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矛盾激化引发的农民起义及其失败

明统治者的骄淫奢侈，挥霍无度，不仅带来了朝政的腐败，也造成财政的匮乏。而统治者为了满足其永无止境的逸乐欲望，便只有不断地加紧剥削，搜刮民脂民膏，最后，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明代自正统年间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社会矛盾日趋激烈。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斗争形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明正统七年（1442），爆发了叶宗留领导的浙江山区的矿工起义；正统十三年（1448），福建邓茂七领导的佃农起义；景泰七年（1456），广西桂平县爆发了大藤峡地区的瑶壮族人民起义；成化元年（1465）和成化六年（1470），荆襄流民在刘通、石龙和李原、小王洪的领导下，也举起了义旗。这些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已暴露了明中叶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之势。

正德年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正德三年（1508），四川保宁人刘烈领导当地群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虽然起义第二年便被镇压，但却由此引发了四川各地人民的武装暴动。正德四年（1509）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廖惠起兵称王，蓝称“顺天王”，鄢称“刮地王”，廖称“扫地王”，一时间，归者众至十万，势力扩展到陕西、湖广等地。正德六年（1511），起义军在东乡被围，蓝廷瑞、鄢本恕等首领二十八人中计被俘，起义军瓦解。其余部在廖惠的领导下继续抗争，直到正德九年（1514），才被最后镇压下去。与此同时，正德六年到十三年（1511—1518），江西地区也发生了多起农民起义。

陈洪绶《戏婴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描写四童仿效成人拜佛，有的磕头，有的鞠躬，反映了当时社会风俗的一个侧面。(www.xing528.com)

正德年间最大的农民起义，是爆发于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河北地区是明朝的统治中心，河北霸州是皇庄和官庄集中的地方，土地兼并激烈。同时，明政府又在河北实行马政制度，把军马配给农民放牧，规定每年纳驹数量。种马死亡或者繁殖不够额，都要赔偿。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发展，农民的土地不断被掠夺，草料不足，马匹瘦弱，甚至不断倒毙。明政府就强迫马户出银补买良马，很多人因此而倾家荡产。同时，霸州又是交通孔道，军旅往来频繁，农民的夫役负担又特别重。许多人生活难以为继，便索性带着马匹聚集起来，杀富济贫，官府称之为“响马盗”。正德五年（1510）十月，交河人杨虎，文安人刘六、刘七兄弟在霸州举起义旗，马户成为义军的骨干。他们组成以骑兵为主的队伍，势如疾风，迅速攻占了北直隶、山东的二十多个州县。他们采取流动作战的战术，所到之处，杀官吏，放狱囚，势如破竹。义军还竖起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大旗，表示要推翻腐朽的明王朝。刘六、刘七曾率众三次进逼北京，一度威胁明王朝的统治中心。

起初，明政府派张伟和马中锡统京营兵镇压，但京营兵怯懦畏战，根本不是义军的对手。后来，明政府调动了包括宣府、大同、辽东等地边军在内的大量兵力来镇压起义军。正德六年十一月，杨虎阵亡。正德七年，刘六、刘七在山东失败，又孤军下湖广，黄州（今湖北黄冈）之战中，刘六阵亡。刘七率余部继续转战湖口、安庆、芜湖、镇江等地，他们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到七月，刘七、齐彦名先后遇难，历时两年，转战数省的起义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