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剪灯新话》与文言小说的复苏

二、《剪灯新话》与文言小说的复苏

传奇体文言小说，兴盛于唐代，宋元时代是话本小说的勃兴期，文言小说则已逐渐衰颓。到了明初洪武年间，瞿佑继承唐人传奇的传统，作《剪灯新话》，虽然文笔不如唐人华美而又自然，精练而又生动，但是在当时文网严密、文坛上笼罩着恐怖气氛、显得冷落寂寥之际，突然出现传奇小说，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风靡一时，仿效的人很多，传奇体文言小说，颇有复苏之势。尽管作者都是封建文人，有的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士大夫，但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传奇小说，言情志怪，与他们所提倡的道学，大相径庭，因而遭到禁止，一度沉寂冷落。到了嘉靖年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学唐人传奇的风气又复兴起来。诚如鲁迅所说:“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3]

值得注意的是:在元末明初大动荡的时代，涌现出许多传奇性的人物，例如朱元璋及其功臣，按中国史学的传统，他们的业绩，自然要为后世载入纪传体的正史之中。而民间或一些怀才不遇之士的奇闻异事，大都为正史所不取，却成了作家创作的题材。这也是我国古代散文家的一个优良传统。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就写过一些“传奇体”的人物传记，虽然是古文家的笔调，但是作为传奇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明初比瞿佑的创作活动稍早，由元入明的大文豪宋濂、高启，都曾参加编修《元史》，他们当然不大可能有意从事传奇小说的创作，可是他们写的元末明初的某些人物传记，却富有传奇色彩，例如宋濂写《王冕传》、《记李歌》、《杜环小传》、《李疑传》、《秦士录》等，高启写《南宫生传》、《胡应炎传》、《书博鸡者事》等，传奇小说的意味就较浓，写作技法上，不像史笔那样简约凝重，而采取铺垫、对比、典型化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等艺术手法，突出中心人物的性格特征，形象较鲜明。如果把宋濂作的《王冕传》，与后来《明史·文苑》中的《王冕传》加以比较，两种不同的笔法是很显然的。特别是《秦士录》、《书博鸡者事》，简直就是传奇小说。不过，作者是正统的诗文大家，似乎还不屑于用“稗”、“传奇”之类的文体名称。明初堂而皇之作传奇小说，并敢于把“涉于语怪，近于诲淫”之作，与《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相提并论者^[4]，首推瞿佑。他是传奇体文言小说得以复苏的功臣。

瞿佑(1341—1427)，字宗吉，钱塘人。少年时代即善香奁诗，备受当时文豪杨廉夫的叹赏，对瞿佑的叔祖士衡称赞道:“此君家千里驹也。”但一生只做个县训导的小官，后升任周宪王府右长史，也只是一个闲官，永乐年间因写诗蒙祸，下诏狱，谪戍保安十年，后遇赦放归，卒年87，毕生仕途坎坷。他在戍所作的《漫兴诗》及《书生叹》等，引起“贫士失职者”的共鸣。

《剪灯新话》是瞿佑在38岁以前写的文言小说集，共4卷20篇，附录《秋香亭记》，写商生与采采的婚姻遭遇，有自叙传性质。还有一篇《寄梅记》。这部小说集，是作者有意仿效唐人传奇体制之作，而故事背景，除《绿衣人传》等少数几篇以外，大都是在元末至正年间天下离乱之时，其思想内容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

描写了乱世士人的心态或命运。《华亭逢故人记》写至正末张士诚据浙西时，华亭(即松江)全、贾二位士人怀抱着风云际会的雄图，所谓“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天”，每出大言，协助钱鹤皋起兵支援张士诚，以安禄山的谋主严庄、黄巢的宰相尚让自比，后因兵败赴水而死，其鬼魂与故人石若虚相逢于途中，纵论富贵与危机的关系，并论及隋末李密、刘黑闼，初唐骆宾王，唐末黄巢等人物，声言“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饮酒赋诗，宛如平昔，其中心思想，是怀才之士当乘乱世取功名富贵，流芳、遗臭在所不计，是极端自私的心理。《水宫庆会录》则写潮州士人余善文，白昼闲坐忽有南海龙王的使者奉邀，为作上梁文，并与诸龙王会于水府龙宫，善文乃献《水宫庆会诗》二十韵，龙王以珍宝相酬，善文遂为富族。这也反映了乱世士人幻想富贵利达的心态，乱世中难以才学取人间富贵，于是幻想受知于龙王。本篇诗词歌赋众体皆备，颇有卖弄文墨之意。

