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是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作为与官学、私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上存在了千年之久。它既与官学、私学相联系，又独立于官学、私学。它是士大夫为满足自身文化教育需求，并且整合传统的官私之学及佛道教育制度的长处之后而产生及发展起来的。[117]书院制度兴起于中唐，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118]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近代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这种教育体制正是近代教育学堂制度的前身。同时，书院由于其特有的性质，又不仅仅是单纯培养人才的机构，也是地方文化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具有传播社会文化、普及知识、开发民智、启迪民众、教化社会等职能。[119]因此，书院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和研究所，是当时学术思想的浓缩之处，是社会思想迸发的阵地。柳诒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写道：
宋元之间，书院最盛，至明而浸衰。盖国学网络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于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其后国学之制渐隳，科举之弊孔炽，士大夫复倡讲学之法，而书院又因之以兴。[120]
由此可见，在有明一代，书院教育经历了由衰转盛的过程。其前期受到以科举为中心目的的官学的挑战，处于凋零之际。而在这之后，由于官学的腐化，书院教育又逐渐兴盛起来。荆州地区书院的发展正是在此大背景的影响之下进行的。
如前所述，明代早期在大兴科举的背景之下，官学教育空前兴盛。而在此期间，书院教育则受到排挤，在夹缝中成长，发展极为沉寂。据统计，在明代前五朝近七十年的历史中，修复、重建和新建书院总计只有77所，而元代仅至元年间（1271—1294）就有一百多所，这其中差距甚大。明朝前一百年中，湖北仅建有四座书院，其中荆州有一所，即石首的城南书院（后迁址改建，是为崇正书院），这所书院为明景泰年间都御史汪浩所建。这一时期的书院不仅在数量上不及前代，在质量上也同样不如前代。“讲学书院之风一变，其存者，徒以崇祀儒先耳”，[121]在学术思想上基本没有进一步的突破。
而在明成化之后，由于政治上日益走向腐化，宦官势力逐渐膨胀，潜伏在大明王朝内部的矛盾渐渐激化。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已经不再是唯一进入仕途的途径，大量的贿买、钻营手段出现。[122]因此，在科举制地位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官学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关注时弊，开始利用书院讲学的方式倾吐政治见解。在这一背景之下，书院教育在沉寂了百年之后又开始走向复苏，《明史》赞曰：
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123](www.xing528.com)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
自武宗朝，王新建（指王守仁）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之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124]
由此可见，明代在理学上的突破促进了书院的发展。王阳明等学术大师不断在各个书院讲学，宣扬自己的思想，促进了书院学术思想的繁荣，从而使书院发展有了质的突破。例如王阳明本人就曾在龙岗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敷文书院等地讲课授学。并且，“王学”的继承者们也秉承他们先师的做法，建立书院以宣扬心学。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全国各地书院教育一派繁荣。据统计，嘉靖与万历两朝所建书院多达740所，而有明一代创建书院总共大概1239所。[125]因此，这一时期书院教育的繁盛由此可见一斑。而对于湖北一省，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湖北新建、重修书院主要集中在成（化）正（德）嘉（靖）万（历）时期，有67所，占明代湖北书院总数的63％，是湖北书院的恢复与繁荣期。嘉（靖）万（历）时期，新建、重建书院26所，占明代湖北书院总数的25％，是湖北书院的繁荣期，明初的洪武、建文时期可考的湖北书院仅2所，占1.9％，明末崇祯年间新建、重建书院7所，占6.7％”，[126]这一趋势与全国大致相当。而荆州地区与此同时则修建了石首崇正书院、江陵龙山书院、宜都清江书院、宜都三台书院和监利大观书院等5座书院。荆州地区在明代所修建的书院也是在这一时期最多，这一趋势与全国及全省的大趋势也是一致的。明朝末期，尤其自熹宗以后，由于大明王朝国势更加衰落，江山风雨飘摇，再加上权臣阉宦对书院的毁坏，在这一时期明代书院教育再次受到摧残，荆州地区也不再有添建新书院的记载了。[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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