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市井小说在日本文学研究中的译介与研究

江户时代（1601—1867年），又称德川时代，在性质上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时代，也是町人文学即市民文学高度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先是出现了少用汉字、多用假名的所谓通俗读物“假名草子”，接着产生了滑稽本、洒落本、读本、人情本、草双纸等名目繁多的小说样式。较早评介和翻译江户市井小说的仍是周作人。他在1936年致梁实秋的《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中写道：

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ī，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中略）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四年至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5]

周作人在《我的杂学·十六》中又说：“滑稽小说，为我国所未有。（中略）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所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看来，对《浮世澡堂》这样的日本滑稽小说的提倡，不仅表现了周作人个人的审美趣味，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学过于一本正经、过于严肃板正的一种检讨的、反思的态度。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推崇江户滑稽小说，并在1950年代前期将《浮世澡堂》翻译出来，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加以出版。《浮世澡堂》以日本的公共澡堂为背景，共分两编。前编写的是男澡堂中的情景，二编写的是女澡堂中的情景。又分早晨、中午、下午三个时辰，描写来澡堂洗澡的各色人等的聊天对话，从聊天对话中，或带出市井社会的家长里短，或表现出对话人的性格气质，大多对话轻松诙谐、滑稽有趣。周作人为这个译本写了“引言”和“译后记”，虽然分别只有三四千字，但可以说是研究江户文学的名文。其中，“引言”对江户文学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做了分析概括，指出了何以在政治上最为专制的江户时代，却造就了繁荣的平民文学，介绍了江户时代各种小说样式的名称、由来和特点，并指出：“江户文学里的小说一类，不去直接学中国明朝的成绩，直接地搞起演义来，却是从头另起炉灶，这是特别的一点。同时又似乎和浮世绘的绘师相呼应，甘心自居于戏作，在名字上面往往加上‘江户戏作者’的称号，也是很有意义的。德川幕府标榜程朱的儒学，一味提倡封建的三纲道德，文艺方面也就自然注重劝惩主义，这是很顺当的路子。江户文人虽然不曾明白地表示，但对于政府的文艺方针的不协力是很明显的，自称戏作，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吧。”这种分析看似轻松，实则入木三分。他指出了“戏作”在骨子里是对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协力”，因而才得以脱出窠臼，造就那个时代独特的平民文艺，形成了不被权力御用的、以超越、洒脱、真性情为指归的审美风尚，因而江户的市井小说表面看起来很俗，而从时代与政治的角度上看，本质上却是反俗的，因而现在看来仍有超时代、超空间的审美价值。

1950年代后期，周作人还将式亭三马的另一部代表作《浮世理发馆》翻译出来。该小说写的是江户时代的理发馆中的情景。作品借理发店里的人之口，以滑稽谐谑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只可惜周作人译的《浮世理发馆》当时乃至作者生前并没有出版。直到1989年，才与《浮世澡堂》合为一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周作人对两个译本中所涉及到的日本风俗人情、文化背景、语言掌故等，都做了详尽的注释。注释的篇幅约占了全部译文的四分之一，据称光《浮世澡堂》的注释就有600多条，他说：“能够把三马的两种滑稽本译了出来，并且加了不少的注释，这是我觉得十分高兴的事。”（《知堂回想录》）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对原作关心的侧重点。无论是大加注释，还是为译本写一篇研究论文式的序言，都体现了周作人把翻译与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学者化翻译的特点。这为后来的文学翻译，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翻译，提供了一个范例。