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与对理想的憧憬。《令狐生冥梦录》，虽然是描写令狐冥梦中之事，实际上是现实黑暗吏治的曲折反映。贪婪凶恶的乌老，死后家人“广为佛事，多焚楮币，冥官喜之，因是得还”，激起刚直之士令狐的义愤，曰:“始吾谓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曲法，富者纳贿而得全，贫者无赀而抵罪，岂意冥府乃更甚焉!”愤慨之下，赋诗抨击鬼神贪贿徇私，却遭到冥府的追捕迫害，严刑逼供，令狐生借写供状之机，进一步控诉了天帝地府的不公，敢于“批龙鳞，探龙颌……料虎头，编虎须”，一身正气，冥王感其刚直不屈，特许放还。他乘机游览了地狱，看到受罪最重的是“谋害忠良，迷误其主”的秦桧和历代误国之臣，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元末的封建统治者，这也是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与本篇构思意象较为近似的是《修文舍人传》，写“博学多闻，性气英迈”之士夏颜，穷困潦倒，日不暇给，死后却“隶职冥司，颇极清要”，与故人相逢于途，约谈于甘露寺多景楼，虽幽冥殊途，而坦诚无忌，夏颜对友人说:

……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然后官位可居，爵禄可致，非若人间可以贿赂而通，可以门第而进，可以外貌而滥充，可以虚名而躐取也，试与君论之。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间，秉笔中书者，岂尽萧、曹、丙、魏之徒乎?提兵阃外者，岂尽韩、彭、卫、霍之流乎?馆阁摛文者，岂皆班、杨、董、马之辈乎?郡邑牧民者，岂皆龚、黄、召、杜之俦乎?骐骥服盐车而驽骀厌刍豆，凤凰栖枳棘而鸱鸮鸣户庭，贤者槁项黄馘而死于下，不贤者比肩接迹而显于世，故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正坐此也。冥司则不然，黜陟必明，赏罚必公……

从人世与冥司的对比中，揭露现实社会吏治的腐败，也是作者感触颇深而发出的不平之鸣。《天台访隐录》写徐逸入天台山采药，遇避世的太学陶上舍，所见所闻，俨然是世外桃源，仿效陶渊明《桃花源记》而有新意，主要表现了作者对古朴淳厚、安居乐业的生活憧憬。上舍与徐逸论宋元明三代兴衰原因，含有警诫明初统治者以史为鉴、勿蹈前朝覆辙之意。

直面人生的爱情婚姻悲剧。在《剪灯新话》中，写了不少动人的爱情故事，有《联芳楼记》、《渭塘奇遇记》这样的喜剧性的爱情，更有《爱卿传》、《翠翠传》、《绿衣人传》这样感人至深的悲剧性的爱情婚姻故事。同类题材的作品，与唐人传奇比较，固然有着显著差别，与同时代的戏曲、话本相比，艺术趣味、审美观念也很不相同。在唐人传奇中，爱情与婚姻的悲剧，往往与士族婚姻制度、科举功名，有着密切的关系，《霍小玉传》、《莺莺传》乃至志怪性的《任氏传》，女主角的悲剧命运，都与家世有关，明代的爱情剧，除了孟称舜《娇红记》以外^[5]，几乎没有真正的悲剧。话本小说可能是由于迎合市民的欣赏趣味，在爱情描写中色情渲染较多。明代的文言小说则不同，《剪灯新话》及其仿效的文言小说集中，就有不少爱情悲剧。其共同特点是:真、善、美的典型，在假、恶、丑势力的破坏下，遭到毁灭。由于邪恶势力暂时的强大和正义者的弱小，在矛盾冲突中正义者被扼杀。如罗爱爱、刘翠翠的悲剧，在元末兵荒马乱的年头，武夫弄权，人民遭殃。苗军杨完者与张士诚部的战争，“不戢军士，大掠居民。……(刘万户)见爱卿之姿色，欲逼纳之。爱卿以甘言绐之，沐浴入阁，以罗巾自缢而死”。在强暴、邪恶势力的逼迫下，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以死来保全自己的贞操，这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控诉，也正是悲剧的深刻意义。刘翠翠与金定自幼同学，青梅竹马，情深义重，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美满姻缘。而张士诚的部将李将军，却把刘翠翠掠为己有，活活地拆散了这一对恩爱夫妻;金定历尽艰难险阻，找到了“威焰赫奕”的李将军，与翠翠“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动问父母外，不能措一辞，但相对悲咽而已”。自此内外隔绝，无复相见，先后抑郁含恨而死。最为精彩动人的是《绿衣人传》，它把描写绿衣女子与赵源悲剧性的再世姻缘，与揭露南宋误国奸相贾似道的残暴、腐朽，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提高了作品的反封建意义。作者笔下绿衣人的鬼魂形象，是美丽、善良、聪慧的，以生死相恋之至情，给人以美感，而丝毫没有阴森恐怖的气氛，附录中的《秋香亭记》，商生与杨采采这一对自少相爱、才貌相当、情深谊重的未婚夫妻，因张士诚的变乱，祸及三吴，“生父挈家南归临安，展转会稽、四明以避乱;女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十载”，导致有情人竟然难成眷属，采采嫁给开彩帛铺的王氏为妇，含恨终生。这一悲剧的主要根源，当然是乱世给人民造成的流离之苦，但也与封建社会后期商人势力的滋长有关。

