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及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一个学术回顾

夏目漱石是众所公认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代表，其文学创作具有超越各流派、融合东西方、贯通传统与现代的意义与价值。在日本，夏目漱石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共出版研究专著一百种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和研究论文数以万计。我国对漱石的译介和评论较早始于周作人，此后相关的文章一直连绵不断，1980年后，几乎每年都有几篇相关文章问世。1985年，何乃英的《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是我国第一本系统评价夏目漱石生平创作的书，可以说是漱石的一个创作评传，虽然篇幅不大（近10万字），却言简意赅，将夏目漱石生活创造历程、主要作品做了综述和分析，长期以来成为中国读者了解漱石创作的入门书。

进入1990年代后，除了麦永雄的《试论漱石文学的特质》（《暨南学报》，1993年第1期）、何少贤的《夏目漱石“F+f的文学公式”》（《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高宁的《虚像与反差——夏目漱石精神世界探微》（《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等重要论文之外，还有两部研究专著问世，一部是李国栋的《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对夏目漱石小说创作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另一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何少贤的《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这是专门研究夏目漱石《文学论》等文学理论与创作主张的专著，并非如书名所示是一部全面的评传性著作（书名疑为出版社为销路计做了修改，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较为常见）。

对《文学论》及漱石的文学理论进行系统评述和研究，相对作品解析而言，是漱石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在日本，虽然对漱石的文学理论谈得很多，但专著方面也只有栗原信一的《漱石的文学理论》（1955年）等极少数著作。何少贤的这本著作，以28万字的篇幅，对漱石的文学理论做了全面的梳理和评析。全书分为十四章，头两章介绍了漱石的生平与思想，以下各章进入分论。其中，第三章“文学公式‘F+f’——漱石的创新”，论述了《文学论》的成书经过和方法论意义、《文学论》内容的独特性，特别是其“F+f”（认识性要素F+情绪性要素f）做了细致的介绍和评价。不过，遗憾的是，漱石原书的公式是（F+f），而不是“F+f”。漱石之所以把F+f放在括号里，是强调作为认识性要素的F和作为情绪性要素的f，两者不是二分的，而只有两者的交互作用而成为一个整体，才能成为“文学的材料”。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印刷上的错误也未可知），作者把括号去掉了，也就无法体现这个公式的完整性。不过这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差错，总体上并没有妨碍作者对（F+f）这个公式的理解。第四章“文学：‘社会性现象之一’”对《文学论》及《文艺的哲学基础》中关于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特别是文学与道德、文学与科学之关系的论述做了分析评述。第五章“创作方法：联想”对《文学论》中关于创作方法的论述，包括各种联想法、调和法、对置法、间隔法、写实法等，做了评析。第六章“读者欣赏论：‘非人情’”论述了以排斥自我、排除道德为中心的“非人情”的主张。第七章“意识推移：文学演变一解”论述了漱石的“意识”论及其对文学发展演变的看法。第八章“交口赞誉：空前巨著”指出了《文学论》的独创性和影响，认为《文学论》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文学概论，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比西方人更早或几乎同时进行了阐述。第九章至第十三章，以《文学评论》为中心，论述了漱石在文学评论方面的理论主张和贡献。第十四章，对漱石晚年提出的“则天去私”的信条，从文艺理论角度加以解读。认为漱石文论最基本的术语是“自然”，自然是其“审美核”，漱石在1914年曾写过“我师自然”的条幅，可以说“则天去私”是他审美核的最后升华，与中国文论的“自然天成”的美学观是一脉相承的。总体看来，何少贤的这本著作是中国夏目漱石研究中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作者对漱石的《文学论》等原典做了仔细深入的研读，故而能够对漱石的文论做系统梳理、评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风格朴素扎实、言之有物。在该书出版20年后我国出版的论述同一内容著作的相关章节，虽然大量引用时髦理论，貌似高深，但在实质内容观点方面，远不及何少贤的这本书。该书不仅填补了中国的日本文学及夏目漱石研究的空白，与日本的同类著作相比，也是富有创意的。

