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我查了一下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该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
Mr.Wu has twice compared himself to the late Mr.Hsu Tse-mo in his poems.As an artist，Mr.Wu Mi is far too slovenly to be compared to that accomplished writer of charming if somewhat mincing verse.But as a character，Mr.Wu Mi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and—the word must be out—grand.Hsu Tse-mo，for all his aestheticism and artiness，is still a baby who can enjoy innocently the pleasures of life；his first of unhappiness are those of a spoiled child who wails either because he has not got enough of sweets to eat or because he has eaten more than is good for his stomach。[1]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诗人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吴宓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他的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仍好像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叙传。(www.xing528.com)
《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版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2]。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3]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他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道“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而后再引旁人的话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4]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5]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6]的告诫。对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派”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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