带有市民气息的喜剧性爱情婚姻，与唐人传奇中所写的士子与闺门女子或士子与妓女的恋爱婚姻不同。《联芳楼记》、《渭塘奇遇记》中的男女主角，实际上都是商人或农家子女，他们对封建礼教规范少所顾忌，《联芳楼记》中的薛氏姊妹大胆、主动地追求意中人郑生，双方父母得知他们的秘密，也没有按封建礼教来训斥他们，而是顺水推舟、成全美事。《渭塘奇遇记》中王生往松江收租，舟过渭塘，与酒肆主人之女一见钟情，而未能互诉心曲，却于梦魂中欢会，互相于梦境相爱一年，第二年王生再过酒肆时，肆翁不但没有责怪他，而向他说明女儿因爱他而病倒的情景，促成他们的婚事。至情相感，终成佳偶。

此外，写人鬼恋爱的《金凤钗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情致动人，受唐人传奇同类作品影响而有所创新。《金凤钗记》的艺术构思受唐人《离魂记》、《齐推女》的启发是显然的，但却能创造出意象全新的故事。唐人写神鬼妖仙与人恋爱的作品，神、妖、仙的形象塑造得很优美，如《柳毅传》中的龙女、《任氏传》中的狐妖任氏、《裴航》中的云英，鬼魂形象唯《李章武传》中王氏子妇如生前一样美丽多情，但是只是全篇故事情节中的一部分，而《滕穆醉游聚景园记》和前面论及的《绿衣人传》，则是全篇都是描写女鬼与活人的恋爱，滕生、赵源都知道对方是鬼而相爱之情真挚如故，情缘了结后，滕生、赵源都不复再娶。《牡丹灯记》中符丽卿的鬼魂，则令人毛骨悚然。

《剪灯新话》在艺术上虽非上乘之作，但也不能以“文笔殊冗弱”一两句话予以否定^[6]。随着时代的发展，同一种文体也有所变化、推陈出新，比之于唐人传奇，《剪灯新话》在艺术上一个显著的特色，是描写人物的思想状况、心理活动，更细致、深刻、生动，例如《三山福地志》写元自实曾借给缪君银二百两，作为缪君去福建赴任的路费，后因自实避乱福州，家计萧条，生活困顿，投奔缪君，缪君负心赖账，故意允许在除夕令人送银、米到元自实家中，“以为过岁之资”。自实信以为真，安慰妻子，专待缪君遣人送银、米来。其心理活动过程写得细致逼真，委婉曲折:

至日，举家悬望，自实端坐于床，令稚子于里门觇之。须臾，奔入曰:“有人负米至矣。”急出俟焉，则越其庐而不顾。自实犹谓来人不识其家，趋往问之，则曰:“张员外之馈馆宾者也。”默然而返。顷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携钱来矣。”急出迓焉，则过其门而不入。再往扣之，则曰:“李县令之赆游客者也。”怃然而惭。如是者凡数度。至晚，竟绝影响。自实不胜其愤，阴砺白刃，坐以待旦。鸡鸣鼓绝，径投缪君之门，将俟其出而刺之。……及至其门，忽自思曰:“彼实得罪于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若杀之，其家何所依?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也。”遂隐忍而归耳。

