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峪关流传着一个修建关城的传说。相传明正德年间，有一位叫易开占的修关工匠，精通九九算法，所有建筑，只要经他计算，用工用料十分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官员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用砖数量。易开占经过详细计算后说：“需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砖。”施工完毕后，结果只剩下一块砖。易开占对监管者说这是定城砖。现在，这块定城砖仍保留在嘉峪关西瓮城门楼后檐台上，旅游者慕名都要来看一看这“最后一块砖”。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在建筑中严谨、细致、精确、高超的规划设计水平。
图1 嘉峪关城楼定城砖
从一个最简单的建筑物，到建筑物群体集合形成的城市，都离不开人类的规划。李渔曾说：
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犹之筑舍道旁，兼数宅之巨资，不足供一厅一堂之用矣。[1]
他认为修建房屋必须在动工前做好整体规划，屋舍的位置，什么部位用哪种材料，都要提前设计。否则，随心所欲，走一步看一步，屋舍建筑就会失败，这无疑是极大的浪费。
我国的城市规划历史悠久，产生了丰富的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和底蕴的规划思想。不管是由聚落慢慢演变而来的城市，还是人为条件下建造的王宫都城，其所在的位置都是经过精心选择而确定的，城市的平面布局和建筑分布也要进行专门规划。中国的城市最初是由居民点发展而来的，原始居民在选择居住地址和建造房屋时的做法和经验，就体现了朴素的规划思想和智慧。西安半坡的原始聚落遗址在渭河的一条支流浐河的岸边，是距今6000多年的一个古老村庄。村落中的建筑布局已有人为的规划。遗址分为三个区：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作坊区。居住区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位于聚落中心，由一个大的壕沟围起来。墓葬区在大壕沟北边，制陶作坊区在东边。居住区中间还有一条宽2米、深1.5米的小沟将其分成两部分。居住区中心有一座大型的房子，前面有一片空地，像一个“中心广场”，此处应是部落内举行集会、商讨公共事务和举行宗教祭祀的场所。大房子周围散布着一些方形、圆形的小型房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王炜林说：
半坡时期的人都是规划大师，他们会先挖一个环壕将整个聚落围起来，聚落里的房子门都冲着中心的广场。不像现在的人，都将房子的门朝着向阳的一面；他们是围绕广场做一个向心式的布局，广场是他们最重要的场所，他们可能在那里聚会、祭祀甚至跳舞。[2](www.xing528.com)
聚落的房子门都开向中间的大房子，除了具有团结在一起的象征意义，另外，也能使聚落更加安全，人们可以相互照应，一有危险情况，便于集中起来，一致对外。这样的方位安排，可以避开冬季寒冷的风，也可以避免夏天酷热的阳光直射屋内，具有冬暖夏凉的效果，使居住者更加舒适。
图2 春秋淹城遗址平面布局
春秋淹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座地面城池遗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武进区。考古学家确认此城建于春秋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淹城规模不大，但是建筑形制却较为规整，从里向外由子城、子城河、内城、内城河、外城、外城河依次组成，形成了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独特的建筑格局。有人对淹城遗址三城三河相套的平面布局说得很通俗、明白：“一条环形的小河，包围着一个环形的土堆，土堆里又是一条环形的小河包围着一个小一些的环形土堆，最让人惊奇的是，再往里还是这样，一条小河套着一个面积更小却更高的土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也很形象地描绘了淹城的建筑样貌：
内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禁城，三套环河三套城；内河坝，外河坝，通道唯有城西坝，独木舟渡古无坝。[3]
淹城的子城和内城都是方形，子城、内城和外城都只有一个城门出入，而且内城和外城还是靠水道相通。每座城外都有城墙，而且城墙筑得很宽，子城墙和内城墙的基脚宽约30多米，而外城墙基脚宽度达到了40多米。能够看出，淹城在修建之前是经过精心规划设计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造城原则以及军事防御目的无疑在淹城的规划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影响了城市的建筑布局。
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古人不断总结城市规划的经验，形成了丰富的城市规划思想。我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理论散见于《周易》《尚书》《商君书》《墨子》《诗经》《周礼》《管子》《孙子兵法》《山海经》等著作中，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独具一格，自成体系。最早的城市规划思想形成于周代初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规划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体现不同思想的城市规划理论。要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一是以《考工记》为代表的体现礼制思想的规划布局方式；二是以《管子》等为代表的因地制宜、重环境求实用的规划体系；三是模拟或缩微宇宙图景的“象天法地”规划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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