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教育的背景与教育法

弗莱雷的教育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那么，巴西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与弗莱雷的教育理论的产生又有什么联系呢？

在战后初期，巴西在工业发展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工厂企业不断增加，逐步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到了60年代初期，巴西工业发展水平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名列前茅，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相等，许多大庄园已变成了资本主义大农场。

在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累西腓、贝洛奥里藏特等城市已成为大工业中心。为了开发内地，在60年代初，巴西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到了中西部的巴西利亚，进一步促进了内地的开发。为了吸引外资，巴西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

尽管这一时期巴西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然而对于必须发展的食品供应、运输、教育、卫生、住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却还无暇顾及。在库比契克总统任期结束时，通货膨胀率已急剧上升，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贫富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为以后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此外，在这一时期，巴西政府并未制定任何值得注意的社会发展计划或教育计划。

在古拉特总统执政时期，巴西左派势力日益强大，政府也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符合本国民族利益的措施，如限制外资利润外流、对石油和石油产品进口实行国家垄断、对外国的一些企业实行国有化和对农业工人实行社会保险，等等。

在60年代初期，巴西教育发展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颁布了巴西第一部教育法——《全国教育方针与基础法》。

1961年颁布的《全国教育方针与基础法》，在巴西的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该法确定了全国教育的目标，规定了教育的权利，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制定了教学自由等方面的原则。该法最有影响、最具意义的一个特点是确定了教育分权化，试图建立教育行政的地方分权管理。在权力分散过程中，除了联邦继续负责管理联邦的教育体系外，也赋予各个州组织各自教育体系的权力，也就是建立“双元”教育体系，即联邦教育体系和州教育体系并存，各自管理自己的教育体系。

在60年代初，当古拉特总统开始进行激烈的改革时，巴西的右翼分子在密谋策划推翻古拉特政府。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国内的政治斗争，导致了历时两年多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以及经济危机。在这种经济和社会动荡和混乱之中，巴西的军人于1964年3月发动了军事政变，结束了巴西战后短期的议会民主，开始了一个军人独裁统治时期。国家政体的改变，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的发展，使教育逐渐转向适应新时期的发展战略。

从1964年起，巴西处于军人统治时期。在军人执政时期，军政府将稳定巴西的政治和发展经济作为其主要任务。为了稳定政局，军人政府全面修正了宪法，颁布了《制度法》，规定总统有权解散议会，有权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使总统大权独揽。为了控制巴西民众对军人统治的强烈不满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产生的经济问题，军政府实施军人独裁。这一时期巴西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中央高度集权，不讲民主；依靠镇压手段逼迫人民远离国家政治生活；强调国家安全；发展民族主义等。到了60年代末，通过高压政策巴西军人政权趋于稳定。(www.xing528.com)

然而，这一时期巴西执政的军人，已不同于过去那种代表封建寡头和外国资本利益的独裁者，他们具有振兴和发展巴西经济的愿望，他们依靠强权，大力推行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发展策略上，军人政府注重与一批高级技术专家合作，制定全国经济发展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引进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控制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使巴西的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从1967年到1974年，巴西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已名列前茅。1973年，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巴西经济实际增长了14%，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奇迹”。

巴西军人政府制定的发展政策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然而，巴西人民的收入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重新分配，各地区之间以及本地区内部在社会福利、经济收入方面的巨大差异并没有缩小，因而，巴西的社会问题依然很严重。实际上，巴西存在两种社会：一是北部和东北部的传统的、农业的、落后的地区；另一是南部和东南部的现代的、工业的、发达的地区。即使在同一地区内，也可以看到明显的贫富差别。

这种差别也深深地影响到教育，使巴西的教育发展也极不平衡。巴西北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教育与巴西南部地区和东南地区的教育，在教育投入、教育设施、教育条件、教育质量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即使在同一地区，城市与农村的教育差别、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差别依然很明显。从这种教育差别状况中，中上阶层的子女受益最大，而下层的子女由于不利的家庭经济状况，或处于教育不利地位，或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产生了严重的教育机会不均的情况。

这种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巴西的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远远没有达到，在东北地区7～14岁儿童的入学率甚至连50%也没有达到。更为严重的是巴西小学的留级率和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巴西教育中的一个痼疾。巴西政府本来对教育的投资就有限，再加上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和大量资源的浪费，造成了大批穷人的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使原来已有大批文盲的巴西又增加了大量的新文盲。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日益恶化。

在巴西这种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实，而统治者又用主流文化来强化这种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出现了要极力改变这种不民主、不公平的社会状况，主张要使广大民众“觉悟”，要培养他们的“批判意识”，用民众主义来反对主流文化的统治的思潮。民众主义在巴西已有很长的历史，从30年代到60年代，好几任总统均奉行民众主义的政策。

根据巴西社会现实，结合个人多年的扫盲教育实践经验，弗莱雷提出了他的解放教育理论，将教育看做政治，要通过教育来激发民众觉悟，批判主流社会的统治。弗莱雷的思想适应了当时巴西社会发展中的一部分需要，得到了广大民众和社会激进运动者的热烈拥护。

实际上，弗莱雷的教育理论已超出了纯教育的范畴，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因而也招致了军人政府的仇视，迫使弗莱雷远离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