从这一大段心理描写和举止言谈中，把元自实当时窘迫的境遇、激愤的心情和善良忠厚的性格特征，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对客观景物和人物所处的环境描写，也比唐人传奇更加细致，但并不烦琐冗杂。例如《渭塘奇遇记》对酒肆周围景物的描写:

……回舟过渭塘，见一酒肆，青旗出于檐外;朱栏曲槛，缥缈如画;高柳古槐，黄叶交坠，芙蓉十数株，颜色或深或浅，红葩绿水，上下相映;白鹅一群，游泳其间。

画出了江南水乡的秋色风光，青旗、朱栏、黄叶、红葩、绿水、白鹅，色彩明丽，气氛和谐，饶有生气。王生梦中所见酒肆女郎所居小轩庭院的景物和陈设，幽雅脱俗，衬托出女主人的形貌和心灵的优美雅洁。在《剪灯新话》中，已经注意从多侧面来塑造人物形象，不只描写人物的外貌神态、气质风度，而且着重内心世界、才情素质的表现。因此，一些主要的人物形象，例如翠翠、罗爱爱、绿衣人、薛氏姊妹，都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故事情节的安排、艺术构思的奇异变化方面，总的来说，《剪灯新话》是规摹唐人而少创造，在少数作品中，如《翠翠传》、《绿衣人传》，“叙述宛转”、富于波澜，可与唐人传奇中最优秀的作品如《任氏传》、《李娃传》媲美。写刘翠翠被张士诚部将李将军掳掠之后，金定寻找刘翠翠的过程，历经曲折;好不容易找到了翠翠，又只能以兄妹之礼相见，这就突破了“破镜重圆”的老套。金定在李将军门下安身，却再无与翠翠互诉相思之苦的机会，只好借拆洗布裘为由，互相传递情诗;两人先后抑郁而死后，魂魄托旧仆传书翠翠的父母，也写得余韵悠然，凄恻感人。

《剪灯新话》尽管在思想内容上有不少封建迷信、因果报应之类的说教，艺术上也有缺陷，但它基本上是一部有艺术吸引力的文言小说，社会影响较大，因而，才能激起一些作家来步其后尘，它对文言小说的复苏之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继瞿佑《剪灯新话》之后，起而仿效者，首推李昌祺(1376—1452)撰著的《剪灯余话》。昌祺，名祯，以字行，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以博学著称，“僻书疑事，人多就质”^[7]。擢礼部郎中，曾权知部事，外调先后任广西、河南左布政使，“绳豪猾，去贪残，疏滞举废，救灾恤贫”^[8]，廉洁宽厚，刚严方直，政绩显著，声望较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祯“居官所至有风裁，服食清约，足迹不至公府，富于才情，多所结撰，效瞿宗吉《剪灯新话》作《余话》一编，借以申写其胸臆，其殁也，议祭于社;乡人以此短之，乃罢。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其然岂其然乎!”。像李祯这样功业、道德、才情均值得称道的士大夫，只因写了传奇小说集，竟不得享祭于乡贤祠，足见当时社会上对传奇小说所怀的偏见。除《剪灯余话》外，李祯还著有《运甓漫稿》、《容膝轩草》、《侨庵诗余》等。

李祯《剪灯余话》，从书名、篇数乃至题材性质，都很明显是模仿《剪灯新话》的。前四卷每卷五篇，其中《至正妓人行》实际上是一首长达一千二百余言的叙事诗，诗前有一段序文，是有意仿效白居易《琵琶行》的，颇受封建士大夫们的赞赏，为之作《跋》多至十一篇。第五卷只一篇《贾云华还魂记》，篇幅之长，为明传奇小说之最，写魏鹏与贾云华的恋爱，云华不待母亲之命，与魏生私相结合，构思乃至细节描写，受元稹《莺莺传》的影响。侍婢春鸿由拨乱梗阻其间而转变为协助支持云华，及云华之死，又可以看出《娇红记》的某些痕迹，但能融合、吸取前人艺术构思之长，又以云华借尸还魂、与魏生终成眷属作结，虽然亦受前人志怪小说的启发，却有其推陈出新之功。全篇委婉曲折，迭起波澜，不乏独创性的匠心。描写生活细节和景物颇为细腻，某些诗词亦尚可读，但穿插过多，有炫耀才学之嫌。

