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典文论的译介与研究成果

日本文论自《文镜秘府论》始，迄今已经有了1300多年的历史，按时代及性质可以划分为传统文论（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两部分。在古代文论中包括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物语论、诗论等形态，文献资料相当丰富。但由于日本古代文论用古奥的日本文语（文言文）写成，专业性又强，翻译难度大，且与当代的文学思潮与创作较为隔膜，因而中国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翻译介绍，则比日本文学中虚构性作品的译介晚了约半个世纪。比日本现代文论的译介，也晚了四十多年。

最早的日本古代文论翻译，是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辑中刘振瀛先生的两篇译文——藤原定家《每月抄》全文和世阿弥《风姿花传》的选译，共约3万字。《每月抄》是镰仓时代前期著名作家、歌人、和歌理论家、文坛宗师藤原定家（1162—1241年）的和歌论代表作，论述了“心”、“词”、“姿”的关系，阐述了“有心体”、“幽玄体”等“和歌十体”的理论，对后世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刘振瀛的译文除最后一段（第64页倒数第3行以下）出现错译外，总体上是忠实的，文字也典雅流畅，而且有较为详细的注释，并在译文后对藤原定家及其理论主张做了简要的评述，但在当时的社会学的、阶级分析的主流话语语境中，也做了带有时代印记的评论和判断，如认为藤原定家及其父藤原俊成的“幽玄余情”的和歌理论是“濒于没落的贵族阶级的虚无感的一种反映”，批评藤原定家“吟咏的主题，永远离不开风花雪月、一年四季的变化，再有就是抒写个人的哀感和恋爱，但决不涉及社会主题”；认为藤原定家的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形式主义的立论，其目的不外是追求和歌的艺术性的高度完成，而绝口不谈和歌要表现什么内容”等。刘振瀛的另一篇译文《风姿花传》，是日本能乐大师和能乐理论的奠基人世阿弥（1363—1442年）的和歌论中的主要代表作。全文共有七篇，全部译成中文约有5万余字。刘振瀛选译的是第六和第七篇。译者对涉及到的关于能乐及能乐理论的基本知识与概念，都做了详细的注释。

日本古典诗论乃至文论的源头是空海（774—835年）的《文镜秘府论》六卷，以声韵论为中心，将中国六朝至唐代的诗论加以分类汇编，并在序论及各卷卷首加以总括。该书保存了大量诗学文献，包括在中国已经散佚的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可惜并没有表明资料来源和出处。日本传有不少抄本藏本，互有歧异，现代学人又有一些校注本。中国则有任学良等人的校注本。在此基础上，1983年，王利器先生的校注《文镜秘府论》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对原书的文字做了校点，对文献出处做了溯源考辨，较为翔实，足资参考。后来，南开大学的卢盛江教授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翔实的汇校汇考，出版了《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2006年），集《文镜秘府论》校对考据之大成，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打下了基础。卢盛江教授还写了题为《空海与〈文镜秘府论〉》的小册子，2005年，列入宁夏人民出版社“人文日本新书”出版，该书对《文镜秘府论》的形成、各卷的基本内容构成及其对日本文话与日本文论的影响，做了简要的祖述和说明，是读者了解《文镜秘府论》可靠的入门书。

继刘振瀛之后，日本文论翻译有所推进。曹顺庆先生有感于当时“国内乃至全世界尚无一部全面反映东方文论概貌的文论选”，而决定编纂《东方文论选》，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翻译东方各国的文论原典，并于199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东方文论选》中的第四编是“日本文论”，由王晓平先生编译四十八名作者的五十多篇文章，总字数共约十五万字。

