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的再兴：《觅灯因话》与明后期文言小说

三、《觅灯因话》与明后期文言小说的再兴

明代后期，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市民意识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逐渐加深，一部分士大夫的审美观念也发生变化，对以前被瞧不起的文学样式小说，也重视起来了，在市民群众中盛行的当然是以通俗小说为主，而文化修养较高的知识阶层和上层市民，则对既有娱乐性又较雅洁含蓄的文言小说，更感兴趣，创作或搜集整理出版文言小说，也蔚然成风，在明后期文言小说集中，《觅灯因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觅灯因话》的作者邵景詹，生平事迹无可考。但据该书作者自撰《小引》，可知其别号为自好子，书斋名为遥青阁，本书撰于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共两卷八篇。作者自己说是受《剪灯新话》的启发而作，内容大致取自友人所谈“耳闻目睹古今奇秘……非幽冥果报之事，则至道名理之谈;怪而不欺，正而不腐，妍足以感，丑可以思”，对某些传奇小说“述遇合之奇而无补于正，逞文字之藻而不免于诬”的倾向，表示不满。至于书之命名，是因为作者在夜晚熄灯之后，听友人所谈之事“深有动于其衷，呼童举火，与客择而录之”，“盖灯已灭而复举，阅《新话》而因及，皆一时之高兴，志其实也”。将故事来源、内容性质、创作动机与态度，都交代得比较清楚。

本书故事内容虽然涉及因果报应、传统礼教，但是“怪而不欺，正而不腐”，所写正面人物的事迹生动真实，足以感人;被批判的人和事，也能发人深省。

作者以传统道德作为褒贬人物的标准，而“幽冥果报”既是一种劝惩手段，也是一种奇秘的艺术构思方式。全书八篇，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各有特色。

鞭笞见利忘义之徒的丑恶灵魂，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文学作品的特征之一，也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桂迁梦感录》和《丁县丞传》都是这类作品。其艺术思维的流程是;某个不重信义之徒，对情谊深笃的友人干了亏心事，虽得逞于一时，但产生沉重的精神负担，心理失常，甚至招致飞来横祸，预感将会遭到更可耻可悲的报应，因而忏悔自新，洗心革面，回归正常的心身状态，终于摆脱应得的惩罚。写得最细致、深刻的是《桂迁梦感录》。它的故事背景假托是元朝大德年间，实际上却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的人情世态和社会道德的堕落。作者意在讽世，借桂迁感梦果报的意境描写，拯救世间忘恩负义者卑劣的灵魂。仗义疏财之士施济，将桂迁从潦倒困顿、几乎妻离子散的逆境中解救出来，不但为桂迁偿清二十锭银子债务，不要一纸债券，还将自家的十亩庄田和若干株桑枣树给桂迁安家谋生，桂迁感激涕零，“愿奉幼子为质，以效犬马之劳”。施济坚决不要人质，桂迁却将施济之父埋在桑树下的一窖银子攫为己有，暗中于别地购置产业，遂成巨富。而施济病故后，留下孤儿寡妻，于穷困中投奔桂迁。桂氏顿忘恩义，故意怠慢，扬言要有债券为凭才能还钱，施妻忧愤成疾而死。桂迁既成富豪，为了摆脱赋役负担，捐赀五千两托刘某求官，刘某却将此重金为自己买了官爵。桂迁愤怒欲刺杀刘某，因倚身街傍少息，忽感梦变犬，向施济摇尾乞怜，又向施妻蹲足求食而受杖，回顾妻子和二儿，都已变犬。噩梦惊醒后，方悟忘恩负义之罪，于是忏悔改过，图报施氏之恩，以女招施子为婿。

像桂迁夫妇这样见利忘义、以怨报德的势利之徒，在封建社会没落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具有典型意义。本篇作者通过两个场面描写，深刻地剖析了桂迁夫妇丑恶的内心世界。一是描写桂迁发掘施家“白金一藏”时夫妻对话的情景，作者抓住桂迁夫妇贪财昧心的性格特点，逐步展开情节，刻画他们当时的心情神态，从而揭露其卑劣的灵魂。表面上看来，桂迁似乎想以发掘的窖银报答施济，只是被妻子的一番言词所制止，而且尚存“徐以己力为报”之念。所以，夫妻间的这场对话和动作、表情，还仅仅触及灵魂的表层——贪财;而对待施家孤儿寡母投奔求助的场面描写，则剖露了桂迁夫妇灵魂深层更加丑恶的本质。施家母子由满怀希望到悲恸感慨、忍耐等待以至激愤惊骇的心理活动过程，都写得极其真实生动。又通过施子来到桂家之所见，极写桂府的豪富气派，而写其外表的显赫，是反衬桂迁夫妇内心的卑鄙狠毒。