与作者生活经历、政治态度有着密切关系，《剪灯余话》的故事背景以明初洪武年间居多，也有以元代为背景的，个别篇目如《长安夜行录》，主人公汤铭之与文原吉、马期仁，虽然是洪武初的人，但是实际所写的内容，却是唐代开元间长安鬻饼师夫妇的鬼魂向他们倾诉怨苦之情，揭露了号称大唐盛世开元年间宗室贵族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何思明游酆都录》写的是宋代人的故事，具体内容是通过不喜道、佛的何思明游酆都，宣扬恶有恶报的思想，借封建迷信之说，批判现实社会的坏人坏事。例如描写“惩戒赃滥”之门:(www.xing528.com)

……又有铁蛇铜犬，咋人血髓，叫苦之声动地，皆人间清要之官，而招权纳赂，欺世盗名，或于任所阳为廉洁，而阴受苞苴，或于乡里恃其官势，而吩咐公事，凡瞒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

可见作者对窃据要职、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之徒的痛恨。何思明因亲身经历了鄷都对“赃滥”官吏的惩戒，所以后来当任知县时，“所至清慎自将，并无瑕玷，号称廉洁，盖有所儆云”。作者创作的劝惩目的是很明确的。在《两川都辖院志》中，借身为两川都辖院主的吉复卿之口，对刚赴任四川苍溪丞的徐建寅说:“廉、恕两字符也;惟廉可以律身，惟恕可以近民，廉则心有养，恕则民易亲，民亲化行，能事毕矣。”这大概是作者仕宦生涯的信条和切身感受。《青城舞剑录》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通过元末道士真本无、文画虚对威顺王的讽谏，指出元朝灭亡的必然性:“官里老而昏，奇氏宠而横，哈麻、雪雪之徒，又以演揲儿法蛊惑君心，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天变于上而不悟，民困于下而不知，武备不修，朝政废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殆犹一发之引千钧，祸在旦夕，甚可畏也……”封建统治者听不得逆耳之言，才识之士便不辞而遁。明朝建立之后，真、文二道士与故人卫君美在青城山的一番议论，既是对历史上帝王杀戮功臣的批判，也是对明初朱元璋重演汉高祖故伎的不满。

《剪灯余话》写得最动人的是爱情婚姻的悲剧。《鸾鸾传》的题材与构思，似仿效《翠翠传》、《爱卿传》，而有翻新之意，赵鸾鸾与柳颖的悲欢离合，情节更为曲折，更显得跌宕有致。颖、鸾在兵乱中离散后，又能复合，原是可喜之事，为避乱，夫妻隐于徂徕山，“夫耕于前，妻耘于后，同甘共苦，相敬如宾……”，柳颖却因出城负米，被乱军杀于途中。“邻舍奔告鸾，鸾走哭，负其尸以归，亲舐其血而手殓之，积薪焚颖，焰既炽，鸾亦投焉。见者惊骇，为之竦然。”这一悲剧性的场面，是极其壮烈感人的，其所以感人，在于鸾鸾的壮烈行动，包含着这对历经患难、甘苦与共的夫妻真挚深厚的爱情，而不是封建主义的愚昧野蛮的烈女殉夫。《凤尾草记》中龙生与祖氏女情爱深笃，龙生曾指百年凤尾松为誓:“若余事成，开花结子;事若不成，根枯叶死。”由于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有情人偏偏难成眷属:祖氏家事败落，“(龙)生父母无意缔盟，谢而辞之，遂觖望矣”，使祖氏女悲愤自缢而死，凤尾松也果然枯死。《琼奴传》中琼奴与苕郎的爱情婚姻悲剧，根源不在于父母包办，而在于封建社会中的地方豪强、武夫恶霸等邪恶势力。琼奴的继父沈必贵，选婿以器量和才艺为标准，终于选上家道清贫而才思敏捷的徐苕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开明之举。暴发户刘均玉父子，因落选而恼羞成怒，诬陷沈、徐两家，但这还仅仅是悲剧的起因。吴指挥乘人之危，借权势把一对患难夫妻拆散，害死徐苕郎，妄图霸占琼奴。从吴指挥的丑恶形象中，反映了明代特有的卫所军官凶残自私的恶劣品质。琼奴始终忠于爱情，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敢于斗争，洗雪了丈夫的冤仇之后，以身殉情。全篇的悲剧气氛很浓，琼奴形象也较鲜明。

