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晚期：开创新论，通经致用

德川晚期是日本江户春秋左傳學走向全面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研究著作劇增［據《江户漢學書目（稿）》統計，此一時期日本儒者的春秋左傳學著作有一百餘種］，遠超德川前中期，而且從研究陣容來看，衆派飆起，蔚爲大觀，顯示了春秋左傳學極强的生命力。此一時期的日本春秋左傳學研究，既打破了林氏官學統治地位的限制，也打破了古學派一統江山的局面，各派秀杰人物俱有無愧時代、彰顯時代研究風潮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德川晚期的日本春秋左傳學繁榮局面之形成，雖然是德川前、中期學術積累的空前突破，但是也不能忽視清代考據學對其所産生的重要影響。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日本春秋左傳學研究仍以考據爲主導，對經傳義理的闡述雖已破土萌芽，但是從著作比例上看，并無明顯優勢。而且，即便是某些著作中摻雜著對經傳義理的闡釋，也必是建立在考據的基礎上的，其考據與義理阐发往往并不縝密与翔实。從時間上看，日本德川晚期大致與中國清代中期相當。在經歷了清代前期的義理向考據轉變之後，清代中期，考據學逐漸形成一統天下之局面，關於春秋左傳學的研究，則有建立在考據基礎之上的校勘《春秋》經傳、對杜注和孔疏的批判攻研、創辟新注新疏。[18]日本此一時期的春秋左傳學深受清代考據風氣之影響，是不容置疑的现實，這在下文中會有論述。

德川晚期的春秋左傳學著述頗豐，其中龜井南冥、龜井昭陽父子及增島固、帆足萬里、東條一堂、海保漁村、安井息軒等人的研究各具特色，值得重點論述。

龜井南冥（1743—1814），名魯，字道載，通稱主水，號南冥。出生於築前國姪浜（今福岡市），是德川日本著名的儒者、醫生、教育家、漢詩人。南冥爲村醫龜井聽因的長子，青年時期，曾師從黄檗僧大潮元皓，其後赴京都轉益吉益洞，再後來師事萱園學派（古文辭學派）永富獨嘯庵。轉益多師、廣取博求的經歷使南冥奠立了雄厚的學問基礎。南冥的《春秋左傳考義》是建立在他刻苦讀書、認真比勘的基礎上的著作。這部書以批評、駁斥杜注爲主要内容，揭批杜注疏誤凡一千七百一十八條，并條分縷析、辨别考證。同時，南冥的這部書也兼顧《春秋》經傳的文學、史學特質，對經傳内容有文學點評、史實探研。可以説，這部書體现出南冥綜合的學術修養。此著後被竹添光鴻的《左氏會箋》引用，惜光鴻未作説明。

龜井昭陽（1773—1836），名昱，字元鳳，號昭陽，亦號空石，通稱昱太郎，築前人，龜井南冥的長子。昭陽幼承家學，十九岁入德山藩鳴鳳館，師從島田藍泉。次年，寬政異學之禁起，南冥被免除了西學甘棠館教授職務，昭陽受命任西學訓導。寬政十年（1798），唐人町（今福岡市内）發生火灾，甘棠館被焚燒殆盡，藩議西學不得再建。昭陽於是徙居百道林（今福岡市早良區内），開設私塾授學，以課徒著述終其一生。昭陽既承家學，亦具天賦，經學造詣深邃。其《左傳纘考》皇皇三十卷，部帙甚巨。昭陽撰著此書廢寢忘食，日記亦不暇寫作，故自開筆至校讎完畢之總時長不過五年，於此足見昭陽學殖之深厚、秉性之强毅。昭陽以爲孟子以下之儒學盡皆不純，而《左傳》則是一部純正的儒學經典，故下大气力攻研此書。昭陽撰作《左傳纘考》既是克紹箕裘承續南冥之衣鉢，也是自身多年勤苦攻讀《春秋》經傳之心得的集中呈现。昭陽的《左傳纘考》“博引旁證，爬羅抉剔，洪纖靡遺，蔚成大編。和、漢古今先傳舊説可取則取之，可駁則駁之，若《公羊》、《穀梁》、杜預、胡安國、郝敬、秦鼎等豪（毫）無所假借，務發揮其新得”[19]。昭阳治學如此精博，成就如此巨大，也就難怪被後人評爲“視之清儒毛奇齡、閻若璩諸人聯鑣而齊驅，未知其孰軒孰輊也”[20]。