桂迁夫妇是贪财昧心、忘恩负义的典型。当他显赫阔绰之时，骄横恣肆，炙手可热，而一旦受人之骗，捐赀五千以求一官的妄想落空，钱财花尽而“索贷者填门”，既羞愧又激愤，精神顿然之间受到强烈刺激，诱发出潜意识的梦幻，是非常自然的。梦境之中桂迁夫妇、父子全家变犬，从艺术构思而言，是照应当年桂迁愿作犬马报效施家的誓言兑现;而从行为心理而言，变犬向主人摇尾乞怜，正是桂迁心理上的恐惧感产生的幻觉。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曾经出现过各种离奇的梦，大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就是“因情而梦”，情与思的内容，是幻化为梦境的素材。桂迁昧心以求的是财，但当他罄其所有去买官而受骗时，除了愤怒，更有恐惧，以为这是干了亏心事的报应，他心理上预感到更为可悲可怖的报应即将降临，也许真会有变犬马之报?这是桂迁醒时可能产生的恐惧感。作者掌握了人物心理特征，幻化成梦境来表现，就具有艺术的真实感，足以警诫其丑恶灵魂与行为。借梦幻以劝世，发人深省，正是作者在本书《小引》中说的“丑可以思”的旨意。

赞扬奇行美德，描写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感人之事，体现崇高的精神力量，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如《孙恭人传》、《贞烈墓记》、《翠娥语录》、《唐义士传》等篇，其中最出色的是《贞烈墓记》。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二已载有此文，但作为笔记，文字较简略，邵景詹据以润饰加工，写成传奇小说，着力刻画人物性格，颇见匠心。郭雉真与旗卒，少年结发，情义深重。因郭氏的美色，本卫千夫长李奇遂起觊觎之心。郭氏对旗卒的爱情坚贞节烈、忠诚不渝，作者采取层层推进的艺术手法，将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尖端，从而展现出人物心灵之美。

李奇为占有郭氏而派遣旗卒远出戍守，进而又将旗卒陷害入狱，并阴谋尽快处死旗卒，使郭氏断绝对丈夫的一线希望。郭氏处于绝境，而能坚贞自重，使李奇无可施其奸计，垂涎她美色的恶少与吏胥、皂隶，都不敢侵犯。这就把郭氏对爱情的忠贞，更升高了一个层次。接着，她又以死拒绝狱卒伪善的关怀爱护，这是对她人格意志与智慧的严峻考验。狱卒“情若手足”的伪善手法，打动了旗卒的心，视狱卒为可以托付妻子儿女的善良人，亲自劝郭氏可嫁狱卒。这就把悲剧的矛盾冲突推向了尖端。郭氏在生与死的抉择中，表现出爱情的崇高之美和人格的尊严，以及智慧的力量。经过她周密的考虑，意识到只有她先死，丈夫的冤狱才有可能解脱，因而她果断地选择以自己的死，换取丈夫的活，她的贞烈与睿智也正表现在这里。她在安排好儿女生计、与丈夫泣别后，毅然投水而死。这种坚贞壮烈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

作者借助于神异奇妙的艺术想象，使郭氏之死既富有传奇色彩，也更震撼人心。她不是一般的投水溺死，而是在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尽管水势险恶，尸体“竟不为冲激倒仆”，以至“人以为奇”、“倾动城邑”，更表明其冤仇之深重，反抗精神之强烈，在她怀里留下控诉李奇罪行、申诉丈夫冤情的状纸，终于使李奇得到惩罚，旗卒的冤案得以昭雪，一个坚贞、刚烈、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鲜明地浮现在读者的脑海里。