《芙蓉屏记》和《秋千会记》，则是写由于男女双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终于由悲剧而转化为喜剧性的结局。前篇写崔英携妻王氏赴任途中，船夫见财而谋害崔生及其婢仆等人，独留王氏，旨在霸占王氏为儿媳，王氏却能随机应变，逃出虎口。她多才多艺，品德高尚，心灵优美，是我国古代贞淑妇女的典型，崔英也死里逃生，官复原职后，仍矢志不娶，富贵不忘糟糠之妻的品格，也是我国古代人民所推崇的美德。退休的御史大夫高纳麟，救拔落难者，好义惜才，成人之美，也值得称道。在不长的篇幅中，叙述崔英与王氏悲欢离合的过程，以芙蓉屏作为故事的线索，巧妙地安排情节，寓必然于偶然之中，矛盾的产生、发展以至解决，合情合理，而不落窠臼。后篇写速哥失里与拜住的悲剧性婚变。拜住原以才思敏捷、仪容俊美为宣徽院使孛罗选为爱女速哥失里之婿，陡然间，拜住之父蒙罪系狱，家道顿变，尽为一空，独存拜住，于是宣徽夫人悔婚，这原是封建社会中屡见不鲜的婚变。速哥失里却不因拜住贫贱而易其志，反对母亲悔婚之议，在被逼改嫁的途中，毅然以自缢表示反抗。这一美满婚姻所遭遇的意外波折，就其本质而言，带有悲剧性。作者却借助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拜住悄悄去停放速哥失里灵柩的寺中哭灵时，速哥失里竟然起死回生，相携私奔，得以喜剧性的结局告终，体现了正义战胜邪恶、爱情战胜死亡的理想。构思新颖，矛盾冲突尖锐，结局处理奇妙而合乎人情。

《剪灯余话》中也有描写人鬼恋爱的故事。《秋夕访琵琶亭记》的题材与构思、意象，显系仿效《剪灯新话》中的《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田洙遇薛涛联句记》构想更奇，洪武年间的书生田洙，居然与唐代名妓薛涛的鬼魂相爱，绸缪缱绻，互相以联诗取悦，虽有炫耀作者诗才之弊，但也表现了李祯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另如《月夜弹琴记》，就是以集唐宋诗句取胜的，无论是联句或集句，都能浑然一体，不露牵强斧凿之痕。写人与狐妖恋爱的《胡媚娘传》，前半篇似仿唐人《任氏传》，后半篇写狐妖为道士所剿除，现出狐妖假人首髑髅的真相，破坏了艺术的美感。

综上所述，《剪灯新话》和仿效它的《剪灯余话》，就文体规范而言，作者是有意规摹唐人传奇，但是作品的题材、主题均有所开拓，有其时代的特色，塑造了不少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作为传奇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也并不低下，有其一定的可读性。这两部传奇小说集的出现，是文言小说复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从唐人传奇到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桥梁。

在明前期，受《剪灯新话》的影响，起而仿效者，除李祯撰《剪灯余话》外，较著名的还有赵弼撰《效颦集》，本集分上、中、下三卷，共收传奇小说25篇。作者曾于自撰《后序》中说:“予尝效洪景庐、瞿宗吉编述传记二十六篇^[9]，皆闻先辈硕老所谈与己目之所击者。初但以为暇中之戏，不意好事者雅传于士林中。每愧不经之言，恐贻大方之诮，欲弃毁其稿。业已流传，收无及矣。因题其名曰《效颦集》，所谓效西子之捧心而不觉自炫其陋也。”此集各篇，杂记宋末、元末及明初洪武、永乐、洪熙年间轶事。思想内容大多是阴德报应之说，文字艰拙，艺术水平不高。

