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纲的本义：汉代与宋明儒学新论

贺麟先生在1940年发表的《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指出：

由五伦的相对关系，进展为三纲的绝对的关系。……五伦的关系是自然的、社会的、相对的……假如，君不尽君道，则臣自然就会（是）不尽臣道，也应该不尽臣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父子、夫妻关系也是如此。……故三纲说要补救相对关系的不安定，进而要求关系者一方绝对遵守其位分……所以三纲说的本质在于要求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换言之，三纲说要求臣、子、妇尽单方面的忠、孝、贞的绝对义务，以免陷入相对的循环报复，给价还价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1]

应该说，贺先生对从“五伦”到“三纲”的进展以及对“三纲说的本质”的论述是基本正确的。然而，方文对此提出异议，指出贺先生的说法“终究不合文献”，认为“提倡‘三纲’的汉儒从来就没有强调‘单方面的绝对’的义务”，“‘三纲’的本义绝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指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那么，此两说哪个更合历史文献的“本义”呢？

贺先生说：“三纲的明文，初见于汉人的《春秋繁露》及《白虎通义》等书，足见三纲说在西汉的时候才成立。”[2]方文对此观点也提出了异议，而说“董仲舒被公认为较早提倡三纲的人”，意谓在董仲舒之前就已有先秦儒家“更早”提倡三纲了。这种“较早”说，并非“被公认”；至于此说能否成立，我们下节再议。

从现有文献看，董仲舒就是最早提出“三纲”的人。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董仲舒的“三纲”之说，方文只引了一句“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然后就说：“这里显然只是说‘三纲’的道理合乎天理，并没有说君臣、父子、夫妇应该有绝对的等级关系。”应该指出，董仲舒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其具体内涵是“皆取诸阴阳之道”，即所谓：

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阳之出也，常县（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这里的“阴道无所独行……不得专起……不得分功”，阳之“常悬于前”，阴之“常悬于后”，“天之亲阳而疏阴”等等，就是所谓“阳尊阴卑”或“阳贵阴贱”的意思。董仲舒“推天道以明人事”，他从“阳尊阴卑”推出的“人事”之当然，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任德不任刑”，其二就是“王道之三纲”。关于“任德不任刑”，这是从秦之“任刑罚”到汉之“任德教”的一个重大转变（对此应予以高度评价）。而“王道之三纲”，亦是董仲舒提出的一个新说。在董仲舒的思想中，“阳尊阴卑”应是绝对的。因此，在其“三纲”之说中，已经包含着“君臣、父子、夫妇应该有绝对的（尊卑）等级关系”。

《春秋繁露》中有《阳尊阴卑》篇，其云：

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始；三王之正，随阳而更起。以此见之，贵阳而贱阴也。……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上善而下恶，恶者受之，善者不受。土若地，义之至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是故推天地之精，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贤不肖，在善恶。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

这段话同样是从“阳尊阴卑”推出“任德不任刑”和“三纲”两方面的意义。在这里，由“贵阳而贱阴”推出的“上下、大小、强弱、贤不肖、善恶”等等，显然具有“绝对的等级关系”。因为臣之事君、子之事父、妇之事夫“皆法于地也”，而地之事天“犹下之事上”“义之至也”，且“上善而下恶”，“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所以这里也表达了臣、子、妇要尽“单方面的绝对义务”。

董仲舒又说：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则名绝而不得就位……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妻不奉夫之命，则绝……曰：不奉顺于天者，其罪如此。（《春秋繁露·顺命》）

“天子受命于天”，这是儒家自“祖述尧舜”以来的成说；而董仲舒为什么对此加以强调，我们也下节再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把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妻受命于夫，赋予了“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的绝对意义，且“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这就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具有了前者有绝对权威，而后者必须绝对服从的意义。

董仲舒的“三纲”之说因契合了秦以后君主集权（所谓“汉承秦制”[3]）的政治体制，故其被汉儒所重视。如刘向在《说苑·辨物》中说：(www.xing528.com)

其在民则夫为阳而妇为阴，其在家则父为阳而子为阴，其在国则君为阳而臣为阴。故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天之道也。

这显然是复述了“三纲”之说的本义。而在起于哀、平之际的纬书中则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春秋纬·感精符》），等等。

东汉章帝时诏诸儒在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后汉书·章帝纪》），班固奉命将议定的条文编成《白虎通义》。在这部钦定的国家法典中有云：

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白虎通义》卷八《三纲六纪》）

君臣者，何谓也？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臣者，繵坚也，厉志自坚固也。……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同上）

方文引述了上面两段话，而得出的结论是：“在古人看来，所谓‘以某某为纲’并不是指简单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纲’相当于鱼网之总绳，‘以某某为纲’就是‘以某某为重’的意思。……‘三纲’实际上是指‘从大局出发’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三纲’就是不把‘小我’凌驾于‘大我’之上，不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我看来，方文的结论是很成问题的。

第一，所谓“以某某为纲”，在“三纲”之说中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或者说“臣以君为纲，子以父为纲，妻以夫为纲”），这里既称为“纲”，而“大者为纲”“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这当然不是指一种“简单的”关系，但这里是否有“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呢？从作者所说“指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来看，这里显然有“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且，从作者把“三纲”比附为“小我”与“大我”、“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看，这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还应该是绝对的、不可改变或颠倒的。

第二，当方文把“三纲”比附为“小我”与“大我”、“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时，作者说：“任何集体必须有最高决策者，也可以说争议的最后决策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存在，普遍通行。比如，我们今天常说，作为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你可以对上级决策提出批评，或保留个人意见，但对于组织上已经形成的决定，在实践中没有擅自违背的权利。”这是方文把“三纲”绝对化，认为其不仅适用于古代而且也适用于现代，所作出的主要论证。然而，这里的混乱在于，作者混淆了不同的政治体制或组织形式。毫无疑义，在任何政治体制或组织形式中，都必须有最高决策者；但民主制所不同于君主制的，就在于它不仅有“下级服从上级”或“个人服从组织”，而且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亦须尊重少数”等原则。在“三纲”之说中，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亦须尊重少数”等原则吗？而且，在儒家学说中，是以臣民为“小我”，而以君主为“大我”或“大局”或“组织”吗？

方文在引述《白虎通义》论君臣关系的话后说：“文中讲到‘臣’并没有强调臣的义务是服从，而是说‘厉志自坚固’”。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涵义。朱熹作《仪礼经传通解》引《白虎通义》云：“君，群也，群下之所归也；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亦云：“臣，牵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可见，在汉代（乃至影响宋代）的“君为臣纲”之说中，也是强调了臣有“屈服”或“服从”之义务的。

关于“夫为妻纲”，《白虎通义》除了说“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另有云：“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白虎通义》卷一《妇人无爵》）这里的“三从之义”，当然也不“简单”，但它确实强调了妇女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白虎通义》又有“士不得谏”条，谓：“士不得谏者，士贱，不得豫政事，故不得谏也。谋及之，得因尽其忠耳。”（《白虎通义》卷五）这与在民主体制下“你可以对上级决策提出批评，或保留个人意见”，实有霄壤之别！而方文将君主集权制下的“三纲”与民主制下的“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混为一谈，甚至认为“‘三纲’精神在今天人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也是未来中国实现健全民主的条件之一”，其混乱与失误不免令人咋舌。

方文把臣民比附为“小我”，而把君主比附为“大我”或“大局”或“组织”，这里实际上也存在着对儒家学说的误解。这个问题与“三纲”之说始于何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