在日本古代的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物语（小说论）、能乐论、诗（汉诗）论中，《东方文论选》中选译最多的是汉诗、汉文论，这方面的篇目有安万侣《古事记序》，景戒《日本灵异记上卷序》，佚名《怀风藻序》，小野岑守《凌云集序》，滋野贞主《经国集序》，仲雄王《文华秀丽集序》，菅原文时三篇，藤原敦光《白居易祭文》，虎关师炼《济北诗话》，林梅洞《史馆茗话》，祇园南海《诗学逢源》，太宰春台《文论》、《诗论》，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山本北山《作诗志彀》，原田东岳《诗学新论》，皆川淇园《淇园诗话》，田能村竹田《山中人饶舌》，广濑淡窗《淡窗诗话》，斋藤拙堂《拙堂文话》，津阪东阳《夜航余话》，菊池五山《五山堂诗话》，西岛兰溪《孜孜斋诗话》，海保渔村《渔村文话》、《渔村文话续》等，约占全书总量的一多半。其中有些篇目是直接用汉语写成。一般而言，日本的这些汉诗论及汉文论有自己的特色，但本质上是中国诗话文论的一种延伸，日本的文论的创造性主要还是体现在民族体裁的文论中，但将这些日本诗话、文话加以翻译和校点，对于中日比较诗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东方文论选》的日本文论部分还有和歌论的若干名篇，如菅原道真《新撰万叶集序》，纪淑望《古今和歌集真名序》，藤原滨成《歌经标式》，纪贯之《新撰和歌序》，壬生忠岑《和歌体十种》，藤原清辅《奥义抄》，藤原亲经、契冲《〈万叶代匠记〉（精撰本）总释》，本居宣长《石上私淑言》（选译），内山真弓《歌学提要》等；在俳谐论方面，有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的几篇短文；在能乐论方面，收入了刘振瀛选译的世阿弥《风姿花传》；在小说物语方面，有上田秋成、泷泽马琴、山东京传的五篇。王晓平先生大都以文言文译出，意欲在文体上与原文贴近，但文言文本身在表达上有不精确乃至含混之处，使得有些段落读起来滞涩难懂，有的篇目及段落似乎出现了较多的错译，尤其是《歌学提要》、《诗学逢源》、《读〈本朝水浒传〉并批评》等篇出现了大面积的错译和多处漏译。但毕竟做了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工作，虽然选文数量还很有限，但也毕竟首次将日本古代文论加以较有规模的翻译。

在日本古典文论中，戏剧理论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古代戏剧理论史上也相当突出并有鲜明特色。上述刘振瀛先生在1965年发表《风姿花传》的节译之后，到1983年戏剧研究者崔亚南先生又译出了世阿弥的另一篇重要的能乐论文《花镜》，刊登在《戏剧学习》杂志1983年第4期。到了1999年，能乐研究者王冬兰女士全文翻译了《风姿花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戏剧研究者麻国钧先生在为该译本写的题为《风姿花传——东方古典戏剧的里程碑》一文冠于书前，他认为，在东方古典戏剧理论史上，有几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一是印度的《舞论》，二是日本的《风姿花传》，三是明代王骥德的《曲律》，四是李渔的《闲情偶寄》。认为《风姿花传》在某些方面有如中国明代的《闲情偶寄》，但比《闲情偶寄》早200多年。同时代中国其他戏剧理论著作，如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等，“无论在理论的系统性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都不能望《风姿花传》之肩项”。他最后写道：“该书的出版，无疑是雪中送炭。中国戏剧界的同仁，应该焚香净手，接下这份宝贵的礼物，既表示对世阿弥的憧憬之情，也表达对译述者的感激之意。”这里强调了《风姿花传》的重要性，也显示了接纳异域文化理论的宽广的学术胸怀。王冬兰的这个译本翻译得很认真，所做的注释也比较全面。但是，除了麻国钧在序言中提到的译本语言还需要“在雅上再加斟酌”外，个别字句的翻译仍有不准确乃至错误之处，例如，第36页最后两行文字、第48页第15行、第53页的两首古歌的翻译，第54页倒数第4行、第74页最后两行等，但总体而言瑕不掩瑜。

