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初夏，幕府内部的不和与犹疑不决，加之封建诸藩，特别是萨摩的私心，给尊皇主义者提供了攘除夷狄所急需的良机。尽管缺乏有效的政治机制和有组织的军事力量，他们依然要把国家推入会泽正志斋所说的“必死之地”，以求得在天皇的领导下团结“志士”、保存日本。结果却带来与列强的大对抗，导致外国海军炮轰日本海岸——这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两次。
这些事件证明了那些一直视攘外为疯狂之举的日本人是正确的，证明西方军事技术的优越性就是证明攘夷的不可行性。因此，主张攘外的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来宣泄情感，而这情感正是他们建立主张的基础：在一些情况下，表现为惩罚日本的“叛徒”;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表现为借西方之法探索强国新路，攘外者将这概括为“富国强兵”的口号。再者，攘外的失败使反对攘外的人集结起来并重新发力。于是，我们现在将要考察的1863年和1864年，不仅见证了发自尊皇攘夷主义运动内部的改变，还见证了来自外部的攻击。它们一起标志着尊皇攘夷主义运动的终结，至少标志着以我们到此为止所考查之形式存在的尊皇攘夷运动的终结。
与西方的冲突
1863年6月的宣告把天皇和将军置于必须兑现承诺，使外国人撤出日本的境地，随后而来的长州人关闭下关海峡的举动，使得日本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1863年6月的宣告还挑战了幕府的权力。出于这两个理由，幕府无法接受这个宣告。
早在1863年4月，幕府官员就把庆喜接受排外政策定性为玩忽职守，为了政治上的权宜而牺牲“帝国的整体利益”。[1] 5月，陪伴将军访问京都的老中小笠原长行更加强烈地阐明了这一点：“出于愚忠一味服从天皇的命令，只因为它们是天皇的命令，而对其优劣短长不加任何考察，完全是妇人之举。我绝不可能相信这是符合将军职位的行为。”[2]换言之，如果说“志士”能在向天皇和国家尽忠那里找到了高于对将军或大名义务的职责，那么，一些幕府官员至少可以声称保卫真正的“国家”利益的职责，胜于对朝廷以及对他们自己藩主的遵从。
确实，当6月份小笠原被派到江户处理相关事宜时——鉴于他此前提出的建议，这个人选显示幕府官员对攘外没有什么真正的热情——他发现那里弥漫着这样一种情绪：任何可能引发“不义战争”的举动将是“巨大的且不可挽回的错误”。[3]既然如此，小笠原把朝廷极易引起对抗的要求，转变为就关闭条约口岸问题进行对话的要求，并于6月4日向外国使节通告了这个请求。即便以这样的形式，这个请求招致的英国临时代办的回应完全印证了幕府的担忧。这位英国代表说，这个“轻率的通知在所有国家(不管是文明的还是未开化的)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这等于“向所有签约方宣战”，如果不撤回这一通知，日本将会“立即受到最严厉也是最必要的惩罚”[4]。因为英国此时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抛锚停泊在横滨海面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事实上，此时，幕府官员处于两难境地——不是出于外国人通常认为的奸诈或表里不一，而是迫于现实情况的压力。在京都，由随从陪伴，却被之前封建藩主中的盟友抛弃的一桥庆喜，首先意识到叛乱的危险，如果朝廷向尊皇主义武士的压力低头，叛乱就难以避免。对这个危险的担忧一直萦绕在庆喜心头，为此他试图搁置对外关系问题，以争取时间，而非问题的解决。与此相反，江户的官员们更关心的是集结在东京湾的英国舰队的动向。
早前，在得知理查森于1862年在生麦遇害的消息后，外交大臣罗素勋爵就明确表示英国将同时要求萨摩和幕府的赔偿，一个是因为砍杀事件本身，另一个是因为没能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如果两者都不能实现，那么，他写道，海军长官将采取相应的措施，“报复、封锁，或者两者兼有”，视情况而定。[5]正是在1863年3月收到这样的命令，使英国代办尼尔向江户施加压力;压力之大，绝不亚于庆喜在朝廷所经受到压力。实际上，一旦尼尔清楚地表明“大不列颠将不会容忍即使是对它权利的消极反抗”时，[6]会产生什么结果几乎就不言自明了。6月底，小笠原不得不承诺对生麦刺杀事件做出赔偿(几乎可以确定庆喜知晓并同意这个决定)，然后，他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使英国官员听取他关于条约港口的未来的建议。[7]
