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以追求天地人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阴阳五行说”“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等等，都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生于宇宙之间，天地自然、万象图景，影响着人对自身的认识和表达，来自于天地宇宙的认识方法和规律自然会表现在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营建规划中。效法天地自然，营造宇宙图景，是中国建筑内涵的重要文化精神。李约瑟对中国建筑中处处表现出的宇宙精神是这样说的：
再没有其他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于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这个“人”并不是社会上可以分割出来的人。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物自不在话下，城乡中不论集中的或散布于田庄中的住宅也都经常出现对“宇宙的图景”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6]
在城市、宫殿、园林等建筑中模拟或者微缩、象征自然的“象天法地”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更是古代城市设计规划中很重要的设计思想。
“象天法地”，简单说来，就是模仿上天，效法天地，是古人“观物取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老子》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说法，《易·系辞》中提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由于追求与天地“不相违”而和谐统一的精神，古人在建筑的整体规划与局部细节中，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象天法地”的经营思想。
“天圆地方”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天地观，文字记载有“天体圆，地体方；圆者动，方者静；天包地，地依天”的说法。[7]古人按照天地的形状来制造器具或房屋，铜镜外圆内方，车厢的底板做成方形，上盖做成圆形，都是模仿天地的。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记载：“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古建筑中的地下墓室，历代的明堂，皇家建筑的天坛、地坛都遵照“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
图8 四象二十八星宿图
古人崇天敬天，喜欢观察天象，并且常把天象、星象和周围的事物联系起来，自觉不自觉地仿效宇宙图像，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创造出一个带神秘色彩的世界来。古人从北半球的黄河中游长期观测星象，认为天上的北极星是恒定不动的，是天的中心，其他星斗都围绕着它转。于是把天上的恒星分组，每组以一个星官称呼命名。所有星官中，三垣和二十八宿最为重要。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每七宿一宫，组成东、西、南、北四象，即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象以北极星为中，故名为天枢、中宫、紫宫，为天帝太一所居，后来称为紫微垣。以此形成了以太一为中心，以三垣、四象、二十八宿为主干的天上星宿世界。人们创造命名了形象世界，又以此为摹本来规划设计营城造都。《逸周书·度邑》中记载周武王的建都原则是“定天保，依天室”。天保，指的是天枢北极星，借指国都。就是说按照天上宫殿的模式建造都城。
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经常模拟或者微缩自然宇宙图景，如拟法北极星的中心位置，都城选址尊崇“择中”的办法，城市中心确立后，再向四周发展，而这个中心一般是宫城所在地。《吕氏春秋·慎势》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据说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受吴王之命修建阖闾大城，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成大城，有陆门八，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卦”。后来范蠡建造越城，也是按天地模式规划的。《吴越春秋》中说：“蠡乃观天文，拟法象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咸阳修建都城，他相信天象，都城规划设计取法于天象，将宫殿比作天上的星宿，将地上的山峰比作宫殿的阙楼，将阁道比作连接星宿的通道，以河流来象征天上的银河。《三辅黄图》中说：“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法天”的思想意识使秦都咸阳的布局充满浪漫和神秘主义色彩：沿着北面高高的地势营造宫殿，殿门通向四面，就像天帝居住的“紫宫”；滔滔东流的渭水穿城而过，好比天界银河；一桥飞架，把南北的宫阙楼台连接起来，如同天上的鹊桥。这样的象征手法贯穿于都城设计中，无疑显示了皇帝作为天子的身份和地位以及雄霸天下统治千秋万代的愿望。
汉承秦制，在城市规划设计上，汉长安城在充分考虑周边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也借鉴了秦的做法，取法于宇宙天象来规划营建都城。汉长安城又叫作“斗城”，是因为北城墙西北段蜿蜒曲折，形如北斗；南城墙中部突出部分和东段曲折如南斗。《三辅黄图》中记载：“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京城为斗城是也。”南斗和北斗很早就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殷商时代，人们已开始祭祀北斗，并且将北斗星与王联系起来。汉长安筑为“斗城”，期望获得上天庇佑，显示天子之威。班固《西都赋》中道：“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长安城中的未央宫拟仿天上的紫微垣，在八卦方位中，乾代表西北，象征天；坤代表西南，象征地；紫微垣在天与乾对应，皇宫在地与坤感通。古代十二地支方位中，未在西南，对应坤卦所在的位置。故“未央”即地之中央，所以未央宫地处长安西南隅。另外，未央宫北门外的北阙又叫玄武阙、东门外的东阙又称苍龙阙，未央宫内有朱鸟堂、白虎殿，《三辅黄图》也提到：“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