由于日本古代文论较为专业，研究难度大，长期以来一直没人研究，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陶力《紫式部美学思想初探》（《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孙久富《芭蕉俳谐美学琐谈》（《日本研究》，1986年第5期）、李树果《吉田兼好的审美观》（《日语学习与研究》，1988年第5期）等少量几篇文章，虽然论题与文论及美学有关，但研究对象还不是文论本身。同时，也出现了黄轶球的《漫谈日本汉文学名著〈拙堂文话〉》（《暨南学报》，1985年第1期）、彭黎明的《日本的词学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等研究诗词论、文话的文章。到了1980年代后期，才陆续有严格意义上的日本古代文论研究论文，如胡志昂的《〈古今集〉两序与中国诗文论》（载于林秀清编论文集《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王若茜的《论藤原定家〈每月抄〉中的“有心”理论》（《现代日本经济》，1989年第5期）、《从〈每月抄〉的“有心”理论看日本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6期），王向远的《‘物哀’与〈源氏物语〉的审美理想》（《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1期），宿久高的《浅析“幽玄”》（《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年第4期），佟君的《日本古典文艺理论中的“物之哀”浅论》（《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等。进入新世纪后的12年间，关于日本古代文论研究论文又出现了十几篇，主要有：张天飞、何雪林的《从〈古今和歌集序〉与〈毛诗大序〉、〈诗品序〉看中日诗学差异》（《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叶琳的《论松尾芭蕉及其风雅说的确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9期），佟君的《试论日本神话中的文艺思想》（《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不易流行论》（《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邱紫华的《日本和歌的美学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米洋的《贯穿日本和歌中的“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1期），权宇的《蕉门俳谐的“景气”句与“轻淡”说的阐释意向》（《延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周萍萍的《追寻“物哀”——对日本文学传统理念的解读》（《理论界》，2007年第1期），姜群星的《〈万叶集〉审美理念“誠”的解读》（《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杨伟的《日本人与“间”的文化》（《日本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88—219页），沈德玮的《复古国学中的“万叶空间”——贺茂真渊〈国意考〉对建构日本文化之绝对主体的奠基作用》（《温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9期），周韬、陈晨的《〈源氏物语〉“物哀”中表现“物”的方式》（《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周韬的《论佛教思想对平安朝“物哀”精神的影响》（《名作欣赏》，2010年第10期），钟晓光的《生之趣味“をかし”——试论《枕草子》与《徒然草》独特的文学理念与审美意识》（《文学教育》，2011年第9期），蔡春华的《优美、幽玄美、闲寂美与古寂美——日本古代的四种审美意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这些文章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大都以文论基本概念、术语为中心，展开论述，其中研究最多的关键概念是“物哀”，其他还有“幽玄”、“风雅”、“诚”、“有心”、“心”等。(www.xing528.com)

在上述单篇文章之外，也出现了研究日本人审美意识的专著，那就是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人的美意识》，该书1993年由开明出版社出版，2002年改题为《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关于古今日本文学艺术之审美意识的普及性的小册子，作为第一本同类著作，填补了一个空白。全书共十一章，各自相对独立，分别论述了日本人的性格与审美意识之关系，自然美的相位，色彩美的创造，艺术美的形态“物哀”、“闲寂与空寂”，空间美，精神调和美，美意识中的爱与性。最后三章分别论述了川端康成、东山魁夷、三岛由纪夫作品中的美意识。该书的论述主要不是从美学与文学理论原典文本出发，而是基于文学艺术、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来论述日本的美意识表现。