十年后出版的李光贞著《夏目漱石小说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分为“文学观探源”、“小说的思想内涵”、“小说的人物形象”、“小说的叙事特色”四章，以大约15万字的篇幅，从理论到创作，对夏目漱石的文学观和小说做了较为全面的评析。该书是在山东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较为尊重中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绪论部分对先行研究做了综述，在书后的参考文献部分，列出了相关文献，体现了博士论文、同时也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应有的写作规范。接着出版的吴少华著《语言的背后——夏目漱石〈明暗〉分析》（日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是在日本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认为该书是将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流行的“谈话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漱石小说《明暗》的人物对话的分析，是漱石作品的文本分析研究的一个更为细致的语言分析，这样的极为琐细的微观分析固然具有语言学上的价值，也可以运用于日语专业的课堂教学，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何在，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评估的问题。

接下来出版的还有张小玲著《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也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作者自述受林少阳《“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从“文”的角度理解夏目漱石这一思路的启发，将夏目漱石的“文”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文体学层面上的“文”，第二是“叙事学层面上的‘文’”，第三是漱石晚年“则天去私”观念中体现的“生存论（Ontology）意义上的‘文’”（第31页），并据此确立全书架构和章节。从各章标题可以看出，“文”是全书的关键词。但是这也带来了相关的问题，第一，一般而言，全书的关键词是一定要在书名中出现的，但是，该书的书名并没有“文”。书名“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与“文”之间的逻辑关系何在，并没有得以清晰地体现。第二，综观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及其他文论方面的文章论著，“文”这个词极少使用。细读《文学论》全书，除了有一处引述“汉学者”所谓“山川河岳，地之文；日月星辰，天之文”，把“文”作为一个概念加以使用的，殆无所见，如在第五章“调和法”有“ょく文を知るもの同一辙に出づ”（《漱石全集》第九卷，岩波书店，第319页）中一句话，这里的“文”显然指的是“文字”、“文句”之意，并非用作概念。因此，将“文”作为漱石文学、文论中的核心概念，显然是缺乏依据的。夏目漱石对文学的根本理解包含在“文学”这一概念中，而不是“文”的概念中，他的《文学论》和《文学评论》两本著作，论述的都是“文学”而不是“文”，换言之是“文学论”、“文学评论”而不是“文论”或“文评论”，所列举的例子大都是欧洲，特别英国文学，辅之以日本文学和汉文学，并以此来构建他的文学观。只要尊重漱石的原典，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漱石既没有在概念的意义上使用“文”，也没有对“文”作出任何理论阐述。因而以“文”为核心，来理解和阐释夏目漱石的理论与创作，固然是一种值得探索的理论假设和逻辑构拟，但与漱石这一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并不对位。此外，从博士论文的规范要求上看，要尊重、吸收和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就必须有文献综述的内容和环节，但该书却没有文献综述的内容和环节，对相关的先行研究，特别是我国学者的先行研究的著作（如上述的何少贤先生的相关著作）都没有提到，在参考文献中也没有列出。

此外，车莉著《〈我是猫〉诠释与解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年）从少年读者作品的角度对《我是猫》做了诠释分析；安勇花著《夏目漱石的汉诗世界》（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对夏目漱石的汉诗创作做了专门的综述和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魏育邻从语言学角度切入对漱石作品的研究，发表了《用语言研究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的尝试及理论思考——以分析夏目漱石的小说〈心〉等作品为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文学研究——以分析夏目漱石的文本等为例》（《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年第3期）等文章，都有特色。

