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文化：文言小说的演变及其重要性

一、文言小说的变迁

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唐以前的小说，都是用文言写的，虽然唐代已出现“话本”，即通俗性的白话小说，但是小说文学的主流，却是用文言写的传奇体小说。

唐传奇的成就，从洪迈、胡应麟以迄鲁迅等著名学者都充分予以肯定，认为与唐诗同为“一代之奇”。出现唐传奇这座小说发展史上的丰碑，绝非偶然。除了唐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的原因以外，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来考察，它汲取了先秦、汉、魏以来史传文学(特别是野史杂传)、神话传说、六朝小说乃至某些小说色彩较浓的叙事散文的艺术成果，达到了文言小说完全成熟、繁荣的时期。

神话与传说，当然是古小说的渊源之一，但就散见于古籍的神话与传说来看，大都是片断、零碎的资料，还不足以称为“小说”。在今存的古代神话传说中，纪传史体裁的《穆天子传》大概可以算是最完整的。从周穆王驾八骏西征，到盛姬死于途中以至返葬，大体具备了神话小说的要素，结构完整，想象新颖丰富，西王母的形象，也不同于《山海经》中所写“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而是一个善于吟和应酬、感情丰富的女神。它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从假托班固作的《汉武帝内传》和桓麟《西王母传》中对西王母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

我国古代的叙事散文很发达，既然叙事，也就往往要描述人物，系事于人，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娓娓动听。就叙事散文与小说艺术的关系而言，是很密切的，前者对后者在结构、人物形象塑造、语言艺术等方面，都有影响。但是，从文言小说的角度来看，又不能把凡是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的叙事散文，都视为文言小说。应当把严格的历史著作以及其他叙事散文，与文言小说区别开来，其主要标志，就是所叙之事和所写之人，是否借助于想象和虚构。像《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是严格的历史，尽管文学意味很浓，不失为优秀的史传文学，曾经对小说艺术产生深刻影响，它们之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但又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颇有寓言小说特色，尽管庄子轻视“小说”，而他及其门人的创作实践，按我们的理解，却是真正的小说，是浪漫主义的杰作。最出色的是《杂篇·盗跖》，描写孔子率领其门徒去游说盗跖的故事情节，首尾完整，且富于波澜，扣人心弦，绘声绘色，盗跖与孔子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个性鲜明，两人的对话也生动传神。读者如见其人，若闻其声，而事属虚构夸饰，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小说。

野史杂传不同于严格的史书，它固然也有真人真事的框架，但是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较浓，民间传说的成分颇多，其褒贬好恶的倾向性十分鲜明。汉代的作品《燕丹子》，是人们公认的现存最早的一篇小说，其实也是野史杂传。它的基本内容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事，大体相同，而掺入了民间传说，加上作者的想象虚构，就更富于传奇性。写燕太子丹欲摆脱秦王的虐待和侮辱，竟感动上帝，使不可能之事居然成为可能，而这正是史学家所不取，小说家所必需的。史实、传说与想象虚构融为一体，是文言小说艺术创造上的一大进步。此外，袁康《越绝书》、赵晔《吴越春秋》，也属于稗官野史，作者当然并非有意为小说，而其中的某些故事，如《越绝书》“吴王占梦”，《吴越春秋》“要离挫椒丘”、“伍子胥奔吴”、“伍子胥之死”等，作为文言小说来看，也是毫不逊色的。还值得注意的是，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都引了大量野史杂传，其中有一些是够得上称为小说的。《曹瞒传》就是突出的例子。这类作品，虽属史传，而尚虚饰夸张，奇闻佚事，多为所录，既异于正史列传之翔实严谨，亦不同于志怪小说之离奇虚幻。野史杂传对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某些杂传本身就是文言小说。唐人传奇中的许多名篇，在《太平广记》中被列为“杂传记”类，自有其文体渊源。

