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M设计：丰富而多样化的建筑创作手法

自成立至今，DCM的作品类型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与社会发展、文化转变、设计工具进步、全球化进程等外界因素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DCM对建筑创作的实践、城市问题的研究，以及城市与建筑间关系的探索是他们作品不断进步的核心动力。

DCM初期的作品就呈现出对建筑和城市的双重思考。丹顿和廓克先生都学习过城市和区域规划的课程，其思想受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影响[2]。1976年，DCM赢得了墨尔本城市广场项目，由于政府要求尽量减小公共活动空间，DCM前所未有地将电子屏幕作为设计要素引入其中，并邀请艺术家在广场内创作了一个抽象雕塑，这成为当时人们讨论的焦点。这是DCM对城市问题实践的重要起点，它也成就了DCM从规划角度思考建筑的设计方式。

图1.约翰·丹顿，白瑞·马修，比尔·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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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墨尔本城市广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DCM的作品呈现出类型学的特征，这与当时风靡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无关联。它们的作品运用特定的建筑语言，如院落、广场或柱廊等元素来处理建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建筑单体的处理上强调正交关系，并趋向于抽象的立方体形式。另外，DCM关注建筑带给人们在城市中的感受，如在考斯林大街101号项目中，他们反复推敲摩天楼如何与城市结构相结合，并仔细考究建筑细部对原有环境的影响。80年代末，DCM在设计手法上逐渐进入对形式和形式之间关系的探索。90年代，DCM的作品表现出解构主义的特征。他们将城市肌理中的网格转化为框架，并将立方体单元穿插其中，以此表达建筑的解体与重构。这种手法被建筑评论家贝克（Haig Beck）称为“元素的组装” （assemble of elements）[3] 。但不同于一般的解构主义，DCM的作品更加关注材料和建造。

从90年代后期开始，DCM的设计项目逐渐出现在世界各地。他们不局限于建筑创造中的突破，对城市问题的研究也投入了更大的精力。随着新千年的到来，DCM对建筑和城市的理论及方法都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他们将建筑视为三维的、物质的代表，是城市发展系统中的组成单元，不夸大建筑的影响，也不否定建筑对城市生活的积极作用[4]。DCM将当代城市中争相建造高层与浮夸形式的建筑视为一种投机行为[2]，主张在平凡的基础上创造不平凡的建筑。这种观点与当下许多建筑师对形式的过度追求形成了一种对抗。面对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状况，DCM给予不同的关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DCM更加关注城市如何为其居民提供就业和得到尊重的机会；而在发达国家，城市的生活质量成为DCM关注的焦点。另外，DCM思考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强调城市的发展在于更新而非无限度地蔓延，并通过建筑作品中技术的运用，回应当下可持续的发展需求[2]。这个时期，DCM的建筑创作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对原有设计手法的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面对不同地区的场地环境的需要、工程技术的差异、设计速度的要求，DCM逐步形成更加完善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