在日本现代作家论方面，除夏目漱石之外，被关注较多的还有两位作家，一个是中岛敦，一个是宫泽贤治。

短篇小说家中岛敦（1909—1942年），只活了33岁，创作数量较少（筑摩书房版《中岛敦全集》共三卷），在日本文学中也不是一流作家。中国研究者对他的关注似乎主要在于他的几篇主要作品属于中国题材。较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有孟庆枢的《中岛敦与中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王新新的《浅论中岛敦对中国题材的撷取和演绎》（《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等文章，特别是李俄宪（1961年生）在日文版博士学位《中岛敦文艺的研究》（希望社，2001年）一书基础上生发改写的《李陵与李征的变形：关于中岛敦文学的特质问题》（《国外文学》，2004年第3期）、《中岛敦小说的创作流变与〈左传〉》（《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日本文学中子路形象的变异与〈史记〉》（《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5期）等论文，对中岛敦的中国题材创作及与中国文化典籍的关系做了细致深入的考辨，为中日比较文学层面上的微观分析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示例。之后，郭勇（1967年生）发表了《自我解体的悲歌——论中岛敦的〈山月记〉》（《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等数篇论述中岛敦中国题材小说《山月记》、《李陵》、《名人传》、《弟子》的论文，又根据博士论文修改成《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以“怀疑主义”为中心，对中岛敦的思想与创作做了系统评述。

随着儿童文学研究的繁荣，对儿童文学作家宫泽贤治译介与研究也较为重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日本文学》杂志曾在1986年第2期设立了《宫泽贤治特辑》，译出了小说7篇和诗歌7首，并发表了于长敏的《宫泽贤治及其作品浅析》、王敏的《宫泽贤治研究五十年》两篇论文。彭懿《宫泽贤治童话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一书，对宫泽贤治的生平、创作及其主要作品做了评述，特别是书后附录的《日本已出版的宫泽贤治全集》、《日本出版的宫泽贤治主要研究书及杂志》、《宫泽贤治童话中译本一览表》等，都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对日本中短篇小说文体艺术的奠基者、著名女作家樋口一叶的研究，包括硕士论文即公开发表的文章在内约一百篇。其中重要的文章有林岚的《樋口一叶与〈大年夜〉》（《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肖霞的《论樋口一叶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刘燕的《樋口一叶在中国的接受、译介及译本研究》（《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等，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介绍性、赏析性的文字。徐琼的专著《樋口一叶及其作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作为研究该作家的第一部中文专著，以20万字的篇幅，对樋口一叶的生平创作，特别是代表作《青梅竹马》、《浊流》、《十三夜》三部作品，做了细致的文本赏析。可以看做是面对一般文学爱好者的知识性读物。

除了对夏目漱石等代表性人物的研究专论外，对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还表现在对文学思潮流派、文学现象的专题研究。涉及到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左翼文学等各个方面。

其中，在启蒙主义文学研究方面，大都是中日启蒙主义文学与中国的梁启超等关系的研究，有王晓平、陈应年、夏晓虹、王向远等人相关文章（详见本书第八章）。日本启蒙主义文学研究的专门著作是旅美学者郑国和（1952年生）的《柴四郎〈佳人奇遇〉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该书是作者在美国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对日本启蒙主义政治小说的代表作《佳人奇遇》做了深入研究，对作者的生平思想、作品的影响、中国梁启超的《佳人奇遇》翻译等，都做了细致的评述分析，并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郑国和表示不同意“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论点，认为日本文学并不只是超政治的、唯美的文学，也有像《佳人奇遇》这样的表达爱国主义，乃至帝国主义意识的文学。该书以小见大，试图通过《佳人奇遇》的剖析，揭示日本明治维新后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完成了由东方小国到现代帝国主义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被关注较多的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这方面，山东大学教授肖霞（1963年生）的研究成果有代表性。她的系列论文《论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的文学评论及文艺思想》（《文史哲》，2003年第1期）、《论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性及代表人物》（《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基督教文化对诞生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烟台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论岛崎藤村早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以及专著《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见本书第二章），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创作、代表人物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入手，写出了《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全面地论述了基督教与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之关系。全书分为六章，凡47万字，第一章“日本近代文学与基督教”。第二章“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第三章“诞生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第四章“《文学界》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第五章“《明星》派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第六章“新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各章又分若干小节，对不同阶段、不同团体的代表性的作家，如德富苏峰、矢崎嵯峨屋、幸田露伴、北村透谷、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与谢野晶子、石川啄木、木下尚江、萩原朔太郎、三木露风、木下杢太郎等人创作与基督教的关系，做了细致的分析评述。六章及章内各节，层层推进、结构清晰有序。全书涉及的作家作品繁多、相关文献数量大，把握起来实非易事。作者充分参照吸收日本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又加上自己的阅读体验和理解，把相关作家诗人的作品文本与理论文本的分析密切结合起来，全面细致地揭示了基督教思想观念对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深刻影响，也揭示了东西方文学思潮之关联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本书与此前出版的研究中日浪漫主义文学之关系的著作《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一起，成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及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创获。(www.xing528.com)