六朝小说，虽然还不成熟，但是它上承先秦、两汉，下开唐宋传奇，在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描写神仙方术、鬼怪变异的志怪小说，大体上是沿袭《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的神话传说，而在新的社会土壤中有所发展;记述人间轶事琐闻的志人小说，则是从“残丛小语”、杂传琐记一类演化来的，产生这两类作品的社会历史根源，则与当时天下大乱、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以及思想意识上传统儒学的衰微与玄学、佛、道思想的兴盛有关。在玄、道、佛并存的情况下，人们思想意识较少受某家独尊思想的束缚，谈玄说怪，品评人物的清淡之风极为盛行。道家宣扬神仙方药、鬼怪变化、炼形长生;佛家则宣扬神灵不灭、轮回报应、祈求来世。生当乱世的人民，在痛苦与彷徨中，容易接受宗教思想的宣传。这种社会思潮和人生态度，再加上秦、汉以来就盛行的神仙之说的流风，对处于雏形状态的小说，影响很大。

六朝志怪小说，较为著名且影响深远的，主要有假托东汉班固撰的《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托名郭宪撰《东方朔传》，桓麟《西王母传》，晋葛洪《神仙传》、《抱朴子·内篇》，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宋刘义庆《幽明录》，以及吴均《续齐谐记》、王嘉《拾遗记》等。除几篇杂传性的作品外，故事情节一般都较简单，还说不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某些来自民间传说或带有杂传性质的作品，情节曲折完整，并开始注意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富于浪漫性的想象，细节描写也较真实生动，语言大都较精练，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为小说的端绪。这些情况都为后世文言小说、特别是传奇体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志怪小说的题材，对后来小说、戏曲有所启发，志怪小说中写人与鬼狐妖仙恋爱的故事，对唐以后文言小说乃至戏曲中同类作品的影响，尤为明显。

六朝的志人小说，尽管在题材、主题和浪漫性的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不像志怪小说那样对后来的文言小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在记事传人的艺术手法方面，也为文言小说积累了某些经验，并开创了以记述人物言行、杂录琐闻逸事为其特色的笔记体小说。裴启《语林》、常璩《汉中士女志》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而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则是刘义庆及其门人编纂的《世说新语》。它主要是记载汉魏六朝间上层社会中某些人物的传闻轶事，每则篇幅都很简短，但它的现实性较强，写人记事都注意生活的真实性;艺术技巧也较高，题材上突破志怪的牢笼，写作目的和手法上，不仅着重认识作用，更注意文学作品赏心娱乐的价值。《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精练而含义深永，善于抓住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典型特征，或通过具有个性特点的对话和动作，乃至某些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使人物的面貌神态，跃然纸上。(www.xing528.com)

文言小说至唐代发生飞跃性的变化。它在继承史传文学、志怪小说的传统基础上，又有重要的变革与发展。称唐代的文言小说为“传奇”，意即传写奇闻异事，而其实质性的含义是:以往的野史杂传、志怪笔记之类作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着新的发展变化;突出传记性和奇异性，即真实性与虚幻性的统一，更富有艺术魅力。变化的主要表现在于:

第一，唐人在有意识地创作小说方面，比六朝作家更自觉了，如前所述，六朝人已经开了有意为小说的端绪，但还不够自觉，运用小说艺术的手法还不那么纯熟，往往把艺术想象和虚构与宗教迷信混淆起来。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1]这话说得很妙，非常灵活。“多是”、“未必尽”，意思就是尚有例外，没有把问题绝对化。“作意好奇”，是说唐人更自觉、更有意识地借助小说这一艺术形式，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或某种理想，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作家艺术想象、虚构的能事，使故事更富于传奇性，艺术形象更具有典型意义。如唐人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虬髯客传》、《长恨歌传》、《谢小娥传》等名篇，似乎都有一定的生活真实作基础，但又极尽作家艺术创造的才能。某些志怪色彩较浓的作品，例如《任氏传》、《柳毅传》、《裴航》等，其中的女主角虽是狐妖、龙女或天仙，却都富于人情味，热爱人世间的生活。唐人更自觉、有意识地创作小说，还表现在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上，“取乎有益于世”，突破小说是“小道”的传统观念，也不同于六朝时志怪小说作者“序鬼物奇怪之事”或“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宗教迷信。它被视为可以充分展示作者史、诗、判综合才能的文学作品，甚至可以作为进身之阶，其地位与古文、诗歌鼎足而立，因而也促使文人自觉地创作小说，世情、奇闻、国事，都可作为题材，用来劝诫、讽喻或旌表，又使读者得到艺术享受，寓教于乐，发挥小说艺术的社会功能。