赵弼，生卒年不详，字辅之，号雪航，福建南平人，曾任汉阳县儒学教谕。撰《效颦集》大约在宣德(1426—1435)年间，结集成书最迟也在英宗正统七年(1442)之前。这期间文网较松，文人雅士中正盛行传奇小说之风。据《英宗实录》记载，禁《剪灯新话》等小说，是在正统七年二月:

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10]

从禁令中可以看出，当时在市民群众乃至经生儒士中诵习谈论传奇小说风气的盛况。所谓《剪灯新话》之类，株连所及的传奇小说，大约有好几种，自然包括《余话》、《效颦集》在内，有的传奇小说集可能就被这次禁令所毁灭了，但也还有一批单篇流传的传奇小说，劫后幸存。

《效颦集》中有一篇《续东窗事犯传》，主题与艺术手法与《余话》中《何思明游酆都录》相类似。写胡迪偶读《秦桧东窗传》^[11]，勃然大怒，拍案高吟，痛恨奸臣秦桧夫妇谋害岳飞，而天曹地府徇私无报，深为激愤。于是梦中应阎王之召，魂游地府，亲睹秦桧夫妇在“普掠之狱”受惩罚之状，并游览了惩处历代奸臣酷吏的“奸回之狱”，更于“忠贤天爵之府”见到了历代忠臣义士，才恍然猛醒，写的虽然是阴间冥府，带有生死轮回的迷信色彩，但是却反映了具有积极意义的爱憎观念。与其说是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不如说是利用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迷信观念，口诛笔伐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的奸佞权臣。作品中通过胡迪游鄷都的所见所闻及其判词，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对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在不同的年代，都曾出现过各有时代特点的奸臣。本篇以批判秦桧为中心，旁及历代有代表性的奸徒(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所举不尽恰当)，同时也表彰了岳飞等贤臣良将，因而它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魂游地府的艺术构思，曲折离奇，而这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封建时代，有正义感的作家用以抨击时政的一种手段。刊于明万历年间的《国色天香》第十卷也载有此篇，略述金刚、火车、溟泠三狱，而增一“不忠内臣之狱”，显然是针对明朝中期宦官擅权的政治情况而发的。

《钟离叟妪传》也是《效颦集》中一篇政治倾向性非常明显的作品，写宋代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于熙年九年(1076)冬罢相到金陵定居的旅途中，隐姓埋名，嘱咐随从人员不许张扬、泄露荆公之名以骇民。到了钟离，舍舟登岸，欲暂借一老叟茅屋宿歇，却于墙壁上见律诗二首，对王安石变法及他本人极尽咒骂嘲讽之能事;并听到老叟倾诉新法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恨不得“手刃刳其心而食之”，于是王安石急忙离去。到了另一村庄，欲借宿于一老妪草舍中，又见窗间律诗二首，更是对王安石尖刻的人身攻击，老妪甚至以王安石之名呼犬豕鸡鸭，拟其人如异类，王荆公乃长吁叹曰:“呜呼!吾以新法为民利，焉知民怨恨如此!”夜不成寐，须发尽白，两目皆肿。总之，沿途所见题诗，所闻舆论，都是诽谤新法和王安石的言词，给王安石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以至忧恚成疾而死。

对王安石变法作正确公正的评价，是史学家的任务。但是在文学作品中，王安石及其新法，遭到如此咒骂和抨击，除了作家的偏见以外，新法本身及推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弊端，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也确实是值得反思的。

道学先生邱濬，年轻时曾写过传奇小说《钟情丽集》，内容猥亵，格调卑下，为人们所鄙薄。据说他后来感到惭愧，创作传奇剧本《五伦全备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以示悔过，其实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留存的明前期单篇文言小说中，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较高的，倒是一个无意写小说的高官马中锡写的《中山狼传》。它与其说是寓言体散文，不如说是寓言体文言小说更为确切。马中锡(约1446—1512)，字天禄，号东田，故城(今属河北省)人，《明史》有传。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明武宗时，曾任兵部侍郎，因反对太监刘瑾，被捕下狱。刘瑾伏诛后，又出任巡抚，正德六年(1511)，刘六、刘七等领导农民起义，马中锡以右都御史前往镇压。他见义军力量强大，建议以“招抚”手段诱降，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攻击，被加以“纵贼”的罪名，结果死于狱中，著有《东田漫稿》。