如果说肖霞的上述著作是以基督教为关键词，建构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视阈，那么刘立善的《日本文学的伦理意识——论近代作家的爱的觉醒》（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则以“爱”为关键词，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架构。这部长达45万字的著作，是继《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详见本书第二章评述）之后，研究日本现代文学的又一部大作。作者将《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中对有岛武郎的“爱学”（这是刘立善创制的一个词）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和延伸，以日本文学的“伦理意识”为切入点，以“爱”为伦理意识的核心，以6位重要作家——森鸥外、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的恋爱婚姻、以及恋爱婚姻为题材的作品为材料，对这些作家的思想与创作做了细致的分析评论，从而揭示这些作家的“爱的觉醒”。而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是有岛武郎在《爱是恣意夺取》提出的“爱是夺取”的主张。刘立善认为：伦理意识的核心是爱，而迄今为止，中日两国的大多数学者只是蹈袭成说，一味在“爱是奉献”、“爱是给予”、“爱是无私”的思维框架内思考问题，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危害。在这种背景下，作者对有岛武郎的“爱是恣意夺取”的主张深深共鸣，指出：

所谓“爱是恣意夺取”，即通过“让别人有幸福感”这一行动来“夺取”（获取）自己的幸福感。有岛认为，幸福感纯属个人审美感觉，别人怎么看，那是微不足道的。在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须尽力追求自己的精神欣慰，即所谓“为善为乐”。所以，实质上爱并非“无私奉献”。这就是有岛特色的“爱学”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思想的深度，哲学的亮度。[1]

基于这种认识，刘立善将《爱是恣意夺取》等相关文章译成中文出版，并在《日本文学的伦理意识——论近代作家的爱的觉醒》中加以进一步阐发。他从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几位重要作家的生平思想、婚姻恋爱的体验与描写中，探讨了日本作家如何思索爱、描写爱，如何建构其不同于传统意识的崭新的伦理意识，如何追求实践以个人为中心的自主自由的爱，并使日本文学获得了崭新的现代品格。通过对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作者指出：“无数事实证明：不以‘相互夺取’（相互需求）为特质的恋爱，没有恋恋不舍的相互吸引力，爱力失衡，仅依靠理智来努力维持，必构成心理负担，根本无法持久。”（第538页）作者以鲜明的思想主题结构全书，把不同作家作品纳入颇为聚焦的同一视阈加以论述，像这样既有文学评论的灵敏感性，又有文学研究的科学客观，还具有思想建构的深刻精辟的著作，无论在日本还是日本的文学研究中都是不多见的。它的成功表明，不去“旁征博引”那些形形色色、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论，只要有自己的深切体验与独到见地，只要踏踏实实研读作品资料，就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创见。《日本文学的伦理意识——论近代作家的爱的觉醒》是在日本广岛大学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版，导师赤羽学教授在前言中认为：该书“是一部难得的学术论著，它以具有自我完善意识的日本近代个人主义者的自由精神之流露——广义的爱，作为一条纵线，浑然贯穿森鸥外、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白桦派三主将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以及其他诸多有代表性的日本近代作家，自成体系、视野宽广、分析深透，多有独到见解。这部著作可贵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对日本近代文学的特质进行了系统的严肃的探究，而且还在于它对人类的精神发展进行了科学性的考察”。这一评价堪当其实。