不落俗套，别开生面地描写了浪荡骄奢的败家子，是《觅灯因话》作者的极大成功。本书《姚公子传》所写世家子弟的败落潦倒，原是小说、戏曲中带有传统性的题材，但它与《李娃传》、《玉堂春落难逢夫》等作品中写败家子回头、登上仕途、夫荣妻贵的艺术构思不同。荥阳生、王景隆都是因嫖妓钱财荡尽而落难的，否极泰来的关键，是多情妓女的帮助。姚公子则不仅“父拜尚书，妻亦宦族”，他把巨万家业败尽，不是嫖妓，而是“自倚富强，不事生产，酷好射猎，交游匪人”，终于败尽世业，沦为乞儿奴仆，再也不得翻身，这在旧时代更有典型意义。

作者紧紧扣住姚公子豪侠阔绰、恣意挥霍的性格特征，围绕“游猎无度、赏赐无算”的中心事件，着意描写他荒唐透顶的败家方式及其过程:“不逾数年，产业荡尽，先人之丘垅不守，妻子之居室无存。”作者写实手法的深刻性，还在于以犀利冷峻的笔触，描绘了姚公子产业荡尽之后所见到的人情世态:往日趋附他周围、借以渔利之徒，都发财致富、气势显赫，“见公子饥寒，掉臂不顾，且相与目哂之”。形象化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世风与人际关系。(www.xing528.com)

姚公子既荒唐又麻木不仁，他到了穷极无计之时，竟征得岳父的同意将妻子卖掉，随后又将自己卖身为奴。带有戏剧性的是，实际上由他岳父暗中收养了女儿，并以高价买了他，诈令庄客收留，让他做门役，却并不知道是在岳父的宅第，不许他入中堂，更“不知妻子未嫁，终其身不敢一面，老死于斗室”。苟延残喘毫无人格尊严地活着，是比冻馁而死更可悲的!如此结局，比败家子回头、重振旧业、夫荣妻贵的老套，更切合生活实际，也更为深刻。

《觅灯因话》在语言艺术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朴素而雅洁的美，不假雕饰，自然无华，它虽是传奇体文言小说，但是文不甚深，朴素而不失于粗俗，基本上是雅俗共赏。《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中的有些作品，穿插诗词韵语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故事性和人物的个性化，《觅灯因话》则除《唐义士传》等个别篇目以外，大都不穿插诗词，《姚公子传》中的一首诗和一首歌，因出自姚公子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的自然流露，不但无赘疣之弊，而且增强了作品生活哲理的意味，语言平易素淡而所含人生哲理丰富深刻。尽管它还远不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所涵盖的内容广泛、深永，但是它毕竟总结了人生的某个侧面。

万历年间作传奇小说较多、影响较大的是宋懋澄。他的《九籥集》，虽然不是文言小说专集，但是在他的著作集中，专辟《稗》编，收小说四十多篇，实际上可成专集，其中如《刘东山》、《珠衫》、《海忠肃公》、《负情侬传》等，都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为白话小说创作所取材。

宋懋澄(约1569—1620)^[13]，字幼清，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三试进士不第。早年“喜交游，慕古烈士风，私习兵法，散财结客，欲建不世功”^[14]。诗文奇矫俊拔，素朴自然，尤工尺牍及稗家之言。《九籥集》向来无刊本，王利器据其所收藏钞本校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包括文十卷、别集四卷(除《尺牍》一卷外，其余三卷为《稗》)并诗辑录，附有关传记和墓志铭。

在宋氏《稗》编中，有四分之一属于神仙志怪内容，其中《陶真人》一篇，描写嘉靖皇帝宠信道士陶仲文、邵元节，封他们为祠(礼)部尚书，陶真人“劝上服道冠，绝与朝臣见，每兴大谯，必以金书符篆，焚竟，阴使其徒瀹金，以故方士附如云。是时真人既为天子师，至尊侧席以侍，每下坛更衣，分宜等皆为之绾带，播弄人主如婴儿，奔走卿相如仆隶，盖实录也”。这是一篇写实性、批判性都较强的小说，活画出明世宗佞道昏愦的形象。

也有几篇是写豪侠之士的，如《侠客》，写一壮夫冒充死于途中的赴任官吏，携士人妻女赴黔中任别驾，“宦逾三年，上下咸指为神明”。因事泄离去前，将橐中所有二千金全部给士人妻，罄声逃去。更值得称道的是“与士人妻三年未尝一面，二女依然处子”。《葛道人传》则是为苏州市民起义的领袖葛贤写的传奇小说，其序云:“当吴民击黄建节时，懋澄适觐母南还，闻葛道人倡义，壮其事，赋《葛成谣》四章。后十七年，于友人陈仲醇家遇道人，读当事功令。仲醇谓余:‘子喜稗官家言，毋失此奇事。’余厕仲醇交末，得睹异人，因作《葛道人传》。”所写的传奇性英雄人物的事迹，是作者耳闻目睹的，而且曾与这位主人公会晤，因此，作者感受也就特别深切，形象地描述了发生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苏州市民反抗矿监税使的大暴动，塑造了葛道人的光辉形象，展现了市民起义壮烈的场面:

……市人汹汹，遂期于六月三日徂玄妙观，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明日不呼而集者万人，踪建节所在，至觅渡桥，建节方据胡床，指挥左右，阻樯遏贩，而万声同呼，飞砾中建节脑，脑裂，复击杀徐成等数人，还拥入市，火攻汤莘等家，即欲据关门网市利者也。先是乡绅丁，给赀莘等，市奇货媚司礼，约事成百倍酬丁，故丁亦焚焉。万人不持矛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随挤之火，张空拳往来，惟罪人是讨，四民寝食不惊，欢声沸溢。

当统治者要缉拿为首人物时，葛成(贤)为了解救众人，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忽有壮夫，袒肩播蕉扇，突众而出，长揖太守朱前曰:‘余为葛成，实倡是举，请戮成以伸国法，余人乞置勿问。’……”这种敢作敢当、为救众人而情愿牺牲自己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葛成虽然为此入狱十余年，备受杖笞之苦，但始终不屈服，这次苏州市民击杀黄建节之举，使一意孤行的明神宗，为之惊诧曰:“三吴亦复骚动耶?”迫使最高统治者再不敢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去搜刮民脂民膏。

影响较深远的一篇豪侠类传奇小说是《刘东山》。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骄傲狂妄者必招致屈辱。三辅捉盗人刘东山，“发矢未尝空落，自号连珠箭”，骑射武艺确实高强，却因妄自尊大，以语欺人，结果却被一个“语动温谨”、“极意谦恭”的少年骑士所慑服;这个曾举右手拇指夸过海口的“捉盗人”，不得不亲解腰间钱囊，“膝行至(少年)马前献金乞命”。从此，只好“夫妻卖酒于村郊，手绝弓矢”;其实，少年骑士并非凭借武艺劫取刘东山的金钱，只是因为他自誉过分，才戏弄性地教训他，三年后，少年骑士以十倍之金偿还刘东山，而与少年骑士同伙的一位“十八兄”，本领又在诸壮士之上。作者采取前后对比、气氛烘托等手法，使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也使主题更加突出，这故事为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所取材，改编为拟话本。

写得最成功、影响也最大的，是爱情婚姻的悲剧。为人们所熟知的是《负情侬传》和《珠衫》，前篇写妓女杜十娘“从良”，而所遇非人，激愤之下投江自尽。这个悲剧性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并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时期，社会的新特点，商人势力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作者成功地塑造了杜十娘的悲剧形象。她虽身陷火坑，而“从良”的愿望和行动，以至投江自杀的刚烈之举，都充分显示了女性灵魂的觉醒，体现了人格的尊严，《警世通言》中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据此改编的拟话本，而宋懋澄的这篇原作，在明代已传到日本、朝鲜等地。后篇通称《珍珠衫》，写的是市民家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经济的冲激下所发生的变化。楚地某商人为了牟利，远出经商，久不还家:其妻与新安客商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而贪财的鬻珠媪则成了中介人。这些现象，具有较浓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色彩，也是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楚商夫妇原是美满夫妻，却产生不得不离婚的尖锐矛盾，离婚后，妇人改嫁时，楚商能以大宗财礼相赠;而楚商落难时，又幸亏前妻相救。新安人客死他乡，其妇竟嫁楚商。在这曲折的故事中，有着许多偶然性，其中又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因素。作者从因果报应观念来理解问题，而其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他的主观意图。本篇构思精巧，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情节既切合故事发展的需要，又避免了一些淫秽的描写。《古今小说》中的名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据此篇传奇小说改编，艺术上比它更细腻，但对某些色情描写渲染过甚。

此外，万历丁酉(公元1597年)付梓的王同轨《耳谈》，其体制虽短小，内容庞杂，属笔记体小说，但其中许多作品，为《古今谭概》、《情史类略》所辑录，或为“三言”、“二柏”所资取，进行再创作，或为《聊斋志异》所借鉴;而其文体规范和艺术风格，似对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