周作人在《浮世澡堂·引言》中开头就说：“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与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原文《东海道中膝栗毛》），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典文学中滑稽本的代表作。”这也是日本文学史家们的定论。据周作人书信和回忆录的记载，他在1960年代初期曾有意将《东海道徒步旅行》翻译出来，但因出版社方面未许可而作罢。整整五十年后，该作品由香港的老翻译家鲍耀明（1920年生）先生译成中文，并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译者在“译者序言”中开篇就写道：“为什么老朽以九十岁之年”翻译这部作品呢？第一条理由是弥补知堂老人（周作人）当年想译而未能译的遗憾。鲍先生把书名译作《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原文虽然是一部通俗的滑稽小说，但翻译难度极大，因为其中大量使用江户方言，令一般译者望而却步。幸而鲍先生出生于横滨，又在东京念过大学，对江户方言很熟悉，故“翻译起来比较得心应手”。的确，鲍先生此前曾译过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等在港台地区出版，他的译文非常老到流畅，同时做了许多文内注，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方便，填补了日本古典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

在江户市井文学中，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浮世草子”的翻译也受重视。几乎和周作人同时，钱稻孙也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开始翻译井原西鹤的小说。但一直到1987年，钱稻孙译的井原西鹤的两篇小说——《日本致富宝鉴》（原题《日本永代藏》）和《家计贵在精心》（原题《世间胸算用》），连同他翻译的近松的净琉璃剧本，以《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的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1985—1986年，鉴于当时国内没有出版井原西鹤的作品译文，王向远也开始翻译井原西鹤的小说，至1990年9月，他的《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选收了井原西鹤的四种作品，短篇集《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原题《好色五人女》），中篇《一个荡妇的自述》（原题《好色一代女》）。这两种作品是井原西鹤的艳情小说的代表作；另外两种作品是经济小说，与钱稻孙的上述选题相同，但王向远将作品标题分别译为《日本致富经》和《处世费心机》。王向远的《五个痴情女子的故事》是国内出版的井原西鹤作品集的第一个独立的译本，也是第一个兼收艳情小说和经济小说两类作品的译本。后来，井原西鹤作品译本又出版了数种。1994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启元、李正伦的《好色一代男》，收井原西鹤的艳情小说《好色一代男》外，该译本还另收《好色一代女》和《好色五人女》共三种，其中《好色一代男》为首译。同年，刘丕坤译《好色五人女》由译林出版社出版，1996年，王启元、李正伦的上述译本一分为二，又在桂林的漓江出版社重版，书名分别为《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2001年，九州出版社出版了章浩明译《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

中国对于井原西鹤的研究，较之紫式部、松尾芭蕉等其他古典文学名家的研究，起步较晚。1988年，王向远发表题为《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硕士学位论文专刊）的长文，或许是国内第一篇相关的研究论文。该文以“市井文学”这一概念对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加以定性，将“好色物”定性为“艳情小说”，将“町人物”定性为“经济小说”，在细读并翻译原作的基础上，对这两类小说及其代表作做了评述和研究。关于艳情小说，作者认为，“当时的町人阶级没有理智与思想上的解放，而仅仅是依照本能首先实现了情感上的‘解放’”；像《一代风流汉》这样的作品“未能在积极的意义上产生自觉的反封建意识，但它所体现的反理性与反道德的倾向，却是对封建传统道德的一个冲击”；“西鹤肯定人的情欲追求，是在物质的本能的意义上发出的解放个性的先声。当封建理学思想在日本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这种解放情欲是与‘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观念相对立的”。并从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角度，指出这种现象具有世界意义，因为15—16世纪前后，东西方两端（尤其是中国、日本和英国）都出现了类似的人本主义的、反禁欲主义的文学思潮。但是，“西方的人本主义把反禁欲主义的性解放作为个性解放的第一步，进而提出了全面发展个性的要求。东方的人本主义尤其是西鹤却不求全面打破封建思想禁锢，而只把性解放本身作为目的，作为最终满足”，这种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西方的市民阶级发展为近代资产阶级，而东方和日本的市民阶级却被封建阶级所浸淫和同化，最终未能成为近代革命的先驱。关于井原西鹤的经济小说，作者认为：《日本致富经》等作品“开拓了新的文学领域，像这样全面集中地反映商人、手工业者经济生活的作品，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学中，都是罕见的。它对于我们了解町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特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指出“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算盘精神”作为日本的民族精神是在西鹤时代表现并完成的，也是町人的基本的出世哲学，进而分析了西鹤笔下那些町人在创业持家方面行为与主张的种种矛盾性和两面性。1994年，王向远又发表《论井原西鹤的艳情小说》（《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对艳情小说做了专论。总体来说，王向远的论文主要是从社会、经济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的，虽也运用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方法，但现在看来，还缺乏美学视角的观照，对井原西鹤艳情小说中的审美观念缺乏分析阐述。直到2012年，对此问题的研究才有所展开（详见本书第十章）。