图11 阴阳示意图(www.xing528.com)
汉长安城的整体布局更像是在模仿星图，在星图上，将北斗七星、勾陈、紫微垣、北极等星座相连接。更令人惊叹的是，汉长安城中的几个重要部位恰与星座的位置对应。城南端突出处是天玑所在位置，位于西南方的建章宫在开阳与摇光的连线上，城西北部曲折的城墙与太子和勾陈的连线形状、位置相仿。与此同时，城中的主要宫殿及市场的形状、比例也基本符合星图。汉长安城的规划将对自然环境因地制宜的适应和对天体宇宙的模仿巧妙地结合起来，可谓是匠心独运。
阴阳五行学说也是古人对宇宙自然的一种看法。它认为，世上万物都分阴和阳，男属阳，女是阴；天为阳，地乃阴；数字中单数是阳，双数为阴；方位中前面是阳，后面为阴。事物是在阴阳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变化的，这是古人对天地万物规律的认识。《易·说卦》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易·系辞下》言：“阴阳合德，则刚柔有体。”《老子》中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它们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关系。这五种元素和方位、颜色、声音形成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地上的五位是东、西、南、北、中，青、黄、赤、白、黑为五色，宫、商、角、徵、羽为五音。五行说可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人体、时间、季节等的认识都囊括其中。运用五行学说来看天上的星座，就可以重新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同样以北极星及其附近的星群为中官，中官由上垣太殿、中垣紫微、下垣天市组成，中垣紫微处于中官之中，是宇宙中最中心的位置，由天帝居住。人间的帝王是天子，他们在地上居住的宫殿也应该是最中心的位置，比拟于天上的紫微宫，汉朝皇帝居住的未央宫又称为紫微宫，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中官周围以二十八宿组成东官青龙、西官白虎、南官朱雀、北官玄武，四官和不同的颜色相配，也成为地上四个方位的象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成为人间的神兽。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之外，中央为黄色，黄就成为五色的中心，也许这和黄乃土地之色有关，表现了农业社会对土地的崇尚。
图12 五行相生相克示意图
阴阳五行的观念在古代城市建筑的选址、整体布局和单个建筑局部的设置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古代城市选址地形中蕴含着阴阳思想，水之北、山之南为阳，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山、水结合，则山为阳（刚），水为阴（柔）；山应在城的北方，水应处在城市的南方，山环水抱、阴阳相宜。据说周族的祖先公刘在夏末迁都选址时就是“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西汉晁错也提出在边地建城选址也要“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明清紫禁城外朝在前面，为阳；寝宫在后面，为阴。前朝用阳数，有五门、三朝；后宫用阴数，有两宫六寝。两宫为乾清宫和坤宁宫，两宫之间为交泰殿，指天地之气融合贯通，生育万物，物得大通，故曰泰。“乾清”“坤宁”“交泰”体现天地交泰、阴阳和平之意。另外紫禁城中东华门喻木，西华门喻金，午门喻火，玄武门喻水，三大殿喻中央土，三大殿的三层台阶为一巨大的“土”字，天子居“土”上，乃五行之中央，喻意“得土者得天下”。[8]紫禁城中宫殿屋顶几乎都用黄色。五行学说在紫禁城的设计中被充分地利用。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内蕴丰富，体现人伦道德的礼制思想和《管子》重环境求实用的思想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等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共同谱写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源远流长的宏伟篇章，它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整体意识、理性主义思想以及巧妙独特的空间组合方式对当代的城市规划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李渔：《闲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2]刘牧洋：《探访陕西杨官寨遗址——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城市》，《淮海晚报》（数字报），2009年4月21日，http://old.hynews.net/hhwb/html/2009-04/21/content_115414.htm。
[3]彭适凡、李本明：《三城三河相套而成的古城典型——江苏武进春秋淹城个案探析》，《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4]苏建、蔡运章：《名城史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98页。
[5]汪德华：《中国城市规划史纲》，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4页。
[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338页。
[7]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
[8]吴庆洲：《象天法地法人法自然——中国传统建筑意匠发微》，《华中建筑》，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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