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梁玉桥遗址发现有房基、灰坑、祭祀坑、窑址。其房基，地面及墙壁均用泥土焙烧，这种方法早在京山屈家岭遗址已有发现，窑址也见于屈家岭和青龙泉二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些都具有中原殷商文化的特征。江陵荆南寺遗址也发现有灰坑和墙基。松滋西斋汪家嘴遗址则发现灰坑（包括房基基础坑）、灰沟、房子残基、界面卵石遗迹等。何驽认为，汪家嘴遗址没有石斧、凿、收割用刀、铜鱼钩等生产工具，足证该遗址不是一个生产单位，生活消费全凭供给。其次，狭小的居住面积同丰富的炊饮器数量之间比例悬殊。这说明汪家嘴遗址是一个由皂市类型土著设立的、专职招待过往行人的驿站——就食的行人多于居住人口。[36]
（二）工艺技术
荆州各商代文化遗址均发现了陶器、铜器、骨器、石器、玉器等。周梁玉桥遗址发现的陶器或是具有土著文化的特征，或是表现为存在原居文化因素的遗留。虽然具有殷商文化的特征，但不是简单的沿袭或照搬，而是经过自身改造的变体。周梁玉桥遗址所出陶鬲，整体特征接近于殷墟二期偏早阶段之陶鬲，周梁玉桥陶鬲为“分档鬲”，也属“商式鬲”系统。梅槐桥遗址所出陶簋同殷墟晚期新出现的一类陶簋也很接近，但这类受商文化影响的陶器在周梁玉桥文化中所占比重极小。张家山遗址第3层出土的各种陶器及其纹饰都与郑州二里岗和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同类器物非常类似。荆南寺遗址陶器则与鄂东北和中原的商文化都有紧密联系。汪家嘴遗址泥质黑皮陶的表层与陶胎之间，大多夹一薄层红色或红褐甚至黄褐色层，有碍表皮层与陶胎之间的亲和，因而黑色表皮大量剥落，说明陶器的制造技术比较粗糙。
周梁玉桥遗址、江陵梅槐桥遗址、江陵荆南寺遗址、江陵阴湘城遗址、松滋西斋汪家嘴遗址均出土有铜器，尤其沙市近郊出土的大型铜尊非常精美，都反映了一定的冶铸技术水平。总体上来看，周梁玉桥文化的铜器可能是本地铸造的，周梁玉桥文化接受了商文化先进的铸铜技术并停留在仿造阶段。
（三）宗教习俗
周梁玉桥遗址发现有卜甲和卜骨，官堤遗址发现的有些兽骨有用火烧灼的痕迹，显然也是用来占卜的。周梁玉桥遗址所出卜甲钻凿特征同于殷墟最早阶段的一类甲骨。也有学者认为，周梁玉桥甲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大体与洹北商城的某一些类型的甲骨一致，具有中商甲骨特征，但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烧灼形式。[37]江陵梅槐桥遗址发现的卜甲一律用龟腹甲。江陵荆南寺遗址发现的龟腹甲反面有排列密集的椭圆形凿孔，无疑也是占卜钻凿的痕迹。这些都反映了商代时期的荆州，用龟甲占卜的普遍性，应该也是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此外，周梁玉桥遗址发现有人祭坑，坑内有一具完整人骨架。官堤遗址发现的灰坑其中有烧骨，这些都应该与祭祀有关。商代盛行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上述祭祀遗迹或与以上各种崇拜有关。[38]
（四）经济生活
各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铜器有削刀、鱼钩等；陶器有网坠和纺轮；骨器有锥、针等。装饰品有骨簪、鱼骨饰等。各个遗址都发现一些动物骨骼。梅槐桥遗址发现鱼骨很多，其他动物骨骼有猪、狗、牛、羊等，说明畜养业尤其是捕鱼业较为发达，后者也同遗址所处地势有关。纺轮的发现则表明此时期荆州地区的纺织业也已经比较发达。(www.xing528.com)
（五）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
周梁玉桥遗址（包括官堤遗址）的文化内涵，从其发掘的遗物来看，大致融合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因素：本地区土著文化因素，中原殷商文化因素和洞庭湖周围至长江中下游的青铜文化因素。其中土著因素在新的条件下增加了新的内容，外来因素则通过本地的改造而变体，这种多方面文化因素的融合，构成一组别具一格的陶器群，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迥然有别。
那么，这组具有特殊风格的陶器群，所代表的族属是什么呢？周梁玉桥遗址的文化因素，从出土遗物、中原青铜文化南下、铜器铭文、甲骨卜辞及古文献的印证各方面，都说明中原商族已征服和统治了该地区。总体上来说，周梁玉桥文化在铜器铸造、陶器造型以及占卜习俗诸方面都受到了商文化的一些影响，尤其铜器铸造影响最大。但并不能说商族即为本遗址的主要族属。
周梁玉桥出土一定数量的釜，应为巴人的遗物，说明巴文化在本遗址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比较而言，周梁玉桥遗址与宜昌商代遗址虽有不少相同的文化因素，但文化面貌总体差异较大。而荆南寺遗址的第四期，出土陶器有釜、鬲、豆、壶、杯、缸等，炊器以釜为主，代表着巴文化的特征，但它与周梁玉桥出土的釜相比，风格亦大为不同。由此可见周梁玉桥的巴文化因素，也不能代表遗址的主要族属。
周梁玉桥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印纹陶，而印纹陶所代表的族属，一般认为是古越族，那么，周梁玉桥遗址究竟与古越族存在什么关系呢？总体上来看，周梁玉桥遗址与同时期的吴城文化二期，文化面貌及风格均不相同，与湖熟文化性质也大为不同。
但湘东北地区，即洞庭湖以东一带，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遗址，以岳阳费家河为代表，则与周梁玉桥遗址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关于湘东北地区商周文化的族属，有人认为，此地可能是三苗的后裔，东方越族的一支。湘西北位于洞庭湖的西北隅，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可以斑竹、保宁桥为代表。从总的方面来看，斑竹、保宁桥等地出土的一组商周陶器群，与周梁玉桥同类器极为相似，两种文化面貌大致相同，推测其文化性质上也可能属同一体系，因此，它们的族属关系甚为亲近，甚至可能同属一族。那么代表湘西北商周文化的族属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其族属应为苗蛮集团。[39]也有人认为，从周梁玉桥文化分布的区域及所处时代，以及西陵峡区官庄坪柳林溪遗存逐渐以楚文化为主，荆沙地区周梁玉桥文化又被西周中晚期楚文化所取代的情形来看，周梁玉桥文化可能属于百濮文化中的一支。[40]
在张家山遗址中发现的商代文化层，叠压于相当于龙山期文化层之上。而商代文化遗存又被西周文化遗存所叠压和打破，尤其是东周墓葬打破了西周和商代文化层，汉代墓葬又打破了西周文化层，并混进了东周文化遗物。这种几个时代文化遗存相互叠压和打破关系，对于探索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张家山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说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龙山期文化、夏商期文化存在着相互继承和发展，而在前两个阶段，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期文化明显地表现了它们的一脉相承并自成体系。可是到了夏商时期，文化面貌大变，一组强烈而新颖的文化因素兴起，原来的文化一些被代替，一些被继承与发展。据考古学的推断，屈家岭文化和江汉地区的龙山期文化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而在这一时期居住在江汉地区的氏族是三苗族。《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最后为禹所灭。一部分被融合而加入华夏联盟，商汤时又臣服于商，成为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方国。一支来自中原的商文化与土著文化相结合，成为江汉地区具有特色的商代文化。而这支文化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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