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从各民族音乐审美心理出发的共性因素，由于尚未能对其形成的原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至今还是音乐学科中的“司芬克斯”之谜。因此也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人类在创造音乐时所取得的这种不谋而合的一致性的疑问与思考，洛秦先生在《是我们作用着音乐还是音乐作用着我们》一文中感叹：“数千年前的今天，黑人、黄人、白人之间没有邮件往来，没有电话通讯，没有电视宣传，更没有E-mail的同步传递，我们的祖先们各自在地球的东西南北‘闭门造车’开创人类的文明。然而，让我们后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在东西两端几乎同时发现了‘三分损益’和‘五度相生’的法则，从而产生了一样的五声七音，用这五声七音各自在不同的文明里琢磨着不同的音乐。”[5]
的确，从当时的地理和科学水平来看，相距万里之遥的古代中国、希腊、巴比伦，几无建立联系与传播途径的可能。但这种各自独立的闭门造车，却取得了诸多惊人的“一致性”。首先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十二律位的乐音体系。虽然在生律方向上不同，但他们对于律制的选择却有着共同的基础，如所有律制都把根据二倍音构成的八度音程视为是最协和的，其次，对于四、五度音程的选择也相当一致。（纯律、五度相生律、十二平均律之间仅仅相差两音分。）对于十二律位的共有现象，有学者则认为是不同文化圈内的原始人类受“纪历十二兽”影响的结果，由于人类最初对乐音的认识是与原始天文科学密切相系，而对于这样的科学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又是共性的，所以导致东西方音乐在律制的选择上的同一性。所以可以说，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文化发展中的某些共性的规律是伴随着人类对科学规律的感悟和把握纷至沓来的。[6](www.xing528.com)
当中国在西周时期就选择了十二律为八度中的乐音基数后，中国人就在这样一个乐音体系中耳濡目染，浸润着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耳朵，虽然国人很难一口唱准诸如十七律、二十二律的印度、阿拉伯音阶，但在近现代遭遇了西方的十二平均律音乐体系后，却能够迅速地接受之并将其吸收、融合，在许多相关领域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发扬、繁荣了西方音乐文化本身。这其中缘由之一就是这一外来音乐文化背后的音律结构与本民族长期固有的音律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形成的听觉习惯、审美心理较为相近，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与共通性。正如日本音乐学家小泉文夫所言：“中国音乐比之日本音乐、印度音乐、阿拉伯音乐在风格上更接近西方音乐。抛开其他原因不咎，乐音基数的相同因而听觉习性的相近大概是最根本的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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