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平議》版本有兩大類：一是叢書版，主要收錄在不同時期、不同版本的《春在堂全書》中。分別有：
光绪七年（1881）增刻本，共70冊。
光緒九年（1883）重定本，共81冊。
光緒十五年（1889）刻增修本，共99冊。
光緒二十三年（1897）石印本，共三十二冊，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爲時人蘇德銓採用西式石刻而成。扉頁題：“德清俞蔭甫所箸書”。總目下題：“光緒二十三年重定本”。卷首光緒二十二年俞樾序曰：“蘇子仁（德銓）茂才者，用西人石印法，設肆於杭，乃就謀焉，不數月而書成”。又光緒二十三年曹樹培《石印春在堂全書敘》稱：“是役也濫觴於甲午孟秋，成於丁酉仲春”。
光緒二十五年（1899）重定（增修）本，共四百九十三卷，47冊。其中，《慧福樓幸草》、《東海投桃集》各一卷，《東瀛詩紀》二卷，《楹聯錄存》中的曲園挽詞（聯）三卷，均非曲園自撰，曲園自撰書實爲四百八十六卷。
光緒二十八年（1902）刻本，160冊。
宣統三年（1911）重印本，160冊。
1935年，商務印書館印製“國學基本叢書”，其中《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全三冊），以光緒二十五年《春在堂全書》中《諸子平議》爲底本。此後出版的《諸子平議》都以此爲底本，影印而成。
1954年，中華書局重印“國學基本叢書本”，影印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諸子平議》。
後出《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卽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春在堂全書》刻本。
二是單行本，主要有如下幾種：
1644年，《諸子平議》殘稿稿本一卷。
1867年，清同治六年吳下刻本8冊。
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上海鴻文書局《諸子平議》石印本，共2冊。
1922年，雙流李氏念劬堂民國11年《諸子平議》刻本，共14冊。(www.xing528.com)
1978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諸子平議》。
1988年，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諸子平議》，2冊。
本論文以上海書店1988年版《諸子平議》作爲主要研究對象。
就內容來說，《諸子平議》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所校釋的古籍種類來看，《諸子平議》全書35卷，共校釋了15種子書，涵蓋了先秦兩漢時期道家、法家、儒家、墨家、雜家等各學派的典范著作，分別是：第1—6卷，《管子平議》；第7卷，《晏子春秋平議》；第8卷，《老子平議》；第9—11卷，《墨子平議》；第12—15卷，《荀子平議》；第16卷，《列子平議》；第17—19卷，《莊子平議》；第20卷《商子平議》；第21卷《韓非子平議》；第22—24卷，《呂氏春秋平議》；第25—26卷，《春秋繁露平議》；第27—28卷，《賈子平議》；第29—32卷，《淮南內篇平議》；第33卷，《揚子太玄平議》；第34—35卷，《揚子法言平議》。其中和王念孫《讀書雜誌》正、餘篇所校釋諸子相同的有10種，《讀書雜誌》所無的有5種，卽《列子》、《商子》、《春秋繁露》、《賈子》、《太玄》。
其次，從所校釋的具體內容來看，《諸子平議》共有平議2410條，其中主要屬於校勘的1396條，佔總數的58%；屬於狹義訓詁的有1014條，佔總數的42%。
校勘方面，《諸子平議》1396條平議對15種子書原文、注文及不同版本異文的衍、脫、倒、錯等各種譌
現象進行校勘，其中尤其以校勘文字形體錯
爲多：明確標明“字之
”的平議達到413條，雖沒有標明“字之
”，但同樣屬於文字譌
的達到380條，共計793條，佔校勘總數的57%。在訓詁方面，1014條訓詁平議不但訓釋疑難詞語，而且還闡釋句意和文意、審定句讀，其中，又以“審通假，明假借”爲多見。全書考察通假字的平議有472條，佔訓釋總數的47%。具體統計資料見下表：
表1-1：《平議》校釋內容統計
續表
作爲清代影响較大的古籍校釋著作，《諸子平議》的學術價值是巨大的，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校勘學方面。《諸子平議》被梁啟超認爲是最精善之校勘學著作。所校勘諸子1396條，集中反映出俞樾在典籍校勘方法上對前人尤其是王氏父子的繼承與發展，同時也體現出俞樾作爲樸學大師在校勘實踐上的特點，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俞樾私淑王氏父子，《諸子平議》又是模仿《讀書雜誌》而作，體例和校勘方法上都繼承了王念孫《讀書雜誌》的作法，但《諸子平議》並非蹈襲，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校勘的具體條目上對《讀書雜誌》進行了修正、補充，其中大部分是王氏未及之處，少部分爲補充、糾正王說未允之處。他曾申明《平議》所釋內容，“王氏已及者不復及”[13]。《諸子平議》中明確引用王氏父子觀點的有141條，其中54條直接指明王念孫《讀書雜誌》的錯