日本文论与美学的个案研究的好例，是蒋春红（1973年生）的《近世日本国学思想——以本居宣长研究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8年）。该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研究的是江户时代以本居宣长为中心的“国学”思想，全书分八章，头两章论述了江户国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以下集中六章论述本居宣长的国学思想，可以说是本居宣长的思想评传。其中包括其“物哀”论、语言论中的语音中心论、古道论、治道论以及日本文化中心论，附录“本居宣长年谱”和“本居宣长主要著作解题”。其中，第四章“物哀论：文学研究体现的思想”，对本居宣长“物哀论”的萌芽、确立、扩展、形成根源四个方面，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本居宣长在早期的论文《排芦小船》虽提出了“物哀论”，到《紫文要领》和《石上私淑言》和《源氏物语玉小栉》中正式确立并扩展，指出宣长的“物哀论”的形成确立，基于他对王朝文学的推崇和复古，对儒教劝善惩恶思想的批判，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自然的尊重。在学术研究中，根据原典对人物进行全面把握和深入评述，是以人物为中心个案研究的正确途径。蒋春红的这本书基于对日文版《本居宣长全集》的细读，因而言之有物、内容充实、学风扎实。虽然全书总体上祖述较多，在吸收日本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本居宣长所做的独到分析还有所不足，对“物哀”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价值的阐释还不够，但作者知难而上，毕竟啃动了日本文学及文论研究中的一根硬骨头，是值得赞赏的，也一定程度地标志着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从虚构性作家作品的分析，涉入到思想型、理论型非虚构作家作品的研究，由易而难，势在必然。

从上述文章、著述的选题上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物哀”、“幽玄”等日本古代文论的几个关键词确实是理解日本古代文论、古典美学的最佳切入点。但长期以来，由于翻译难度大等原因，有关日本文论基本概念的原典一直没有译文。这种翻译滞后的情况，严重制约了我国学界对日本古代文论的深入了解。早先已发表的文章，显然不是从原典阅读所得，而是根据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写成，因而较为浅陋。鉴于此，王向远从日本古代文论、美学概念中，筛选了四大关键词——物哀、幽玄、寂（さび）、意气（いき），将与这四大概念相关的原典陆续译出，又将现代日本学者研究这些关键词的代表性的学术著作译出，编译出了《日本物哀》、《日本幽玄》、《日本风雅》、《日本意气》四本书，共计100万字，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审美日本系列》，由吉林出版集团于2010—2012年间陆续出版发行。

在上述《审美日本系列》四部译作的基础上，2012年8月，王向远翻译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文库”出版，该书共分古代卷（上、下册）、近代卷（上、下册），精选89位文论家的文论著述170篇，凡160余万字。（其中，古代卷中约有20多万字与《审美日本系列》重叠。）《古代卷》将古代文论分为“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物语论”五个部分，除了将空海的《文笔心眼抄》（《文镜秘府论》的精简本）作为和歌论乃至文论的源头而部分地加以选入外，日本文论中较多见的汉诗论（诗话）、汉文论没有选译。