在这几个月中，萨摩一直无视交出杀害理查森的凶手的指示，像长州在另一个场合中一样对幕府没有丝毫的恭敬之意。因此，从小笠原那里得到赔偿，并愤然拒绝了关闭港口提议的尼尔，召集英国海军将他送往鹿儿岛，他要亲自向萨摩大名传达他的要求，当初他也正是被命令要这样做。他于8月15日到达(因长州在下关海峡的动作而推迟)，首先与萨摩人进行了三天无果而终的会谈，接着他下令扣押一些停泊在岸边的萨摩汽船，以催促萨摩做出决定。这引发了双方的交火并很快发展成大规模的交战。
在冲突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鹿儿岛城大部被毁，其中包括岛津齐彬建设的著名工业设施集成馆。但是，英国舰队也遭到重创，被迫撤离海湾以便修理。两天后，舰队撤回横滨港，亦无企图再行攻击或重启导致了攻击的谈判，留下一个欢呼雀跃的萨摩藩，声称英国舰队的撤离就是胜利的明证。即便是12月在横滨的一次会谈中，萨摩代表同意做出赔偿，并且处决杀害理查森的凶手(如果他们能被找到的话)，也没有冲淡那次冲突给萨摩人带来的胜利和自豪感。
萨摩与英国争端的解决，加上1863年9月30日发生的政变，让幕府和萨摩军队掌控了京都，这就使江户和藩主们能够再次试图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一致进行磋商。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长州藐视幕府、寻求与列强发生冲突的行为。于是，1863-1864年冬天，在朝廷和将军的要求下，公武合体领导人再次齐聚京都。岛津久光于11月13日到达，陪护他的是一支约1.5万人的军队。其后到达的有松平春岳(11月末)、伊达宗基(12月中旬)、一桥庆喜(1864年1月初)和山内容堂(2月初)。将军本人于2月22日抵达。而在这天之前，已经采取了增强雄藩大名在朝廷影响力的两项初步措施：鹰司辅熙被解除关白职位，二条齐敬取而代之;雄藩大名自己——甚至包括三个外样大名——被正式接纳参与天皇朝廷决策。这样，一个供最高层领袖讨论政策的舞台就搭建好了。
岛津久光已经就日本需要做出的决定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经由近卫收到天皇的密信，信中孝明天皇重申攘夷的决心，但表示不认可尊攘志士力主的“王政复古”的想法。他在信中说道，自己倾向一种使将军尊崇朝廷(这样“人们就会普遍地尊重幕府”)的攘夷，而不是一场剥夺将军行政权力的变革。[8]
久光于1864年1月5日，也即一桥庆喜到达京都的同一天对天皇的来信做了答复。在答复中，他表示完全赞同天皇的见解，认为“完全正确”。幕府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存在了这么多个世纪的事实，决定了现在就恢复天皇统治是不可能的。再者，他写道，“在外敌当前之际，我们绝不能引起政府的动荡。”为此，必须镇压政治极端主义者，不管他们是武士还是公家(朝廷官员)。[9]在这个问题上，久光现在同他过去所持的立场一样，或者与幕府官员一样，不愿意仅仅因为攘外符合天皇之意就接受攘外政策。他认为，贸易条约确实可恶，但却无法推翻，因为国家缺乏必要的力量。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和平之后，日本所谓的军武阶级仅仅是名义上的“军武”，既不了解现代战争之法，又萎靡不振，因此日本已经暂时地失去了决定自己事务的能力。唯有通过精心的准备才能使它再度获得这一能力。“决定国家开放或者关闭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外国人手中……如果我们能够恢复这个权力，则我相信那时将轮到外国人害怕我们，但这就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只能是完备我们的国防。”[10]幕府与朝廷的沟通还从来没有把问题表达得如此直白。
确实，此时的江户并没有做好公然推翻攘外的准备。长州在下关海峡对外国船只的攻击，萨摩关于在鹿儿岛战胜英国舰队的报告，水户发生排外骚乱的消息——所有这一切都使幕府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有必要为了维持它在国内的威望，在港口条约问题上表明立场。1863年被外国使节断然拒绝的关闭港口的主张，已经被修订为西方从横滨港撤出的提案。[11]可想而知，这个建议很快就遭到列强代表的否决。可是，这次幕府坚持立场，采纳了法国提出的幕府派遣使团到欧洲陈情的建议。这个举动保留了越过列强使节直接向其政府陈情(这个手段曾在1862年运用过)的可能性，或者至少可能使幕府得以获得一个较长的时间推迟做出决定。
1864年2月6日，在将军抵达京都后不久，幕府选定的使节池田长发离开日本远赴法国。他的目的是“使外国人相信幕府无法维持这些条约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因为反对条约的力量在日本与日俱增，如果不采取措施，友好关系终将被彻底摧毁”[12]。
