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源又称信息源、新闻源，是记者采写新闻、核实事件信息准确与否的首要资源，也是新闻生产的第一环节。能否获取准确、及时、有新闻价值的第一手信息，甚至是独家信息，直接决定了新闻产品的质量和价值。消息源可以是政府部门、企业、公共事业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发布的官方信息和数据库，也可以是这些机构中的权威人士，或者某一事件的知情人、目击者，还可以是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或者网络信息，等等。
随着新闻事件的发生，媒体挖掘、选取消息源的过程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闻生产，在美国学者盖伊·塔奇曼看来，都遵循了一个“时空框架”。在空间框架里，“新闻是一张网而不是‘毯’：一方面它永远不可能事无巨细，任何事物都可裹挟在内；另一方面，如何结网，网结锁在何处，网眼多大，网撒向何方等，也都大有讲究。无论哪一家新闻媒体，无一例外是以‘网’的形式展开：对外，它是以地域为界，以中心城市为锚地，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确定编辑部的部门划分和人力调配（如条线记者、驻外记者、通讯员等）；对内，各地分支机构和内部不同部门，等级分明，边界有定，分工把守，各司其职。就这样，通过有效的联结（自己的分支机构），精心编制的网眼（各地通讯员），人员的撒开（专职记者）以及结构层级的规定，组成了新闻生产的网络”[1]。新闻媒体如何编织和布局这张空间网络，体现了媒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的性质和实力，而这些因素决定了新闻报道的重点地区、事件偏好、消息来源的方向以及对新闻价值的判定。
在时间框架方面，“在对付新闻发生在时间上的不测时，新闻业的杀手锏就是典型化（Typification）。突发性新闻是无法预测的，连续性新闻则可以事先谋划并确定报道时间，部分硬新闻属于突发性事件，但也有部分是可以预知的。硬新闻必须迅速报道，至于软新闻则没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就无需事先严格计划”[2]。时间框架的搭建，规定了记者采写新闻、编辑编发新闻的不同时限和相应的工作流程，同时有助于记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和各式各样的新闻事件时，快速分类并从中选择与典型化报道相契合的消息源和新闻素材，并运用不同的写作方式（如倒金字塔结构）进行报道。
“时空框架”规范了新闻生产的各个流程环节，对于本书聚焦的消息源来说，这一框架限定了媒体在获取消息源时的空间方向以及获得有价值信息的时间限制。由此，另一个问题也就随之浮现出来，那就是如何在有限的范围和时间内获得有利用价值的信息。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总结了六种考量信息来源的因素：“（一）过去适宜性：信息来源的信息在过去已经导致报道产生，这类信息来源很可能被人们再次选为信息来源，并成为常规的信息来源。（二）能产性：如果信息来源在新闻工作者付出最小的努力下，能够提供大量信息的话，那么，信息来源就会受到新闻工作者的欢迎。（三）可靠性：新闻工作者需要可靠的信息来源，这类信息来源的信息需要核实的数量最少。（四）真实性：新闻工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评价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他们青睐诚实的、仅出于自利而提供信息的人。（五）权威性：其他一切都是平等的，但是，新闻工作者就是偏爱某个在政府中有官方职务的信息来源。（六）清晰性：当新闻工作者需要某个人接受采访时，信息来源能够以清晰、简明和生动的演说或受欢迎的引语形式来表达自己。”[3]
这六种考虑起到了类似于“准入门槛”的作用，它可以使那些不符合要求的消息源被排除在媒体挖掘消息源的视域之外，同时便于那些最合适的消息源在为数众多的可能来源中凸显出来，因此这种筛选方式主要是出于效率的考量。当然，这也可能导致消息来源渠道的单一或者重复，特别是对于“过去适宜性”的消息源来说，它们大都有着一定的“寿命”。例如，“1975年，《新闻周刊》的高级编辑在编辑会议室中悬挂了一张示意图，在图中标明在他们看来太过频繁地出现的那些需要被‘抛弃’的消息来源。一般而言，这种抛弃的周期是一年”。[4](www.xing528.com)
消息源和新闻事件具有紧密的互动性：有时是事件的发生决定了消息源的选取方向和范围，例如灾难报道的消息源来自政府救灾部门、警察局、消防局、医院、气象部门、受灾民众和目击者等；有时则恰恰相反，是消息的披露产生了新闻。正如赫伯特·甘斯所言：“消息来源与新闻从业者之间的关系就仿佛一场舞蹈，因为消息来源试图接近新闻从业者，而新闻记者也努力寻求接近消息来源的渠道。虽然跳探戈需要两个人，要么是消息来源要么是新闻从业者领舞，但通常情况下扮演领舞角色的都是消息来源。”[5]同时，理查德·V.埃里克松和帕特丽夏·M.巴拉内克等学者也认为，“新闻呈现了谁是被授权的认识者，以及什么是经授权版本的现实”。[6]
消息源主动接近媒体和新闻记者往往有着自己的动机，有时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有时是为了通过在媒体上的亮相提升自己或者自己所代表的组织、机构的知名度，借此实现某些利益，等等。在迈克尔·舒德森看来，这些人可以被称为“泛新闻工作者”——“他们是公关公司、公共信息主管、媒体政治化妆师[7]，以及各种组织（包括公司和非营利的部门）的推广人员。每天的新闻主要是新闻从业者和泛新闻工作者（特别包括新闻从业者所称的‘消息来源’）之间互动的结果。”[8]泛新闻工作者们为了使自己所提供的信息成为新闻，通常会努力地用记者的逻辑进行思考，并向他们提供具有新闻适用性的信息以便成为可能的报道素材，而这也正是“有偿新闻”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
面对这种情况，媒体为了使记者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并维护自身的信誉和形象，会给记者制定严格的工作规范和行为准则。比如，“在ABC电视集团，雇员不能接受信源提供的交通、饮食或其他安排，因为这些安排有意地让‘客观的新闻人的责任’做出妥协或使记者的工作表面化”。[9]而作为记者，在维系特定消息源的同时，为了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其所面临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
当然，对于驻外记者来说，由于其所属的媒体机构并非驻在国所有，而他们生产的新闻也主要是面向本媒体所属国的受众，因此驻在国当地的“泛新闻工作者”通常情况下（除了一些国际问题）不会选择他们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渠道，因此也就不会主动地与驻外记者建立密切的联系。但是，驻外记者并不能就此忽视与“泛新闻工作者”的接触，因为公关人员、“媒体政治化妆师”以及各种组织机构的推广人员无疑都掌握着大量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资源。例如，美国学者斯蒂芬·赫斯在对华盛顿的通讯记者的研究中发现，“在四分之三的报道的准备过程中，除了新闻公告外，记者没有使用别的文件”[10]，而这些新闻公告的主要来源正是那些“媒体政治化妆师”。当然，驻外记者在引用驻在国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或者以这些报道为主要新闻线索进行深入挖掘的时候，应当注意厘清该条新闻是否隐含了某些“泛新闻工作者”的主张，或者意在维护和争取某些政党、集团的利益，从而辩证地看待新闻报道，尽量从中提取出核心的客观信息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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