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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暴涨引发社会危机

时间:2023-08-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般来说,在粮食收获的8、9、10月份时,粮食的价格会因为供应量增大而下滑,从表2中1938年的成都市中等米价格我们就能看出这种趋势。据当晚出面镇压的军警称,“该暴徒等啸聚肇事,不下一千余人”,他们“当场在仓内拿获暴徒多名”,认定“其为聚众倡乱,已无疑义”。四川省政府曾经发出堃删建民粮电,认为“近日米价飞涨,各地阻运实系重要原因之一,亟应严予制止”,要求各县对过境米粮“切实保护,以防止奸人阻挠抢劫”。

粮价暴涨引发社会危机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后方的物价“一致猛涨”,其中又以“重庆、成都、昆明三地涨率特别大,(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的物价)高出战前十倍以上”。这次“各地物价狂涨的现象,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以后始愈显著,重庆、成都、昆明三个地方物价之上涨几于皆为几何级数的增加”。[3]从表1可以看出,在1939年12月以前,物价的总指数上涨从来没有在半年之内超过100个单位,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物价上涨的速率还是比较缓慢的。但是越往后物价上涨就越快,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指数在半年间的涨幅几乎都在50%以上,只是在1941年稍有缓和。而与1939年物价上涨同时开始的,便是粮食价格的起飞。在1939年以前,粮食价格不仅没有涨,还有一定程度上的下跌,但也是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粮食价格快速上涨,其速率甚至超过了总指数,由此可见粮价的上涨就是这次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表1 全面抗战爆发后成都市趸售物价指数[4](基期:1937年1至6月平均)

表2 1938年、1939年的成都市中等米价格(单位:元/市石)

(注:此表摘自《四川省各重要市场中等米逐月平均价格表》,来源于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民38全宗6目录2281号档案。)(www.xing528.com)

粮食是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的农产物,所以当其作为商品时,价格的变动也要受到季节的影响。一般来说,在粮食收获的8、9、10月份时,粮食的价格会因为供应量增大而下滑,从表2中1938年的成都市中等米价格我们就能看出这种趋势。但是奇怪的是,1939年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随着粮食收获季节的到来,米的价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节节攀升,截至年底,其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近70%。为什么在全面抗战初期粮食价格能于物价总指数的上涨中保持平稳,却在1939年下半年突然起飞呢?“国都西迁后,人口激增”,粮食的“需要量加多,而运输力则反因分散而减小,理应与其他各类物品同时同等涨价”,当时有学者分析这是因为川省最近两年“连年丰收,附近各县产米量甚为丰富,且游资多集中于外汇棉纱、布疋、五金电料等途径”,粮食的价格并没有太受影响。而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四川的“冬旱和春荒,引起了畸形心理的发展,于是富室大户相率囤积居奇”。[5]

1940年初,有报刊报道川西北各县“各乡自中秋至今,即不落雨,所有小春作物俱现黄色,近日一般农民,多忙于引泉揠水淹灌,以资救济。中间虽会小雨数次,然干旱既久,终无大补”[6]。从表3可以看出,当年的农业收成比起前两年来,确实有很大的退减,尤其是籼稻,连1939年产量的一半都不到。而籼稻是四川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其收成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粮食供应是否充足,虽然在年初人们还不能预知当年的丰歉程度,但是春旱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于粮食的忧虑。一方面担心“因旱而致物价高涨,则民生恐慌”,另一方面又怕“因干失犁,粮食又贵,贫农多乘此耗及种子,宰杀耕牛,此时农闲而工忙皆废,即将来用人工牛工种子时,不免都感缺乏”。[7]恰好就在此时,国内的金融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外汇汇率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政府放弃维持上海公开市场以后,急激跌落”,我国当时的五金燃料大都是依靠进口,“其价格除受供需关系影响外,系受外汇汇率变动的支配。在外汇汇率激落之时,五金燃料价格当然也随之而涨”,促使“货币膨胀的现象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秋后发生”。[8]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看好粮食价格上涨的前景,有资本的人开始囤积粮食,使得粮价的涨势进一步加剧。

表3 四川省主要农作物产量[9](单位:千市石)

粮价的飞涨为投机者带来了利益,但是却给平民的生活造成了威胁,为了取得食物,很多人铤而走险,开始抢劫米店仓栈。1940年3月,成都重庆银行报告市府,在14日晚上“七八钟时,突有暴徒多人蜂拥闯入本行外南黉门街办事处仓栈,分头捣毁仓库营业室,及职员寝室”。银行损失极其惨重,“库存米麦以及家具床被衣物”都被劫掠一空。据当晚出面镇压的军警称,“该暴徒等啸聚肇事,不下一千余人”,他们“当场在仓内拿获暴徒多名”,认定“其为聚众倡乱,已无疑义”。[10]如果真如军警所说,有一千多人抢米的话,也就不会是单纯的暴徒聚众抢劫,而是群体性的骚乱。据后来有人回忆,这次抢米是因为“一般靠每天劳动所得买升米过活的广大劳动人民,拿着钱买不到米吃”,“他们早知道黉门街银行仓库内囤积有大批食米”,于是便“不约而同地跑到重庆银行仓库外去高呼:‘把米拿出来卖!’该银行就把仓库大门关得牢牢的”,“而亟待买米救急的人群,闻风而至,把整个黉门街堵塞得水泄不通”。[11]

当时在粮食的运输线上,也有一些饥民聚集起来抢米。四川省政府曾经发出堃删建民粮电,认为“近日米价飞涨,各地阻运实系重要原因之一,亟应严予制止”,要求各县对过境米粮“切实保护,以防止奸人阻挠抢劫”。[12]但是各地拦路阻米的现象仍然不能禁绝,比如在1940年5月,灌县政府呈报说,其“日需食米多系崇郫彭等县购来接济,现偶因临县无知妇女数十成群,拦割米袋或有禁运出口情事,以致来源缺乏,本县米价有涨无跌”。[13]面对这种治安乱象,省政府对于米价急需进行平抑,而取缔囤积居奇便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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