幕府的高级官员们则不那么乐观。在他们看来，出使欧洲的主要作用不过是藉此向天皇报告他的命令已经得到执行，从而把问题搁置起来。他们很快得到回应。2月28日的天皇觐见中，将军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华丽的言辞下，否定任何“不顾一切立即实行攘外政策”的意愿，号召家茂将军与朝廷和雄藩大名在“国家存续的伟大事业中”精诚合作。[13] 3月5日的一封信进一步赞扬将军在军事和行政改革上做出的努力，对朝廷表示的尊敬，并建议将军继续推进使日本在军事上能匹敌西方的政策，为最终的决战做好准备：“与傲慢的外国人的舰船枪炮相比，我们的舰船枪炮尚不足以震慑外国人的大胆妄为。”与这一可圈可点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信写道，三条实美等尊皇主义者贵族却“对不负责任的浪人的谎言信之不疑”。他们“曲解”了天皇的指示，“草率地颁布了攘外的命令”，而长州藩士也“不分青红皂白违逆其藩主意志”，按照这些命令行动。毫无疑问，“这些暴力行动的唆使者必须受到惩罚”。[14]
就其表面来看，这封信对朝廷、幕府和大名各种不同的观点做了圆滑的调和。它声言某些大名有权利被咨询(这些大名的名字被列示出来)，同时默认将军有权负责实施已达成的决定。它重申了攘外是国策的目标之一，但须谨慎行事，而非“草率”出击。它还完全否定了朝廷在上一年夏天所宣布的敕令(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天皇的这封信是由萨摩人而非孝明天皇或其大臣所写)。[15]
然而，真正的困难在于天皇的宣告并未有效地协调萨摩和江户的观点，两者分别代表着雄藩大名和幕府官僚的利益。岛津久光的观点可见于如下出自于其发言人家老小松带刀的言论：“迄今为止幕府的权威由老中行使，而他们均来自于小藩。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我们有理由怀疑，除非改革国家制度结构，人们是否[还会继续]听从幕府的指挥。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设计一个能提升雄藩大名地位的体制。”[16]此类言语加深了江户官员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印象：萨摩对天皇尊严的关切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松平春岳3月20日提出的方案，该方案提议岛津、山内和伊达正式进入幕阁，就像先前他们进入朝阁一样。
结果，久光出面提出的反对横滨港的主张被幕府拒绝，其理由是：让将军在这一年勉为其难地实行长州的攘外计划，又在第二年执行萨摩的开国主张，将彻底摧毁将军的威望。[17]当将军于1864年3月21日提交他正式接受天皇命令的文书时，他写道，“从现在起，我将继续执行天皇的规定：革除幕政中长期存在的恶行，以兄弟情谊对待封建藩主，如此，作为天皇的仆人在尽忠的道路上团结所有的力量和意志……从而把我们所有的力量和意志团结在臣服天皇的责任之道上……在国内建立秩序;消除人民的苦难……并且要推进舰船和大炮的建造。”[18]他还证实“攘夷”不得以“草率”的方式进行，并补充说在派往欧洲的使团就关闭横滨港进行谈判的结果出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将军声称，他“殷切”希望谈判能获成功。
在久光看来，这一回应显示出对日本需求和问题的完全误解。不仅如此，他在第二天为讨论将军上述表态而召开的朝廷会议上也作此言论，这引发了他与一桥庆喜——越来越成为“公武合体”江户版的代言人——当着天皇发生公开争论。3月25日在朝彦亲王宅邸的又一次会面完成了两人之间的决裂。这次会面的高潮，是庆喜借酒疯把他的同事，包括久光在内，痛斥一番。[19]
结果是雄藩大名的列侯会议再次破局。4月14日他们辞去了朝廷的职务，接着返回到各自的藩国，这就使一桥庆喜又像在1683年那样，尽其所能地主导幕府的立场。其后的事态发展的形势我们并不陌生：江户宣布它将关闭横滨港，但拒绝了关闭其他港口的建议;京都承认了将军的权利与责任，并同时建议将军应把向雄藩大名咨询纳入自己的常规决策方式之中。而在5月25日的天皇敕令中包含了一个新的元素，即同意幕府采取针对长州的行动，不过，与这个同意相伴的是幕府需要“宽大为怀”的警告，这使得天皇表态同意幕府攻打长州的效果打了折扣。