对白桦派的重要作家有岛武郎，也有了专门的评传式著作，那就是李先瑞的《本能主义者的精神幻灭——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该书将有岛武郎定性为“本能主义”者，是有见地的；对有岛武郎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与外在因素，做了分析评述，对相关主要作品《一个女人》、《爱是恣意夺取》等也做了细致的文本批评，对于中国读者认识和理解有岛武郎是有益的。

自然主义文学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主潮，但在自然主义文学研究方面，除了若干单篇文章外，长期未见更为深入系统的专门著作。2012年，刘晓芳的博士学位论文《岛崎藤村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以“告白”为关键词，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岛崎藤村的四部小说《破戒》、《春》、《家》、《新生》为中心，对藤村文学的“告白”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评述，从这一特定角度揭示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作者充分吸收了日本的岛崎藤村研究的成果，在某些细部也有自己的理解与见地。就“作家作品论”这一传统的研究模式而言，能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

从自然主义文学中派生出来的“私小说”，也是日本现代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魏大海（1953年生）著《私小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一书，填补了中文著述中的一个空白。作者强调：要想真正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就必须了解日本“私小说”的基本历史、相关评价和样式特征。为此，作者对日本私小说论、私小说研究的成果加以研读，予以综合分析并转换为中文叙述，对日本私小说的产生背景、发生演变的过程做了梳理，对私小说家及评论家的私小说论，如久米正雄的《私小说与心境小说》、小林秀雄的《私小说论》等做了介绍分析，对富有代表性的私小说家，如德田秋声、广津和郎、宇野浩二、葛西善藏、嘉村矶多、志贺直哉、林芙美子、太宰治、三浦哲郎等的相关作品做了评析，对战后日本的私小说研究、私小说定义做了分析。其中还涉及到了私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虽然基本上属于综述性的，但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而言，这样的基础上的研究工作是很必要的。可以说，对中国读者而言，该书是系统了解日本私小说的必读入门书。此外，这方面的重要的单篇论文还有潘世圣的《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私小说”简论》（《日本学刊》，2001年第3期）和《关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私小说”》（《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

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是日本浪漫主义的一种变异，所以曾长期被称为“新浪漫主义”，同时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一种反动，在日本文学史上极有特色。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文洁若的《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日语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1期）等评论文章。2005年，叶渭渠出版了《谷崎润一郎传》（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对唯美派的代表人物谷崎润一郎生平、创作做了系统的评述。2009年，齐佩（1978年生）女士的《日本唯美派文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在吉林大学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是我国第一部相关专著。该书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唯美派的诞生的时代、社会背景、文化思想条件，以及唯美派的兴衰、分化和蜕变的过程，并对唯美派的三个代表人物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佐藤春夫的思想与创作，分专章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研究。全书文风扎实、资料翔实、文本分析透彻，向中国读者呈现了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基本面貌，并能提出自己的鲜明的见解，如认为“在日本唯美派文学中，佐藤春夫是最为纯粹的‘唯美’的人，其文学也是最纯粹的‘唯美主义’的文学”（第243页），这与通常的结论有所不同；对佐藤春夫的重要美学论文《“风流”论》一文的解读和分析也相当细致到位，认为其“‘风流论’在本质上就是感觉论、感性论……‘风流’之人是生的享乐者，他们擅长将颓废、倦怠的性情唯美化、艺术化，以供愉悦自己，聊以自慰”（第232页），认为在佐藤那里，“‘物哀’、‘幽玄’和‘风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242页）。但另一方面，作者对日本唯美主义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似乎仍然是理性主义的、社会学的、伦理道德的，因而断言日本唯美主义“不可能具有严肃的艺术追求，他们的创作活动也不可能呈现出健康的艺术风貌……并不能代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的正途，而是将日本近代文学导入歧途”（第247页）等等，都带有浓重的泛道德化批评的色彩，从而影响了对日本唯美主义的同情理解和更为准确的估价。