，反映出俞樾在校勘古代文獻上具有不迷信、不盲從的科學的治學態度。二是對王念孫《讀書雜誌》的某些校勘方法進行了反思與糾正。《讀書雜誌》校勘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喜據類書改動文本。俞樾雖也利用類書，但往往以批判的態度指出類書引文存在的錯
。例如《晏子春秋平議》中引用到《太平御覽》、《羣書治要》、《藝文類聚》的有8條，但俞樾並沒有盲從類書引文，而是結合其他材料指出類書引文存在的錯
，其中四條重點針對王念孫《讀書雜誌》輕信類書引文的錯
。俞樾對類書在校釋古籍中的作用多持懷疑態度，他曾明白申明“類書所引，殆未足據”（《諸子平議·淮南內篇二》“青丘之澤”條）。在《左祉文〈諸子補校〉序》中他又進一步申述了這一觀點，他說：“高郵王氏《讀書雜誌》，精密之至，然喜據《羣書治要》改易舊文。不知道此書來自東洋，彼國於校讎之學，固不甚精，而以改吾中國相傳之本，往往得失參半。此亦通人之一蔽也。”可見，無論是校勘實踐方面，還是校勘理論的創新方面，《諸子平議》的成就和價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第二，文獻學方面。《諸子平議》較早對諸子的重要文獻進行較爲全面的訓釋和整理，是後代注解、研究諸子的重要參考資料。俞樾在治羣經之時，有感於諸子“譌脫殊甚”，開始著力於諸子的校釋。他在《諸子平議·序目》中指出：“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家又屏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顛倒錯亂，讀者難之。”《諸子平議》1396條校勘平議中，許多校勘成果被後代注家採用，或在注釋中引用其說，或者直接在原文中採用俞樾的校訂。因此，《諸子平議》一書爲後代提供了具有較高品質的諸子文本，並爲後代解讀諸子文獻作出了巨大貢獻。例如《商子平議》共84條，其中被石磊、黃昕的《商君書譯注》[14]採用者達41條，被採用率爲49%。梁啟超認爲：“晚清‘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爲思想解放一大關鍵。此種結果，原爲乾嘉派學者所不及料，然非經諸君下一番極乾燥極麻煩的校勘功夫，則如《墨子》、《管子》一類書，並文句亦不能索解，遑論其中所含義理。所以清儒這部分工作，我們不能不竭誠感謝。”他還指出“曲園則與盧文弨、王念孫、孫詒讓同爲此中之大功臣也”。[15]《諸子平議》以及其後的《諸子平議補錄》[16]都成爲後代注解諸子的重要參考資料。俞樾後來總辦浙江書局，利用其在諸子校勘上取得的成果精刻子書22種，被後世稱之爲善本。
第三，訓詁學方面。《諸子平議》也堪稱是一部有價值的訓詁劄記著作。俞氏理論上，繼承和發揚了王念孫“因聲求義，不限形體”的訓詁方法，提出“古文聲同之字例得假借”（《諸子平議·管子二》“法製不議，則民不相私”條）、“古義每存乎聲”（《諸子平議·荀子二》“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條）、“凡形況之辭，本無定字，亦無定義，在以聲求之而已”（《諸子平議·賈子二》“攫齧搏擊之獸鮮”條）、“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矣”（《諸子平議·韓非子》“田明辜射”條）等。實踐中，真正體現了俞氏提出的“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經，則思過半矣……三者之中，通假借爲尤要”的訓詁原則。全書1014條訓詁條目以訓釋疑難詞語爲主，利用因聲求義、古文通假等多種手段，創獲良多。其中一部分已經被後代注文及《漢語大詞典》等辭書釋義採用，還有一部分尙待發掘利用。可以說，《諸子平議》和《讀書雜誌》一道成爲清代“因聲求義”訓詁方法的代表，成爲傳統訓詁實踐之經典。
《諸子平議》無論是在俞樾的個人學術成就中，還是整個晚清學術史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學術價值，對後世校釋諸子文獻起到了重要作用，成爲後代學者校釋諸子文獻的必備之書。例如，孫詒讓《墨子間詁》幾乎引用了《墨子平議》全部內容，其中明確表明俞說正確的有64條，引用而未加評論的有84條，只有20條以爲俞說錯
。孫詒讓《劄迻》所校78種子書中，有14種參考了《諸子平議》，同樣體現了《諸子平議》一書的重要學術價值。又如晚清著名學者王先謙所撰《荀子集解》一書，將俞樾《荀子平議》全部採入，並大多表示贊同。楊伯峻《列子集釋》，採俞樾《列子平議》之說達72條，認爲錯
或牽強、迂曲者只有8條。這也足以說明《諸子平議》自身的學術價值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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