同样重复1863年故事的，还有紧随着京都的僵局之后在外交事务上出现的危机。5月30日，法国、美国、荷兰和英国的代表发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信函，重申早先提出的开放下关海峡、惩罚长州的要求，从而把采取行动的责任强加于德川政府。一个月后——事件的进展速度很慢，部分因为江户有意为之——老中们做出了标准的答复，告知日本的动荡导致迟迟不能作答，并请求关闭横滨港，因为这是克服动荡的最好的手段。一个月或将近一个月后，列强表示，除非幕府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它将在20天内开放下关，否则他们将使用自己的武力攻打下关。到这时，列强已在江户湾集结了数量可观的战舰。
幕府在列强这一最后通牒到期之前，因两个事件的介入而延长了喘息的时间。第一个事件是与长州直接谈判的机会的出现。这个机会的出现是由两位于1863年离开日本到伦敦学习的长州藩士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带来的。他们在伦敦的报纸上读到有关危机的消息后，立即回国以谋求斡旋。英国公使阿礼国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派一艘英国军舰把他们送回长州，并叫他们携带一封写明其立场的信件。[20]他写道，他已经做好了摧毁下关防御的准备，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此外，日本人任何成规模的武力排外的尝试都意味着报复，都会导致外国军队进入京都，“就像类似的举动在五年前曾导致英国和法国军队成功进占北京一样”。因此，西方无意于干涉日本政治，也无意于“质疑统治阶级的权利和特权，只要它们的存在与交流和贸易并行不悖”。因此，西方并无意对长州做出任何超出维护条约以外的伤害。
假设井上和伊藤在7月27日到达山口后即把这封信交给长州领导人，而且信件在那里也得到了适当解读的话，那它就并没有解除长州领导人的疑虑。两位藩士所表达的意见，说英国有足够手段实现阿礼国的威胁，也让长州人感到不快。井上引证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井上认为，长州属于最后一类情况。[21]
然而，长州民意的呼声是如此之强，现在它的命运似乎完全由幕府对朝廷的干预结果而定，以至于这一意见毫无作用。7月30日，长州做出必须抗战的决定。而停泊海上的英国舰队，不得不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回到横滨港。作为翻译陪伴井上和伊藤到达长州海岸线的萨托在离开长州之前，私下得到井上、伊藤的警告，事态的发展已经过火，他们的领主已无法挽回局面。[22]
长州拒绝和解似乎使西方将舰队派往下关海峡变得无可避免。但是，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前，又有一个事件推迟了战争。这回是池田使团从欧洲返回日本，带来6月在巴黎签订协议的消息。其核心条款是幕府须在三个月之内开放下关海峡，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采取武力或者求助于法国海军司令的帮助。[23]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池田坚持认为，考虑到日本和欧洲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个协议总而言之还是公正的，并力促幕府采取一套与它在此前数月内追求的政策相当不同的措施。他说，现在需要做的是，“它[幕府]应做出一切努力，镇压国内反对势力，证明政府的权威;不给外国人以任何提出新要求的借口和任何占便宜的机会;对外国人采取和善的政策，严格遵守协议，绝不毁弃任何条款;还要同时采取措施完成我国的陆军和海军建设。”[24]
这倒更像是萨摩的政策而不是幕府的政策，而且与幕府在5月与朝廷达成的协议完全相悖。不仅如此，池田甚至连在日本之外呆得更长一些的意识都没有。他回国的时机一如他带回的文件一样陷幕府于同样难堪的境遇。因此，毫不奇怪，仅在数日之内，幕阁即宣布拒绝协议，并解除签署协议的这位日本大使的职务。他的薪俸被减半。列强的公使们迅即指示其海军司令进入攻击长州阶段。
尽管幕府和长州都在最后的时刻尝试重启谈判，一支由17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仍于1864年8月驶离江户湾，炮轰下关海峡的海岸防线，并登陆作战、摧毁防备。长州虽然在此前几年进行了军事组织和训练改革，但依然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以开放下关海峡和为下关城缴纳赎金为条件，双方在9月4日达成停战协议。