王向远的文章之后，相关文章寥寥。到了200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新书”出版了王若茜、齐秀丽合著的《“浮世草子”的婚恋世界》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井原西鹤研究的专门著作，以十来万字的篇幅，对井原西鹤“浮世草子”中的“好色物”中的若干主要作品做了系统的评析和解读。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性爱的狂欢：对井原西鹤“好色物”的总体解读；第二章，婚恋意识的协奏曲：井原西鹤好色物的美学理念；第三章，想象与阐释：井原西鹤好色物中的哲学文化；第四章，异质与落差：“三言二拍”与“好色物”的比较研究。作者所运用的基本上是文本批评的方法，对好色物中的情节、人物及其内涵做了较为感性的分析阐释，对于读者理解作品是有帮助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就是对“好色物”文本分析，基本上集中在已经有了汉文译本的那几部作品。实际上，没有汉译的《好色二代男》、《男色大鉴》、《诸艳大鉴》等作品也非常重要，但作者似乎对这些作品没有顾及。由于对井原西鹤的作品没有全面把握，有些结论就容易出问题。例如，在谈到同性恋作品的时候，作者断言：“西鹤没有写过独立成篇的同性恋作品”（第37页）；又说，“写到‘男色’最多的是《好色一代男》”（第38页），但是，殊不知《男色大鉴》就是撰写同性恋的独立作品，也是写男色最多的作品。第二章从美学方面切入，是很新颖、很值得肯定的。但是其中对核心概念“粹”、“通”词源学上形成演变没有做深入探究，从章后的引文注释中可以看出，关于江户时代色道美学的基本原典和相关重要的研究文献连一本也没有。而要研究井原西鹤及“好色”美学，那么日本美学家九鬼周造的《“意气”的构造》（原文《いきの構造》，有人译为《“粹”的构造》）、阿部次郎的《江户时代的文艺与社会》两本名著恐怕是不能不参考的。本书第四章将西鹤的“好色物”与“三言二拍”的相关作品比较，尽管作者对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做了阐述，但是“三言二拍”毕竟不是专写情爱的作品，如果要比较的话，大概明代冯梦龙编述的另一部专以情爱为题材的作品《情史》（全称《情史类略》）或许更有可比性，或者《金瓶梅》与西鹤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相比较，似乎更为可行。

在上述的“滑稽本”、“浮世草子”之外，1990年代之后，对上田秋成、泷泽马琴等作家的“读本”的译介和研究也有展开。所谓“读本”，是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与其他各种以图画为主的读物相区别的通俗小说。其特点是在故事情节、框架结构、人物设置等方面模仿和改编中国小说，因而对于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而言，读本尤为重要。

在江户“读本”小说中，较早翻译出版的是上田秋成（1734—1809年）的《雨月物语》和《春雨物语》，这两个作品由阎小妹翻译，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雨月物语》为题名列入“日本文学丛书”出版发行；1996年，申非翻译的《雨月物语》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雨月物语》（1768年）是早期读本小说，是一部短篇读本小说集，共分五卷，收九篇短篇小说，篇幅不长，约合中文六万余字，被认为是最早的读本小说。《雨月物语》写的都是一些鬼怪、恐怖的故事，把对现实的不满与自己的理想，寄托于超现实的虚构中。故事虽然荒诞，但描绘甚为逼真，手法也很洗练。在性质上，与我国的《聊斋志异》有些类似。其中大部分在情节构思、人物形象上，受我国的《剪灯新话》、《古今小说》、“三言”等作品的影响。对此，译者在“译本序”中都一一做了说明。此后，有少量研究和评论文章，大都围绕《雨月物语》与中国明清小说的关系展开，如汪俊文《日本江户读本小说对中国白话小说的“翻案”——以〈雨月物语·蛇之淫〉与〈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