在日本，“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思潮概念，具有十分复杂的含义。近代初期有坪内逍遥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后来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人的“新现实主义”，还有自然主义理论家长谷川天溪所说的与“理想主义”相对的“现实主义”，更有左翼理论家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现实主义”等等。长期以来一些中国学者按自己的理解把日本的描写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都理解为现实主义，例如，把日本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岛崎藤村的《破戒》认定为现实主义作品。或许是由于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并没有真正存在过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那样的现实主义，或许是因为日本“现实主义”因素虽然存在着，但弥漫而难以把握，在独尊现实主义的中国，把日本的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思潮加以研究的，却很少见，不仅论文少，专著更是付之阙如。近年来，出现了两部对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现代作家加以研究的专著，一本是刘振生（1962年生）著《石川达三文学评述》（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该书以27篇文章，对石川达三的有关作品做了分析评述，可以说是石川达三作品的评论集；另一部是戴松林（1968年生）著《体验与文学创作——梶井基次郎与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日文版，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是在日本通过的博士论文。作者从日本的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文学思潮中，分析出“现实主义”，并从“现实主义”角度，对梶井基次郎这个在日本并非很知名、在中国几乎没有译介的罕为人知的作家做了系统评析。

日本左翼文学研究在中国有较早的传统，但此前的研究多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进行，近年来，相关研究更多地从纯文学史的、学术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李俄宪发表的《木下尚江：从〈火柱〉到〈忏悔〉——日本早期左翼文学价值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5期）、《社会文学：日本左翼文学的滥觞》（《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二战时期日本左翼作家转向问题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6期）等系列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前期成果，系统地将明治中后期到现代的左翼进步文学放在“左翼文学”这一大的视野框架内梳理研究，从民族性和民族文学价值取向方面对左翼作家的转向及转向文学加以探索与解读，是这些论文的特色和价值所在。潘世圣的《近年日本“小林多喜二现象”考察》（《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对日本小林多喜二及其《蟹工船》再次热销的现象做了分析，很有参考价值。

从日本文化的某个特殊角度入手，对日本近现代文学加以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在这方面，北京语言大学关立丹（1967年生）的《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以乃木希典与宫本武藏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该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就是研究武士道与近现代日本文学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对于探讨和认识日本文学的民族特性具有重要意义。作者把日本人耳熟能详、中国人也不陌生的森鸥外、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等著名作家，置入“武士道”这一视阈内，对作家思想意识与武士道传统思想的关系，作品的人物、题材、主题与“武士道”，特别是体现武士道的两个代表人物宫本武藏与乃木希典的关联，以20万字的篇幅，做了细致的作家分析与文本解读，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一个空白。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特别是大众历史小说中，涉及武士道问题的作家作品很多，作者这一研究只是示例性的，也为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奠定了基础。

此外，复旦大学的李征的著作《都市空间的叙事形态——日本近代小说文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把近代日本小说文体的嬗变置于“都市化进程”这一大背景下，认为日本文体嬗变是近代都市化的产物。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近代都市的诞生与小说文体的初创”、第二章“文化网络中的都市叙述与抒情”、第三章“都市的狂欢、都市的变奏”、第四章“日常沉思与自我的表述”、第五章“映象都市，媒介时代的话语”，每章各节均以两三个作家的名字为节名（标题），共涉及到了33位作家及其都市背景的作品，基本内容是作家生平介绍、作品梗概，作品的译文片段和简短的赏析，并非严格的学术著作，在结构上看上去像是一部专题作品的赏析辞典。但作为一般读者的日本入门书，是有益的。

在上述的专门著作之外，还有若干日本现代文学评论专集，如南京大学叶琳主编《近现代日本文学：作家作品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是多人合著的思潮流派、作家作品论。宁波大学郭勇著《他者的表象：日本现代文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是一本关于中岛敦、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有关作品的评论集。黑龙江大学曹志明编著《日本近现代文学评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选取了一些作家、评论家的作品原文，并加以简评，似可主要用作日语专业学生的教材。大连民族学院刘振生著《鲜活与枯寂——日本近现代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是日本文学史论、流派论、作家作品论以及中日文学关系论的一个合集，共38篇短文，凡26万字，内容较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