接着，横滨的外国代表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告诫幕府他们不再接受因公共骚乱而不能实行条约的借口。除非将军重申权威贯彻签订的条约，他们说，否则他们将不再与将军接触——“总是礼貌地倾听，却毫无合作的行动”——转而寻求通过天皇本人满足他们的要求。[25]另外，由于在从长州那里获得的文件中发现幕府参与发布了1863年号召排外的敕令(如果不是实际上应对此负责的话)，而长州正是声称根据这个敕令行动的，因此幕府必须对这个敕令导致的一切负财政上的责任。对这一主张，江户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因此，与上一年炮轰鹿儿岛事件的解决方式不同，事态的最后是以将军的名义缔结和约的方式解决的。这份于1864年10月22日签署的和约规定了300万元的赔偿和赎金，唯一的替代方式是幕府开放下关或其他港口供贸易之用，因为“获取金钱从来不是缔约列强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与日本建立更好的关系”[26]。
富国强兵
回过头来看下关协议，下关条约对幕府与签约各方的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自此，如后来在1865年底发生、1867年再度发生的事件所证明的，外国主张与京都沙文主义之间的冲突，立即促使江户的影响力全部被动员起来以反对朝廷。幕府不再主张同“外患”相比，“内忧”更加可怕;无论采取什么方法来减少日本对西方的依赖，如阿礼国所言，[27]过去“破坏性和阳奉阴违的政策”将不再是一个选项。对于幕府来说，事实上，除非出于策略的需要，外交政策已不再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
下关协议对幕府的敌手而言同样重要。炮轰下关海峡，摧毁长州防卫标志着以攘夷为特征的反幕府运动的终结，以及重点转向“富国强兵”的运动的开始。这并不是说攘夷的偏见因表现出来的列强海军优越性而一夜消失。事实上，它在此后多年中仍然是公众情绪的一部分，[Ⅰ]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挑起了对外国人的进一步袭击，并成为现代日本对待外部世界态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确实能看到，从1864年起，气氛为之一变。这一点对此后政治运动发展的背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妨在此对它做一些初步考察。
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要有鹿儿岛和下关的教训才相信日本需要向西方学习并放弃攘夷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19世纪50年代，堀田正睦、松平春岳和岛津齐彬都采纳了这一观点，并将其传达给许多他们的臣属和追随者，包括一些现在被称为“志士”的人，像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相似的，早先的“兰”学家同样有他们的继任者，这些人有时能够劝服热血青年将他们的热情倾注在更有建设意义的事上，而不是热衷于政治暴力。胜海舟和坂本龙马间的关系是典型的例子：胜海舟是出身地位不高的幕府陪臣和海军专家，1855年在长崎跟荷兰人学习，并于1863年在兵库建立海军操练所;坂本龙马出身于土佐藩一个殷实商人乡士之家，出于对倡导西化者的强烈仇恨，他在1862年12月为刺杀胜海舟来到江户，但在同后者接触谈话后转而相信他的观点。[28]通过胜海舟，坂本龙马也成为一名海军专家，致力于从长远的观点来解决外交问题，并在这一点上同幕府、萨摩和松平春岳越前的志同道合者合作。[29]通过坂本，胜海舟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佐藩浪人，并在“志士”中建立朋友圈子。这些联系使他成为幕府保守主义者眼中的可疑对象，却最终使他能够在1868年，在被击败的幕府及其敌人之间幹旋和解。
其他日本人通过一条不同的路径，即与西方和西化论者的个人接触，也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例如，这在向国外派出的使团里的幕府官员那里并不稀奇。我们方才引用了池田长发的例子。他于1864年8月从法国返回日本，带回了他希望能够给日本时间以革新政策和观念的协议：扩展条约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在欧洲找到朋友而不仅仅是发现敌人;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国家财富的基础;把学生派往海外以吸收西方的工业和科学技术。[30]小栗忠顺这位与池田长发地位背景接近的幕府官员，于1860年出使美国，负责1858年条约的批准工作。在1864年他也作为西方技术的倡导者崭露头角。不过，与此同时，他还鼓吹沿着西方的路线实现政治现代化，其意首先在于增强幕府的国内权威，这使他的观念比池田的观念对幕府更具吸引力。[31] 1864年底，当胜海舟因同情尊皇主义者的嫌疑被解职时，小栗被任命负责海军的训练。
