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架构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此在董仲舒就是所谓“《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春秋繁露·竹林》）。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用“天道”或“天意”来论证“王者”应该“任德不任刑”。他说：用天道之阴阳、四时、五行来附会人事之刑德，即“阳为德，阴为刑”，圣王要“务时而寄政”（《管子·四时》），此说本出于阴阳五行家，董仲舒将其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并加以改造。阴阳五行家并没有“阳尊阴卑”和“任德不任刑”的思想，而董仲舒认为“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在一年四季的循环中，阳为主，阴为辅，这就说明了“天意”是“任德不任刑”。“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就必须任德教而远刑罚；如果“为政而任刑”，那就是“不顺于天”，违反了“天意”。因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春秋繁露·天辨在人》），“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所以王道并非不用刑，而是德为主，刑为辅。董仲舒又说：“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春秋繁露·基义》）按照这种说法，刑罚在王道中只占百分之一的比例，这也就是“任德而远刑”（《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从秦政的“任刑法”到董仲舒提出“任德不任刑”，汉武帝采纳“独尊儒术”的建议，秦汉间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变化，就是法家的治国思想被儒家的“德主刑辅”（此继承了西周的“明德慎罚”）所取代。
《后汉书·应劭传》载：“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作的《春秋决狱》是根据《春秋》经所体现的礼的精神来解释刑法，从而开辟了以礼入法的途径，使汉代所继承的“秦法”逐渐礼制化、儒家化。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历代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德主刑辅而礼法并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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