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变动对中国的影响简析

中国的现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正在这个时刻，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大变动强烈地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达四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令人震惊的巨大灾难和混乱，一时仿佛看不到多少光明的前景。这下轮到西方国家许多人也陷入深重的失落感了。

欧战结束后的下一个月，梁启超等动身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普遍的沮丧、彷徨和“世纪末”的失魂落魄情绪。一个美国记者对他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梁启超归国后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他在欧洲目睹的这幅凄惨景象：“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从中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1]梁启超素来以政治态度温和而富于敏感著称。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会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鼎鼎大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这时到中国来，到处演讲。他说：“诸君皆知道我相信社会主义的。我以为产业如何发达，若非以社会主义行之，必定有不平之事发生，此阶级压制他阶级，苦者益苦，富者益富，弊害丛生。所以必须生产品、器具、土地、利益，皆归之公有，再分配于个人，不为私人所揽有，方为公道。西方社会主义是产业制度的结果，自然而然产生嬗化而来。”尽管罗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同时又鼓吹“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2]，但连他都如此赞扬社会主义，终究也引起更多人对社会主义的注意，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比起资本主义来是一种更新、更先进的制度。

至于有机会亲自到欧洲去看看的中国先进青年，受到的刺激自然更为强烈。

长时期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西方国家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他们密切注视着西方世界的动向，狂热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种种新学说和新思潮。西方世界发生的任何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时时都会牵动他们的心弦。

本来，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西方资本主义还处在比较稳定时期时，中国先进分子中已有一部分人开始敏锐地觉察到它的阴暗面，并对西方正在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表示同情。孙中山便是较早地表示过这种同情的一人。1903年，日本人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一书在上海同时有两种译本出版，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的中译本也在上海出版。同年9月，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的第一个中译本由《浙江潮》编辑所印行。同盟会成立后，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一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比较详细地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他把马克思译为马尔克，这样写道：“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朘削劳动者以自肥尔。”“凡财皆从劳动而出。故真为生产者，劳动之阶级也。然则享有世间财产之权利者，非劳动者而谁乎？”1907年由刘师培等在日本创办的《天义》上，第十五卷《学理》栏内刊载了民鸣译的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卷合刊（春季增刊）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译文。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作了连续三天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的讲演，但这个问题那时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以如此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西方国家的缺陷已暴露得如此明显，连许多西方思想家对之的信心也发生动摇。这不能不使更多的醉心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他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何孟雄的一段话，反映了不少中国先进青年的这种认识：“欧洲资本主义的前途，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机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3]

正当人们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长期以来，沙皇俄国一直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在这个近邻大国发生的巨大革命变动，自然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格外关切。人们需要了解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刊载报道俄国革命的消息和评论。北京的《晨报》上连续刊登《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的长篇文章，从劳农政府的教育方针、土地国有、行政组织、男女平权、银行国有、国债废弃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充满报刊上的这些文章和消息，尽管中间也有不少失实的记载和错误的评论，但毕竟帮助了许多中国人大体了解了俄国发生的事实真相。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重要的发展，工人的队伍迅速壮大，作为重要社会问题的劳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工人运动的初步兴起，也使原来被忽视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力量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使原来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看到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

为什么十月革命这时能对中国先进青年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它正好给他们苦苦思索着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人虽然已多少接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学说，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介绍并不准确，受到它影响的范围也十分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看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的一种偶然涉及，并没有给以认真的对待。现在，社会主义在苏俄不仅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苏俄，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苦闷中的中国先进分子倏然转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方面来。

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他在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4]。他响亮地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5]1919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1年纪念日的时候，李大钊主持下的《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载《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序言》的摘译和《雇用劳动与资本》的译文。这些表明，中国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中新的因素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了。(www.xing528.com)

其他有着不同经历、处于不同地位而先后转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先进分子越来越多。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道：“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6]这里所说的思想经历，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社会主义不是由任何人心血来潮地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的产物。李达在1919年6月说：“法兰西革命，虽是推倒皇帝的专制，打破贵族的阶级，灭除寺院僧侣的特权，但所有成功只算政治革命的成功。”“结果弄到贫者愈贫（这是劳动者），富者愈富（这是资本家），贫富相差愈远。这就是十九世纪政治革命后的文明现状。社会上受了这不平等的刺激，自然会生出近世的社会主义来了。”[7]同样地，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能任意左右的，而是时代潮流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地自然地产生的。

[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第719、723页。

[2]罗素：《社会主义》，《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1年2月21日。

[3]何孟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甚么方法》，《何孟雄文集》，第62页。

[4]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

[5]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

[6]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第112页。

[7]李达：《社会主义的目的》，《李达文集》第1卷，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