在尊皇主义者当中，因海外游历而被劝服的最详尽的一个例子是长州的高杉晋作。虽然他反对过开港，但在真正的意义上，却从来都不是一个锁国的拥护者。[32] 1862年他在木户孝允的督促下，搭乘上幕府派往上海调查贸易可能性的轮船。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因这次游历而有了巨大的发展。
在六、七两个月中，高杉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期间他在中国最繁忙的贸易港口的所见所闻：大量的外国船只进出，外贸商行的规模，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的范围。他注意到，上海就像“英法的一个属地”，尽管它属于中国。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志士”都退却到北京，把上海留给了淘金者——一批通过与英法洋行的关系而发财的商人。这是一个日渐沉沦的城市，一个走向衰败的国家，每念及此，他深感同样的命运也可能落到日本的头上。
然而，高杉对中国经验的反应，不是否定性的;他不像许多同代人那样，拒绝与外国人的任何往来，而是竭力主张首先是长州，继而是日本，利用现存条件所提供的机会。这就是说，在上海并通过上海与世界各地贸易，以获取为增进军力所必须的财富。他写道，“无论我们如何谈论为天皇服务(勤王)，不把富国强兵搞起来，一切都是空谈。”[33]他回国时购买了研究数学的著作，表明他对西方军事科学的兴趣，而这一兴趣使他获得了第一个官职：1863年他获任指挥下关的军队。他还为长州从长崎的一个荷兰商人那里订购了一艘蒸汽船(这个举动是他根据他自己的权限做出的，但后来被长州藩政府否决)。
鉴于长州一贯支持在京都的攘夷极端主义者，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高杉此次访问上海不仅得到了藩国温和派领袖周布政之助的鼓励，还得到了木户孝允的支持。井上馨和伊藤博文被允许前往英国学习，也是在相似的氛围下决定的。在1863年初，井上就听说佐久间象山尽管拒绝了久坂玄瑞请他赴长州任职的邀请——这个邀请本身就是对攘夷与研究西方之间相容性的一个有趣注脚，却建议对海军的创建给予特别的关心，在他看来这是防卫的关键。受此启发，井上和另外两位武士提出了一个到外国学习海军的计划。伊藤和这三个人一样掌握一些英语，随后也加入进来。周布、木户和高杉都支持这个主意，连久坂也不十分反对。于是，在5月16日藩国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并提供了一笔资金。随后，代表长州在江户利益的商人的贷款补充了这几个年轻人的资金，并与在横滨的英国领事以及怡和公司商定了行程细节。这群人乘怡和商船在6月出发，经上海，于1863年11月4日抵达伦敦。在那里，怡和公司安排这几个年轻武士注册为伦敦学院大学的学生，同时还为他们安排了一系列到博物馆、船坞和工厂的访问。[34]
我们已经描述过对在英国的所见所闻留下深刻印象的伊藤和井上，如何在1864年中断学业，试图去阻止他们的藩国与贸易条约签约列强之间的进一步冲突。这一举动突显出这样一个事实：与其说是对下关海峡的轰炸本身，倒不如说是对外部世界一般认识的增加(下关轰炸对这一增长亦有所贡献)，使得一大批重要人物——在长州、在幕府以及在日本的其他地方——认识到攘外的不切实际。
事实上，长州军事失败的结果并未带来新的对待西方的态度，即使“志士”中间也是如此。它只是加速了对待西方的新态度从少数人推广到更多人。“自长州之战以来，”大久保利通在1865年9月写道，“那些所谓的不理性极端分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睁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转而论证攘外的不可行性，甚至建议打开国门;而在那些更加开明的藩国——肥前、越前、土佐、宇和岛以及其他一些藩国——一概出现了建立贸易制度的趋势。”[35]不过仅仅一两个星期以后，木户孝允在评论他关于通过在长崎的英国公司购买船只和武器的计划在长州遭到反对一事时指出，尽管他非常不看好，非理性观点还远没有消亡。如果拒绝与外国人贸易的行为继续存在，他说，在1864年曾给长州带来灾难的攘夷，“将以导致我们的毁灭而告终。”[36]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1864年以后，反幕运动的领导人比普通群众更愿意使用西方方法来达到反西方目的。然而，他们逐渐地克服了他们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些质疑。同时，向国外派遣学生——在1864年之后的几年中，幕府、萨摩、加贺、肥后以及肥前藩都这样做了——加上对热衷学习的儒学的推崇，帮助构建了一群为自身利益而献身于新方法的“专家”核心人物。