在上述的日本古代文论翻译的基础上，王向远为《审美日本系列》四册和《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古代卷》写了五篇“译本序”（后来略加修改后作为单篇论文陆续发表），将翻译体验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对日本古代文论做了初步的研究。例如，在《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古代卷》译序《日本古代文论的传统与构造》中，译者对日本古代文论的发展演变、基本范畴和概念、理论特色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阐述。关于“文论”这一概念的适用性上，王向远指出：在日本古代文学史上，只有具体的“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诗话”与“诗学”（“诗”指汉诗）、“文话”之类的针对具体文体形式的概念，而缺乏“文论”这样统括性的概念。到了近代，日本人用汉语词翻译西语，才有了“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文学论”、“文学评论”之类的概念，并被普遍使用起来。然而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与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古代关于文学的相关思考与言说，在文化内涵、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异，实际并不适用。因此，用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来统括日本古代关于文学的种种思考与言说，就成为一个不得不先行解决的问题。认为使用汉语的“文论”一词，表述为“日本文论”、“日本古典文论”或“日本古文论”是很恰当的。其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在日本传统文学中，“文”既然是统括一切文学现象及各类文体的最高范畴，因此日本传统文学中的一切关于“文”的评论，顺理成章地应称为“文论”。第二，日本的文论属于汉文化圈的“东方文论”系统，使用“日本文论”或“日本古典文论”的提法，可以标注日本文论不同于西方诗学的文化特性。第三，“文论”这一概念不仅所指很明确，而且包容性、弹性更强，既可以涵盖“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两种形态，也可以超出“文学”范围，延伸至“文艺理论”与“文艺评论”的范围。当我们将“文论”这一概念运用于日本传统文学的时候，它既可以包括“和歌论”等日本各体文学论，也可以包括汉诗汉文论，还可以包括像世阿弥的《风姿花传》那样的文学论兼艺术（含戏曲表演等）论。进而，日本近现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也可以“文论”一词来统而括之。关于日本古代文论的特点与贡献，王向远指出：在从公元7世纪的奈良时代到公元18世纪江户时代的一千多年间，日本文论形成了从引进中国的诗论，到形成自己的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再发展到能乐论和物语论，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借鉴、改造中国哲学、美学及文论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与范畴，形成了“心”、“歌心”、“心词”、“有心”、“余情”、“妖艳”、“体”、“风体”、“姿”、“风姿”、“秀逸”、“物哀”、“幽玄”、“枝折”、“细”等文论范畴，这些范畴涉及到了创作主体论、审美理想论、创作风格论、语言表现论等各个方面。而其中最核心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三大概念范畴是“物哀”“幽玄”和“寂”。从美学形态上说，“物哀论”属于创作主体论、艺术情感论，“幽玄论”是艺术本体论和艺术内容论，“寂”论则是审美境界论、审美心胸论或审美态度论。日本古代文论所关注的中心，是创作主体的态度、审美心胸、艺术立场及作品的创作技巧与审美效果，大多从心理学、语言学角度着眼，具有浓厚的文艺心理学、文学语言学的色彩，属于文学本体论、作家作品本体论。而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中所大量涉及的功用价值论、文学本质论等，在日本古代文论中很少见，对文学的社会价值与功能问题、文学抽象本质问题、文学本源问题等，缺乏关心、缺乏探讨。在著述方式上，日本古代文论具有私人性、非社会性、家传化的特点，在文体上表现为散文化和随笔化。除了对日本文论的特质加以概括论述外，王向远还在《译后记》和《诗性文本与理论文本之间——日本古典文论的翻译及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4日）一文中，从翻译学和翻译文学的角度，对自己所实践的日本文论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做出了概括论述。

围绕日本文论的几个基本概念，王向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关于“物哀”问题，有《感物而哀——从比较诗学的视角看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2期）、《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审美概念的形成流变及语义分析》（《江淮论丛》，2012年第5期）、《日本美学基础概念的提炼与阐发——大西克礼的美学三部作及其前后》（《东疆学刊》，2012年第3期）；关于“幽玄”，发表了《入“幽玄”之境——对日本古典美学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关于“寂”，有《论“寂”之美——日本古典文艺美学关键词“寂”的内涵与构造》（《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等。这些关键词的阐释与研究，日本人的文章很多，论著也有若干，但由于日本学界的思维方法与表达定式，多在资料的排比和解释，而理论提升相对不足，许多问题浅尝辄止，语焉不详。王向远的论文在参考和吸收日本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哲学、美学、心理学等的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例如，从比较诗学角度看日本的“物哀论”，突显了“物哀论”的日本民族特色，又从美学的角度对“物哀”之“物”、“知物哀”之“知”，做了更为严密清晰的界定，认为“知物哀”在句法结构和内涵上，等于现代美学中的“审美”这一概念；认为“幽玄”不同于欧洲的“崇高”，崇高是高度模式，幽玄是深度模式，日本现代作家所说的“阴翳”之美和“幻晕嗜好”指的都是“幽玄”；用“寂声、寂色、寂心、寂姿”这四个词来概括“寂”的内涵，为“寂”建立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理论构造；认为应该把日本的“いき”译为“意气”而不应译为“粹”，“意气”是一级概念，与此相关的“粹”、“通”是从属的二级概念，并从“身体美学”的角度对“意气”做了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