方面，其贡献应该在乾隆四年以后。
三是由于受到皇帝的信任以及得到内务府总管海望的帮助，他的各项提议和请求都能被批准。乾隆四年，时年58岁的唐英请求安置自己两个孩子的工作，在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的帮助下很快得到解决。他的大儿子文保任职内务府造办处，作为一名柏唐阿，负责照看御窑厂每年运送至京的瓷器。小儿子寅保则留在身边帮助自己[39]。对于督陶来说，这些事情看似小，但对于唐英自身来讲，确是至关重要。为此，他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安慰，从而能够全身心投入于窑务管理，致力于制瓷工艺水平的提高和创制瓷器的新式样等事务。
唐英在督陶时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前辈学者已经作了充分的论述[40]。本文只对他在乾隆时期有关粉彩瓷生产中所起的直接作用和取得的艺术成就作简略介绍和分析。首先，要提到的是乾隆八年，唐英遵旨编写《陶冶图编次》。该文配有宫廷画家绘制的二十幅陶冶图，较为生动和全面地对景德镇制瓷主要工艺逐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该书有如一套简洁而又图文并茂的工艺操作手册，对我们深入了解清代景德镇制瓷生产有重要的帮助。《陶冶图编次》中有关粉彩工艺的表述很详细，可谓详细了解粉彩的工艺史实而无法取代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其次，乾隆十二年唐英制定完成御窑厂瓷器生产制价的《则例章程》。该章程“将圆琢瓷器所需泥土、釉料、工饭等项银两，按造法、尺寸分别贵贱高次，逐一详查，核造制价则例章程册，呈送核定，奏明永远遵行”[41]。《则例章程》极为细致地区分了各种瓷器品种在制作工艺中的用料、用工的价目。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份材料和工序的价目表，也是一份各类瓷器制作工艺程序的细化分解表。可以说，只有对景德镇瓷器制作有着相当经验的管理者，才能制定出如此清晰的制价则例手册。到了乾隆十一年，御窑厂工艺技术的实施、生产的组织都已成熟稳定。如此细化的章程实际成为一份生产管理必知的手册，使生产管理有了具体的量化依据，为控制产品生产成本，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数目参照，只要是一位认真精明的管理者，即使接触御窑生产时间不长，都能对照《则例章程》，了解御窑厂生产的大概详情。所以《则例章程》为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御窑厂生产的规范化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则例章程》也使御窑厂的雇佣工匠有了可以参照的工价标准，对提高生产积极性同样有利。
在《则例章程》的颜料一项中，唐英指出“有广料、洋料、金料，贵贱不同，各器需用多寡不一，按价核算，故有多寡不能画一，以定每尺制价”。在“画彩画填二项”中，指出“如成窑五彩一种，止须绘画一手成器，若洋彩器皿，系顶细工作，照样绘画之后，另需画填匠手者，着色加染。故分别画彩、画填二项，则为条目核算尺寸制价。一、凡吹色一项，系专吹各种洋颜料之作，故另作条目核算尺寸制价；一、凡锥锦地一项，因止有洋彩锦上添花一种，故另列条款核算尺寸制价……”[42]。这是对当时一些粉彩瓷器制作工艺所做的详细说明，体现了粉彩彩绘工艺较为复杂的特点。
我们还可以从《则例章程》中抄录几种彩瓷的彩绘颜料和画彩的价格进行一番对比。
如“颜料：
一成窑五彩琢器每尺颜料银壹分壹厘
一彩矾红琢器每尺颜料银壹分壹厘
一填白釉洋彩琢器每尺颜料银贰分
一洋彩吹各色琢器每尺颜料银伍分
一洋彩锦上添花琢器每尺颜料银伍分
一洋彩描金琢器每尺金料银壹钱
一炉均琢器每尺颜料银陆分(www.xing528.com)
一娇各色琢器每尺颜料银肆厘捌毫
画彩工饭：
一成窑五彩琢器每尺画彩工饭银伍分
一彩矾红琢器每尺画彩工饭银伍分
一填白釉洋彩琢器每尺画彩工饭银玖分
一洋彩吹各色琢器每尺画彩工饭银玖分
一洋彩锦上添花琢器每尺画彩工饭银玖分
一洋彩描金琢器每尺画彩工饭银玖分”[43]
从上述记述来看，当时粉彩瓷器成本要比五彩和红彩成本高出将近一倍，如果再算上洋彩的画填、吹色和锦锥的用工开销，就可以清楚看到，一些式样繁复的粉彩瓷，例如“锦上添花”式样或兼有“雕镂之工”的转心瓶等器物，一定有很高的成本。
在“琢器则例”中，还能清楚见到“一、珐琅琢器每尺泥土银贰厘柒毫……一、珐琅琢器每尺釉料银贰分壹厘……一、珐琅琢器贰次入窑每尺柴价银壹分零肆毫”[44]等项。虽然我们无法详知更多情况，但毫无疑问上述各项都是指宫廷珐琅制品的一般成本。
总之，《陶冶图编次》和制价《则例章程》的撰写，记录下乾隆时期唐英督陶工作期间御窑厂生产的详细情况，前者是对生产工艺的总结，而后者是对生产分工和产品成本等规定的记录，两者都是御窑厂事务的重要文献。不仅对乾隆时期御窑厂生产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具有实践意义，而且对清代乾隆以后御窑厂生产也具有指导意义。
从乾隆时期开始，也许宫廷艺术家和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面对同样的问题，一方面，各种器物的艺术风格势必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产生一定的变化，以适应乾隆皇帝的审美品位。当然景德镇御窑厂相对宫廷作坊来说会有一个滞后期。另一方面，旧有的式样和生产方式已经稳定，如何转换，留给这些管理人员的创造空间究竟有多大，以及他们的创作想象与新皇帝的审美品位如何调和，这是朝廷在新旧皇帝转换时期所必然遇到的问题。
唐英不仅善于管理，而且还亲自参与陶瓷艺术的创作和工艺实践。可以说乾隆四年以后，已经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名优秀陶艺家的创作才能。这样的才能不仅来自于他在内务府造办处工作的丰富经验，还来自于他在御窑厂与工匠一起制陶的经验。所以到了乾隆初期，他能够凭借熟悉宫廷器物风格，创制出很多华丽精巧的粉彩瓷式样。有些式样不仅赢得了乾隆皇帝的欣赏，也成为乾隆盛世艺术风格的代表。例如他在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一日的奏折中称：“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谨恭摺送京呈进。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创造恐未合适，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在其后的造办处纪事录中记载，这批新拟器物除了交泰瓶，还有“冬青有座转旋靶碗”一件，转旋靶碗属于乾隆时期唐英所创制的转心瓶类器物。从随后乾隆皇帝的旨意看，皇帝对这批新奇的器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留下了所有“玲珑巧工磁器”，虽然没有将这些瓷器作为年例瓷器生产，但要求以后作为年节瓷器成对制作进献[45]。同年九月，唐英的奏折中又称：“因钦奉前旨，仍得在厂多住时日，料理宽裕，复出蝼蚁臆见，自行画样制坯，又拟造得新样瓷件一种，一并进呈，恭请皇上教导指示”[46]。
唐英在清代督陶官员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督陶成就和贡献，毫无疑问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但是也正是有了他，才使得雍正、乾隆时期的瓷器艺术，尤其是粉彩瓷器艺术显得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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