购买先进船只和武器的成本证明了主张开放对外贸易的正确性，即使最为保守的人也很难反驳这一点。实际上，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尤其是武士，军事改革是他们勉强接受西方方式必不可少的起点。它之于国家生存的重要性对自封的军事统治阶级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现代武器的设计和运用需要科学知识，制造维护现代武器需要技术训练，从这里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是承认引进工业和金融的制度的必要。换句话说，通过军事问题有可能接触到许多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一逻辑最终使得武士转变为企业家，使攘夷蜕变为富国强兵，而不是对它完全的否定。(www.xing528.com)
从土佐尊攘志士中冈慎太郎1865年早些时候写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像萨摩的西乡和大久保以及长州的木户和高杉——这些人的政治经历为“志士”所敬佩——将这一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富国强兵对他们的影响。[37]在充满敬意地谈及萨摩和长州的新任领导后，他转而讨论导致日本迄今为止在与西方斗争中实力不济的原因。他所认为的原因是：几个世纪的和平带来的斗争精神的匮乏，以及主张攘夷和追求西式强国之路的人之间的争论所表现出来的不团结。至于他自己，中冈承认，他已经从第一类人转变为第二类人，特别是因为1863至1864年发生的事情。毕竟，对下关海峡的轰炸是由那些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的人引起的，这些人认识到，如果要提振士气或者取得积极成效的话，就需要这样做。尽管军事上失败了，他们还是实现了最重要的目标，因为萨摩和长州在更优秀的领袖领导下，已经从团结迈向改革。因此，如果这两个藩国能够走到一起，最后就有可能实现这样的改变——“大政奉还、政教一统”——这将使日本“比敌人更加强大”。为了这个结果，战败的冲击就是值得的：“我们将回过头来看这些日子，并承认外患实际上是对我国的健康大有益处的苦口良药。”
这封信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它期待与西方形成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其平等的程度，远远超过面对西方力量，幕府明显的失败主义反应所可能产生的任何局面;这是一个能令“志士”深为满意的前景。换句话说，它希望攘夷中的爱国主义成分能够得到保留，即便摒弃它缺乏现实主义的一面。第二点与此相似，但却应用在政治方法上：它不言而喻地承认，藩国政府而非“草莽英雄”才是将这些政策付诸实施的合适选择。正是这一认知构成了下一阶段维新运动的特征。
【注释】
[1] 1863年4月初幕府的备忘录，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34-236。
[2] 1863年5月初的记录，同上书，第243-246页。
[3] 1863年6月21日的幕府记录，同上书，第248-249页。一桥庆喜在7月9日写给关白的信中，叙述了他自己试图从江户官员那里获得排外承诺的经验：“他们答复道，幕府不能接受天皇敕令，因为他们不认为攘夷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同上书，第253页)。
[4] 尼尔致幕府，1863年6月24日，载于尼尔致罗素，同日，“关于日本事务的通信(第一号)”见Great Britain，House of Commons，Parliamentary Papers 1864，66: 73-75。
[5] 罗素对尼尔，1862年12月24日，同上书，第179-180页。
[6] 尼尔对幕府，1863年4月6日，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237。
[7] 小笠原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记录在他1863年7月27日的备忘录中，同上书，第254-256页。
[8] Shimazu Hisamitsu,3:65B-71B.