在读本小说的翻译与研究中，南开大学日文教授李树果（1923年生）贡献卓著。

1991年，由李树果倾数年之功翻译的泷泽马琴（又名曲亭马琴， 1767—1848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简称《八犬传》）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书法家启功先生为之题写书名。原书一百九十回，卷帙浩繁，译成中文有160多万字。中文版本分为4册，分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出版发行。江户时代的日语及其作品，翻译难度相当大，翻译此书，除了功力，还要有恒心和毅力。这个译本的出版，是我国江户文学乃至整个日本文学翻译中的重大成果。《南总里见八犬传》是泷泽马琴几十部读本小说中的代表作，简称《八犬传》。其中“南总”，是日本的一个地名，“里见”是诸侯姓氏，“八犬”是指姓中带“犬”字的八个武士。小说写的是在一场诸侯争战中，里见家的嫡子义实，城池被困，危机关头，义实的爱犬衔来了敌人的首级，使城池化险为夷。义实为报答犬恩，曾戏言将女儿伏姬嫁给爱犬，后来不得不履行早年诺言。伏姬受孕后深以为耻，当剖腹自杀时，颈上戴的刻着“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个字的水晶念珠散向八方，这八颗念珠成为后来里见家八个勇士诞生的因缘，并由此而引出了一连串曲折离奇的故事。《八犬传》在构思、情节、手法上，受《水浒传》等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很大影响，通过“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八德之象征的八犬士的行动，宣扬了儒家的封建思想和佛教的报应、因果观念。这部小说，是日本“读本”的集大成，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日本文学史家对它的评价一般都不高，认为它表现的思想与“浮世草子”、滑稽本等作品中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新兴市民思想不同，充满官方的道德说教，情节也荒诞不经，人物概念化，不少描写庸俗无聊。但从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它却有特殊的价值。李树果之所以要翻译这部作品，其立足点也在于此。他在“译者序”中说：“这次所以把它翻译过来介绍给我国读者，是因为这部巨著是模仿我国的《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所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的一部章回式演义小说，不仅从其结构和内容可以看到不少模仿的痕迹，而且大量引用了中国的故事典籍，有浓厚的中国趣味。它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日本小说，可以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我们读了不仅感到格外亲切，同时对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东流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自豪。另外日本人民之善于移植外国的东西使之化为己有，这种引进消化的学习精神也是我们很好的借鉴。”(www.xing528.com)

从这样的动机出发，在翻译《八犬传》的同时，李树果还对江户时代日本小说与中国明清小说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的论文，如《从〈英草子〉看江户时代的改编小说》、《〈平家物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对江户小说的影响》、《〈八犬传〉与〈水浒传〉》）（分别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3期、1990年第1期、1991年第4期、1995年第2期）等。在此基础上，1998年李树果的专著《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一书作为“南开日本研究丛书”之一，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32万言的著作以《剪灯新话》、“三言”和《水浒传》这三种对日本读本小说影响最大的作品为中心，探讨了日本读本小说与我国明清小说之间的关系，借鉴了日本学者山口刚、中村幸彦、石崎又造、麻生矶次的相关著作特别是德田武的《日本近世小说与中国小说》等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对原作的翻译与体悟和对中国明清小说的熟知，以中国学者洗练的思维与表达，将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清晰明了地揭示出来，在资料和结论方面较之日本已有的研究成果更上一层楼，填补了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空白。

