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董事组织及领导

新加坡早年华人社会中，各个方言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袖。从早期的庙宇到后来的会馆，领导机构虽然有所改变，但是方言群体在组织上的界限始终如一。这已经是近乎常识的事了。1906年中华商务总会成立，即后来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总商会一方面向所有籍贯的商人敞开大门，因此形成了一个跨越帮派的组织。另一方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总商会的领导层又是按照帮权来分配，所以长期以来又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权现象之折射。由于其会员制的开放性，以及领导层分权制度在当时的合理性，这个商人机构后来便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主要领导者。在商务总会成立之后没几年，当时出任商会正总理的廖正兴（1874—1931）倡议成立实得力孔教会。而实得力孔教会，如前所述，也是跨越方言群体界限的。

实得力孔教会的第一届临时董事之名单可参考《实得力孔教会前期史简述》一文。第二和第三届董事会职员和一般董事名单如下：

表1　实得力孔教会第二届（1927—1931）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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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实得力孔教会第三届（1933—1941）董事会

实得力孔教会的董事们虽然来自各个方言群体，但如果按照籍贯加以进一步分析的话，会透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请见表3、图1、表4、图2、表5。

表3　实得力孔教会首届董事会籍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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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得力孔教会首届董事会籍贯分析（百分比）

表4　实得力孔教会第二届董事会籍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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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实得力孔教会第二届董事会籍贯分析（百分比）

表5　实得力孔教会第三届董事会籍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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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得力孔教会第三届董事会籍贯分析（百分比）

如果按照各籍贯的董事人数来说的话，则实得力孔教会董事会基本上是由福建籍和潮州籍的商人所组成。福建籍的董事在三届占约五至六成不等，而潮州籍的董事占约二至三成不等。两帮人士就已经占了董事会约七至八成的人数。从福建籍占多数的角度而言，这个构成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以福建人居多的客观现实。更有趣的是，这个构成和闽、潮两帮在中华总商会的代表权遥相呼应。在总商会以帮权分配董事的年代，福建帮占近半，共14席，而潮州帮是第二大帮，占9席。若将两帮加起来，则中华总商会的闽、潮两帮就已经占了约四分之三。[5]我们知道实得力孔教会早期和中华总商会的关系非常密切，按文南飞的统计，实得力孔教会16名第一届临时董事中，就有13人在当年同时也是中华总商会的董事。而在第二届38名董事中，又有20人是同时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的。此外，实得力孔教会的董事中至少有7人曾经出任过中华总商会的会长。[6]

在实得力孔教会这样的民间团体中，领导层的角色自然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董事会内部的董事分布和当时华人社会的帮权分配如此呼应时，实得力孔教会的领导核心是否也与此现象紧密相关呢？

表6　实得力孔教会第二届董事会职员籍贯分析

表7　实得力孔教会第三届董事会职员籍贯分析

如果不计林金殿时期的过渡时期董事会格局，而只是将焦点锁定在第二和第三届的董事会职员上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依然是潮、闽两种籍贯背景者在发挥主要的影响。

实得力孔教会的董事除了与中华总商会关系密切之外，他们当中其实也以商人居多。孔教会董事的构成和中华总商会的构成如此相似，这不禁让人开始质疑，虽然入会者是“无论何色人等”，但在领导层面，则依旧是帮权逻辑在发挥作用。此外，因为有不少孔教会董事同时是中华总商会的董事，而不少孔教会董事也同时不是孔教会的活跃人士，这又让人推想，许多名列实得力孔教会董事会名单的商人们，其实是被动植入的。此外，虽然《章程》规定每年选举，但实得力孔教会并没有严格执行，其董事会总共只有三届。基于上述两点，则难免会让人们推论实得力孔教会董事会是比较被动和象征式的。如果是这样，则身为领导层的职员其实就是实得力孔教会的灵魂。孔教会会务的推动，孔教会的兴衰荣辱就十分紧密地维系在他们身上。这就难怪蔡多华在回忆孔教讲经会和《国粹日报》的终结时，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中几位董事的谢世。就实得力孔教会而言，除了客观环境所提供的机会或造成的限制外，在其发展的历程中，人的因素更为关键。

虽然在实得力孔教会的领导层中，福建董事占多数，潮州董事其次，而且职员基本上就来自潮、闽两帮，但是潮州领袖的角色和参与度恐怕应该更大。毕竟除了林金殿的过渡型时期之外，实得力孔教会的其他两位会长均是属于潮州籍的。其实，加入董事会是付出较少成本之参与形式，到了筹资兴办《国粹日报》时，就真的需要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了。在《国粹日报》的211股股本中，投资的股东又是哪一些籍贯背景呢？

表8　《国粹日报》股东籍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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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国粹日报》股东籍贯分析（百分比）

虽然我们无法辨识所有股东的籍贯来历，但是就可以掌握的资料看来，潮籍人士的投资是占多数的，闽籍仅次之。所以，虽然福建董事人数比较多，反映了当时华人社会的帮权面貌，但是就实得力孔教会而言，无论主导会务的会长，或是投资《国粹日报》的股本，还是以潮州人士为主。所以当陈焕章来函敦促实得力孔教会将所筹得的款项汇往香港时，还特意找来旅港潮州八邑商会会长陈子昭在信后签注。这极有可能正是因为陈焕章认识到了实得力孔教会的领导核心以及资金来源的本质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