[9] Shimazu Hisamitsu,pp.71B-77A.
[10] Shimazu Hisamitsu,p.74A.
[11] Ishin-shi，3:648.
[12] 池田1864年1月19日的备忘录，实际上是关于使团任务的草案，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60-263。
[13] 天皇致将军，1864年2月28日，同上书，第263-264页。
[14] 天皇致将军，1864年3月5日，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64 -266。
[15] Ishin-shi，3:648。在我看来，朝廷此时声明的整个态势表明天皇的高级大臣试图找到弥合幕府和萨摩之间裂痕的方法，并不希望萨摩获得优势地位。
[16] Toyama，p.134。也可见Sakata，Meiji ishin shi(1960)，第160-162页，收录了久光与松平春狱在1863年11月29日的一次讨论。
[17] 根据一桥庆喜自己后来对这次争论的描述，这个主张是老中敦促他提出的(Shibus awa，Tokugawa Keiki，6:46-50)。
[18] 天皇致将军，1864年3月21日，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66-267。
[19] 庆喜的陪臣Hara Tadanari对这些事情有着精彩，或许有些片面的记叙，我将部分内容翻译在Select Documents，pp.268-272。它需要与伊达宗基日记中的版本对照着看，《伊达宗城在京日记》，第337-342页。
[20] 全文印在Fox著作第133-134页。
[21] 在伊藤和井上各自的传记中都有关于他们在7月27日至7月30日间与藩国官员的讨论的记叙：Itō Hirobumi den，1:125-129;以及Segai Inoue Kō，1:116-119。在这些记叙中，都没有直接提到最后通牒的传达。阿礼国的翻译萨托只报告说最后通牒被译成日语，并由两人在登陆长州时带走(Diplomat，p.97)。
[22] Satow，Diplomat，p.99.
[23] 协议的文本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73-274。关于使团的总体情况，见 Burks。
[24] 池田等致幕府，约为1864年8月18日，见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74 - 282，277-278。
[25] 外国使节与幕府官员会谈纪要，1864年9月18日，同上书，第282-288页。
[26] 和约的文本，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88 -289。
[27] 阿礼国致罗素，1864年11月19日，见Parliamentary Papers 1865，57:696-702。
[28] 关于两人的关系以及这一事件本身，见Jansen，Sakamoto，pp.154-184。
[29] 后来出现的富国强兵版本的许多理念是由熊本武士横井小楠提出来的，他曾一度在春狱的越前藩担任顾问。Harootunian在Toward Restoration第325-379页中详细讨论了他的观点。
[30] 除了关于使团的报告(Beasley，Select Documents，pp.274-282)之外，池田还写了一系列备忘录详细阐述了这些提议。文本见《续再梦纪事》，3:199-217。
[31] 关于小栗，见Jansen，Sakamoto，pp.181-182;亦可见上书第10章，第263-265页。
[32] Naramoto在Kinsei Hoken第214页引用了1858年高杉写给吉田松阴的一封信，强调他对条约的反对源自他对这些条约将给日本带来的实际后果的担心，而不是由于倾向孤立。
[33] 转引自Hara(p.102)，见于它关于高杉经验的叙述(同上书，第97-108页)。
[34] Itō Hirobumi den，1:84-97; Segai Inoue Kō，1:82-93。
[35] 1865年9月23日的信件，见《大久保利通文书》，1:298。
[36] 1865年10月16日写给山田宇右卫门的信，见《木户孝允文书》，2:108。
[37] Jansen在Sakamoto第208-211页中有这封信的摘要以及部分翻译。
[Ⅰ] 例如，在1865年的萨摩藩，由于藩内存在着强烈的排外情绪，被派遣到英国学习的青年不得不使用假名秘密离国。《鹿儿岛县史》，3: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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