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卷：探讨《唐书陈寅恪诗抄本》问题

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在陈寅恪研究中是一个耳熟能详的问题。最早公开提出此问题的是蒋天枢。他在1979年编辑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说：“先生诗出入唐宋，寄托遥深。尤其于宋诗致力甚久。家学固如是也。尝教人读宋诗以药庸俗之弊，其旨可见。惜《诗存》所刊，仅及其半。师母手写诗稿三册，至今未见还，至可伤矣！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识。”^[1]

1981年，蒋天枢校毕《编年事辑》后有一则补识，再提此事：“现在，寅恪先生文集出版事虽已告竣，尚有遗憾事二：其一，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黄萱誊清钞稿一份，曾经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王健全拿去供批判用。王来信说当时放在历史系橱柜中。此文当日主系事者应能知其下落。其二，一九七八年历史系发还稿件时，独师母手写诗稿三册，未予发还。陈小彭曾向胡君索讨多次，未得。此三册诗稿明载接收清单中，现亦不知在中山大学何人手。此二事思之时为心痛。一九八一年校毕补识。”^[2]

1982年，台湾汪荣祖访问胡守为时曾提及，诗稿三册由唐筼书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所列清单中。汪荣祖说，胡守为之意“似有人吞占此稿件，若经私人关系，待之以日，仍有重见天日之日”^[3]。

朱浩熙《蒋天枢传》中对此问题的记述是：“陈小彭按照抄家清单一一核对，发现父亲心血所系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虽在其中，但已经残缺不全；另外由其母亲手抄的父亲诗稿也不知去向……”^[4]

2004年，徐庆全发表《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再次详细涉及此事。徐文首次披露蒋天枢给周扬的信，其中述及陈家当时的处境：^[5]

抄走后至今渺无下落。继又逼迫迁居小的住宅，书籍无法存放，由图书馆全部运走。即陈师所借我的《钞本牧斋外集》十二册（巾箱本、二十五卷），亦混在师书中被拿走，函索，称“无有，作罢”。……把家中所保存的新旧著作稿件，从陈先生小女儿陈美延手中，以威胁劫持方式全部拿走。后来又辗转被历史系取去。中经家属多次索讨，迄不发还。直到七八年，大女儿陈流求向广东省政府申诉，中大历史系才于当年四月间将稿件发还家属。但诗集三册和其它零碎稿件尚未发还。……此外，陈师母亲自缮写的诗稿三册，也希望周老能函商中山大学校党委负责同志（据说诗稿三册存放在校长室保险柜里），将诗稿三册交还家属。其它一些零碎稿件，据说存放在档案室保险柜或历史系箱子里。至于另外一份《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现在谁手，还无法查清。在未交还家属稿件之前，所有稿件都经过历史系主任胡守为手，不识该文是否在他手里？

徐庆全同时采访了陈美延，她回忆说：“我就把文稿借给他们。为了有凭据，我让他们列个目录留下，其中就有《柳如是别传》和父亲的诗稿。”^[6]

徐庆全也采访了胡守为，他回忆说：

陈寅恪先生的女儿的确交出过陈寅恪先生的手稿，因陈先生的女儿是化学系的，因而手稿是交到化学系的。……大约在1978年，化学系党总支通知历史系党总支，说有陈寅恪先生的两包手稿，你们历史系是否拿回去？历史系党总支问我，我说应该放在历史系保存，而且谁也不能动。不过，在这两包稿子中，没有《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陈先生的诗稿，只有《柳如是别传》。陈先生的这部著作还没有出版，我认为应该尽快整理出版，就组织有关人士进行整理。不久，学校党委书记对历史系说，陈先生的女儿要求把这部书稿拿回去，我们遵照指示，立刻交回去了。^[7]

蒋天枢在给习仲勋的信中，只提到有确凿证据被人拿走的是《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给周扬的信中才补充提到了陈寅恪诗稿。徐庆全文章披露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简报》（1979年1月6日出版，编号第5期），题目是《关于陈寅恪的遗稿散失问题》。(www.xing528.com)

徐庆全采访陈美延的记录是：“王健全写了一封长信，说明稿子不在他的手上，而是在历史系。王健全没有拿走稿子，这我倒相信。……我们知道父亲的文稿存在历史系后，就曾找过学校党委书记要回了一批文稿。……胡守为交回了《柳如是别传》，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父亲的诗稿却没有下落了。”^[8]

徐庆全对胡守为的采访如下：

关于陈先生诗稿的下落，直到现在我还是被嫌疑人，蒋天枢先生当年就非常明显地暗示过这一点。我一律不作回答。你问到这个问题，我才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你可以在你的文章中说你采访过我，引用我的话，但我不看你的稿子。……蒋天枢写信后我们学校是否追查过陈先生的遗稿，我也不清楚。我只是看到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后记中，暗示我把陈寅恪先生的诗稿垄断后，才请求学校来查找，还我一个清白。陈先生的诗稿，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拿来的，我的确看过，但后来去向我就不知道了。在学校查找时，我曾向学校建议说：当时有陈寅恪专案组，有可能是把陈先生的诗稿作为“反动权威”的材料送到省里了，应该到省里去找。后来，学校是否去省里找，我也不知道。关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校组织部档案中找到了，还给了陈先生的女儿。后来，这份稿子在江西的一家刊物上发表出来，现在收在三联出版的《陈寅恪集》中了。陈先生的诗稿则没有找到。尽管如此，党委书记对我说，调查结果与我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按照组织的结论：诗稿并不在我这里。

由以上蒋天枢记述、陈家后人回忆以及胡守为的辩驳，可知1967年陈家被抄时，确有唐筼书陈寅恪诗稿三册，但所有回忆者均没有涉及三册诗稿的具体形制，即三册诗稿写在何种纸上、用何种装订样式、以何种方式书写，三册诗稿是全书皆陈诗还是同时也抄了其他诗等等，这些情况都不很清楚。

2010年，陈氏后人回忆：“尤其是父亲表露心迹的诗作，全由母亲一人手录。这些诗稿有用钢笔书写的草稿本，及毛笔抄写的誊正本。解放前的诗作抄在一本自制的浅蓝色封面，近正方体的大本子内；解放后诗作录在各种软皮封面练习簿内。仅毛笔誊正本就不止五册，钢笔录下的草稿本就更多了。”^[9]

蒋天枢的判断，来源于陈家后人回忆，而在陈家后人回忆中，没有关于唐筼书陈诗的具体内容。联系到《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抄走及发还过程中的复杂性，石泉认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存在“蒋本”与“新稿本”的情况，^[10]我们大体可以判断陈寅恪遗稿在抄家后曾存在散乱情况，由图书馆到化学系再到历史系，还有陈寅恪专案组。一般认为后来完整保存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情况，未必准确。胡守为认为曾在化学系，似不无道理，而《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在中山大学组织部发现，更证明当时陈寅恪遗稿的散乱情况。

简单说，唐筼书陈寅恪诗稿的下落问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陈诗的整体写作状态；二是陈寅恪遗稿的流传情况；三是对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相关人物的评价，比如王健全、胡守为的人格。

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一般认为有三册，但陈家后人也有五册的回忆。《也同欢乐也同愁》中有一幅唐筼手抄陈诗内文誊正本的照片，^[11]但没有说明照片来源。按常理推测，照片一定是诗稿佚失前随意拍摄的散页，如果是正式拍摄记录，应当不止一页正文，而有封面一类记录。总之，目前关于唐筼书陈寅恪诗抄本的详细情况尚不清晰，所以需要一些推测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