在《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中，李树果指出，读本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根据对中国明清小说的“翻改”（日语原文为“翻案”），他把“翻案”译为“翻改”，指出“所谓‘翻改’，是介于翻译、改编和模仿创作的一种文艺手法。它不完全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改编”。他认为，尽管读本小说数量繁多，它与中国小说的关系千头万绪，但若抓住下面这条纲便可理出它的来龙去脉，即在众多的与读本小说有关系的中国小说中，对读本小说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剪灯新话》、“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水浒传》。其中，通过“三言”的“翻案”而产生了日本前期读本，通过对《水浒传》的“翻案”而产生了日本后期读本；从作家来看，是从浅井了意，到都贺庭钟和上田秋成，再到山东京传和曲亭马琴；从作品来看是从《伽俾子》到《英草纸》、《繁野话》，再到《忠臣水浒传》和《八犬传》。作者就是按这样一条线索，站在中日文学交流史的角度，以《剪灯新话》、“三言”和《水浒传》三个作品为中心，对日本读本小说的发生、发展和中国明清小说的关系，做了细致、系统的评述、分析和研究。此外还有一章（第五章）对《聊斋志异》、《三国演义》、《西游记》、《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和《金瓶梅》等明清小说与日本读本的关系做了评述。认为根据龙泽马琴的小说论，可以将读本小说的基本特点总结为三点：虚构、通俗、劝惩。关于读本小说的历史地位，李树果认为“它是古代王朝物语向近代文学过渡的桥梁，古代物语是经过读本小说与近代文学接轨的。小说这个词就是从《小说三言》才开始在日本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日本小说是从读本开始的”（第385—386页），认为日本古代物语与近世的草子之类，虽然篇幅很长，但其实是短篇的连缀，只有到了读本小说，才有真正的长篇小说。当然，这是李树果先生的一家之言，是为了突出强调读本的历史地位，其实日本小说的主流传统还是其物语文学，然而读本小说从明清小说学来的纵横交叉、一以贯之的长篇建构，确实对结构相对松散的物语文学起到了矫正和完善的作用。

在译出《八犬传》和写出《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之后，李树果在读本的翻译和研究方面继续推进，又译出了读本小说的其他几部代表性作品，包括都贺庭钟的《英草纸》和《繁野话》、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和《曙草纸》、曲亭马琴的《三七全传南柯梦》、六树园的《飞弹匠物语》等，共五位作家的七部作品，并以《日本读本小说名著选》为题名，分上、下两册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其中，除了《雨月物语》外，其余都是首次翻译。与此前的《八犬传》的译文一样，这些作品用流畅、老到的现代汉语译成，同时也带有明清小说的些许风韵，使读者从译文本身即可体味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之间的内在关联。作者在卷首写了一篇长达2万多字的《作品导读》，对日本读本小说的产生、特点及其译出的七部作品的作者、背景、内容、形式、影响和地位等，做了评述和分析。并做了较之《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更为精确洗练的结论性概括，例如其中写道：“《剪灯新话》的传入，促使以《伽俾子》、《狗张子》为代表的许多怪异的翻改小说产生，为读本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三言’及其他白话小说的流行，则导致了以都贺庭钟的《英草纸》、《繁野话》和上田秋成的《雨夜物语》为代表的前期读本的问世。如果说这些还是短篇小说的话，那么在演义小说《水浒传》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以《本朝水浒传》为开端的一系列长篇后期读本。从地域上看初期读本的作者多居住在上方，即京都，而后期读本的作者则转到了江户。这确是江户小说史上的一个特别值得注目的重要事项。”

在中国的日本文学史上，李树果是将翻译与研究结合得最好的、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读本小说翻译难度很大，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在中国只有极少数译者能为，而只有李先生一人愿为。他不顾高龄， 1989年66岁之后，一直不声不响、默默耕耘、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该领域的翻译与研究中，坚持二十多年不懈怠，着实令人敬佩。

注解：

[1]　周作人：《闲话日本文学》，载《国闻周报》，第11卷第38期，1934年。

[2]　周作人：《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载《自由评论》，第32期，1936年7月。

[3]　丰子恺：《我译〈源氏物语〉》，载《文汇报》，1961年10月10日。

[4]　张龙妹：《试论〈源氏物语〉的主题》，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93年第2期。

[5]　周作人：《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载《自由评论》，第32期，193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