关于中山狼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在《宋人小说百种》、《古今说海》等书中，有宋人谢良所作《中山狼传》，经过马中锡创造性的艺术加工，改写成这篇著名的寓言小说，作者原意可能是借这个传统故事揭露、讽刺当时某些社会现象或人情世态，以抒发自己的愤慨。过去曾有人说是讽刺李梦阳忘恩负义不肯替康海伸冤，恐系附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辩证》中已有辩证。本篇影响较大，康海和王九思都曾据以改编为《中山狼》杂剧。

小说中揭示了狼的奸诈凶残吃人的本性，决不会因受恩得救而有所改变，批判了无原则的“兼爱”思想，对墨者东郭先生作了善意而辛辣的讽刺，从而说明对于像狼一样凶狠残暴的坏人，是不能讲仁慈的，“仁陷于愚”，就会有被狼吃掉的危险。

在艺术上，作者采取寓言文学所特有的表现方法，塑造了中山狼和东郭先生这两个典型形象，从而体现了平凡而深刻的哲理。作者把中山狼人格化，它既具有狼的残暴、贪婪特性，也表现了当时上层社会中那些狠毒奸诈、自私自利者的卑劣行径。东郭先生的形象也很生动，他的致命弱点是无原则的兼爱思想，敌我不分，又糊涂，又胆怯，书呆子气十足，这些弱点正为狼所利用。作者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具体行动，活现了各自的性格特点。如对狼处于危难时低声下气、摇尾乞怜情态的描写，栩栩如生;而它脱险后忘恩负义的狰狞面目，是在强词夺理的反复争辩和“鼓吻奋爪”的行动中暴露出来的。作者善于抓住不同事物的特征，进行具体的个性化描写，形象都较鲜明。在结构上，全篇采取铺叙描写的手法，层层展开，构思新颖奇巧。如对老杏、老牛的拟人化描写，不仅使情节安排更为曲折有致，而且增加了紧张气氛，使矛盾更加突出。围绕着狼该不该吃东郭先生这个问题，广泛联系人情世态，在反复争论中，进一步阐明了小说的主题思想。

稍迟于马中锡《中山狼传》而创作手法颇为近似的，是董玘作的《东游记异》。董玘，字文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编修，官吏部侍郎。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成安(今属河北省)知县，著有《中锋集》六卷。

《东游记异》带有寓言小说的性质，以隐喻手法抨击政治的黑暗和官场趋炎附势的丑恶现象。写的是正德五年(1510)六月，即刘瑾事败被诛的前两个月，作者与友人黄某出游，经东华门，见游人众多，忽然间，“雾四塞，咫尺不辨人马”，误入狐穴，见群狐环绕一已死老狐哀号，老狐“常人形出游”，熟习“衣冠者流”庆吊之礼，死前嘱群狐以人礼办理丧事，但是终究无人去吊丧。于是群狐诉于这个洞穴中的百兽之长白额虎，虎大怒，“不狐吊者，辄噬之”，因而“吊者如市焉……绳绳然来者尽衣冠也。拜起左右，咸与狐为礼”。因吊狐丧而得到奖赏的衣冠之士，都受宠若惊、感激不尽。这正是对刘瑾擅权时阉党与无耻官僚的绝妙讽刺。明武宗是个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昏君，刘瑾等八个“以旧恩得幸”的宦官，号称“八虎”，而刘瑾“尤狡狠”，“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12]。搞特务统治，昏天黑地，人心惶恐。本篇小说作者尖锐地指出:虎豹狐狸本是出入于深山穷谷的，如今居然横行于禁门之侧，岂非怪事吗?原因就在于朝廷政治黑暗，小人得志:“岂非雾塞昼冥，而虎与狐也，乘时跳梁，如《传》所谓‘禽兽逼人，蹄迹交中国者’，固其类也，不然，太阳在上，虽深山穷谷之中，彼虎与狐也，亦且隐伏而不敢出，矧禁门之侧耶?”影射对象，虽然主要在于刘瑾及其阉党集团，但是锋芒所及，却指向了武宗失政，以至暗无天日，虎狐乘机跳梁。这是很有胆识的政治批判。

由以上可见，《剪灯新话》促使文言小说的复苏，虽因统治者的禁毁，曾使刚刚复苏的文言小说受到沉重的打击，一度沉寂，却并没有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