第二，从作品内容来看，唐人传奇更切近现实生活，“虽尚不离搜奇记逸”，但较为著名的作品，主人公大都为当时常见的人物，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较为广泛，上自帝王后妃荒淫的宫廷生活，下至妓女士子的恋爱婚姻悲剧，或写藩镇蕃将之跋扈，或写女侠豪客之奇行;既多揭露黑暗丑恶现象，也有表现对光明理想的追求。唐人传奇所描写的生活面，几乎触及隋唐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各个不同侧面，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第三，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叙述宛转，文辞华艳”，“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实唐代特绝之作也”^[2]。它既不同于“粗陈梗概”的六朝志怪小说，也不同于志人小说的局限于取某人轶事，而颇为接近后世的小说。不仅注意故事的曲折、完整，并能汲取古小说乃至史传文学(包括野史杂传)描写人物的经验，善于运用多侧面描写的艺术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过程，细致生动，合情合理，且能深入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李娃传》中李娃心灵由丑向美的转化，就是突出的例子。语言的精练、生动、富于表现力，想象之丰富、优美，唐人传奇也超过六朝小说，而为后来传奇体的文言小说提供了典范。

宋初李昉等人编纂《太平广记》500卷，为自汉晋至唐五代小说之总集。按题材分为92大类，而就小说性质而言，大体上可分为汉魏六朝的志怪与唐代传奇两大流派。宋代文言小说基本上也沿着这两大流派发展。由南唐入宋的徐铉，作志怪小说《稽神录》，收入《太平广记》，“其文平实简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质，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宋初志怪要求“可信”，也就失去志怪小说幻想性的特质。徐铉之婿吴淑，著《江淮异人传》，传当时侠客术士及道士诡怪之事，唐人小说中虽有同类作品，但都是单篇，著为专书，吴淑为首创者。南宋初，洪迈作《夷坚志》420卷，偏重事状而少铺叙。《太平广记》和《夷坚志》，为宋代说话艺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宋人传奇虽然趋向衰落，但是受唐传奇流风余韵的影响，也还有少数作家从事传奇小说的创作。宋初乐史撰有《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秦醇撰《赵飞燕别传》、《谭意歌传》，张实撰《流红记》，柳师尹撰《王幼玉记》，以及无名氏《王榭传》、《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大致规范唐传奇体制，而宋人所作，重事实之叙述，少艺术构想之风神韵致。《谭意歌传》，故事情节近似《霍小玉传》，终以团圆结局，这也与宋代婚姻制度不像唐代士族婚姻制那样重门第有关;《王幼玉记》写妓女王幼玉与豪俊之才士柳富情爱深笃，誓不相舍，而别后以悲剧告终，有其特色，但失于平实，乏宛曲之致，悲剧原因发掘不深，影响感人力量。描写隋炀帝昏暴恣纵的几篇传奇，是否宋人所作，尚难肯定，它为后来同类作品的创作，提供了较丰富翔实的素材。

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杂剧和散曲，传奇小说只有清江宋梅洞的《娇红记》是唐人嫡派。这是一篇极为可贵的杰作。写王娇与申纯的爱情悲剧发展过程，波澜曲折，摇曳多姿。起初，受阻于父母之命，后又因豪帅之子“逼以威势，赂以货财”，促使王父悔婚毁约，拆散情深义重的爱侣，纯、娇双双殉情而死;死后化为鸳鸯比翼双飞，这是我国古典诗歌、小说中传统的浪漫主义手法。写出爱情的悲剧美，悲剧的根源揭示较深刻，艺术上也相当细腻，情致动人。《娇红记》对明清文言小说、戏曲的影响较大。

宋元时期传奇体文言小说尽管趋向衰落，但是毕竟尚未绝响，且有较好乃至优秀之作，因而，明初文言小说的复苏，从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而言，有其客观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