龜井南冥、龜井昭陽打開了大面積攻擊、駁斥杜注的《春秋》經傳研究格局，但是限於古文辭學派的治學家法，父子两人在《春秋》經傳的義理闡釋上建功不多，這就爲後來者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增島固（1769—1839），字孟鞏，號蘭畹，通稱金之，江户晚期儒者。增島固是德川幕府書物奉行增島灃水的長子，屬於朱子學派儒者。受家學之熏陶，增島固於寬政九年（1797）應試中乙科，十一年任大番，受禄二百苞。文化十一年（1814）任幕府儒員。天保十年（1839）卒，享年七十一岁，斂骨於淺草乘滿寺，著名學者古賀侗庵爲其撰《墓志銘》。與龜井南冥的《春秋左傳考義》類似，增島固所著的《讀左筆記》亦以反駁、糾正杜注爲主要内容。但與《春秋左传考義》不同的是，增島固對傳文的解讀更細緻，探索更深入，而且往往爲了解釋一句傳文便撰文數百字，力求駁論有力，行文脉貫前後，解釋深入透闢。從《讀左筆記》中，我們頗能見出這位江户後期儒者渴望擺脱固有經學研究傳統的努力。(www.xing528.com)

帆足萬里（1778—1852）是德川日本獨立學派的一大驍將。他學問鴻通，涉獵多門，舉凡經學、史學、醫學、天文學、物理學、經濟學，靡不諳曉，又精通日语、漢语、荷蘭语三種語言，故其學術視野極其廣闊，一生著述二十餘種，是溝通江户與明治兩個時代、具有承前启後意義的一代通儒。帆足之《春秋左氏傳標注》既有對《春秋左氏傳》文意之闡發，亦有對經傳文本之疑議。他對《春秋左氏傳》的標注，大略可分爲以下五個方面的内容：第一，關於具體文字、語詞的解釋。帆足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往往能够在别人不留意、不經心的地方發现疑難之處，進而摇筆釋詞，脉貫文意。第二，闡釋隱微，疏通句意。由於經傳文字時或過簡，後世讀者不易洞明其意，往往需要在關鍵處闡幽發微，方可消除閲讀阻拒感，這也是帆足此書用力之所在。第三，考釋奇僻名物。對於經傳中出现的怪奇生澀的名物，帆足則旁征其他典籍以疏明其意。第四，抉示褒貶，申明經義。清人方苞（1668—1749）在其《春秋通論序》中云：“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21]《春秋》經文所獨具的書法，非經深研細探不易解明其義，帆足的標注於此亦頗致力。第五，申左氏之誤，疑經文之僞。此一點在帆足的標注中尤其顯明，是帆足此書的重大特色，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説是其撰著此書的宗旨所在。以上五個方面，既有考據的内容，亦有義理的闡發，而對經傳原文的懷疑則體现出著作者不迷信、不盲從、力求開拓研究路徑的治學精神。

東條一堂（1778—1857），名弘，字子毅，通稱文藏，幼字和七郎，江户後期折衷學派儒者。所謂“折衷學派”，實際是“在朱子學派和陽明學派、古學派相互的思想鬥争之中，有不滿此種傾向，而另主張在各派之中取長補短獨樹日本的儒學旗幟的”[22]學派。生於上總（今千葉縣），初事皆川淇園，後與佐藤一齋、尾藤二洲過從較多。東條一堂壽登大耄，他生於安永七年（1778）十一月七日，卒於安政四年（1857）七月十三日，享年八十岁。東條一堂著有《左傳經解》十三卷六册、《左傳注釋》一卷、《左傳筆記》四卷一册、《左傳標識》、《左傳文華》一册、《春秋左氏傳解》一卷、《春秋左氏傳知言》四册。在德川日本學者中，東條一堂的春秋左傳學著作數量之多，實屬罕見。

此處簡述其《左傳標識》的特點。《左傳標識》是一部深受清代考據學影響的著作，从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説，《左傳標識》就是對清代春秋左傳學考據著作的一個擇要彙集。東條一堂的《左傳標識》以駁正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爲主要職志，在反駁杜注的過程中主要通過排比前人觀點并酌加按語來表述自己的思想。東條一堂征引的中國古書中，除孔穎達的《正義》外，主要爲清人著述。比如，總論部分引據朱彝尊《經義考》中關於《春秋》經傳的論述，正文中則較多地引證了沈彤（1688—1752）《春秋左傳小疏》、臧琳（1650—1713）《經義雜記》、焦循（1763—1820）《春秋左傳補疏》、江永（1681—1762）《群經補義》、馬宗璉（姚鼐的外甥，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於乾隆年間）《春秋左傳補注》、顧炎武（1613—1682）《春秋杜解補正》、王引之（1766—1834）《經義述聞》、惠棟（1697—1758）《春秋左傳補注》、崔應榴（字秋穀，生卒年不詳）《吾亦廬稿》、陳壽祺（1771—1834）《左海經辨》、顧棟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洪頤煊（1765—？）《讀書叢録》等。以上清人著述，多爲考據學經典，於此足見清代考據學對《左傳標識》之影響。

特别值得一説的是，東條一堂此書對焦循《春秋左傳補疏》將杜預生平與杜注關係結合起來進行“摘奸發伏”的觀點表示贊同。焦循以爲杜注有爲司馬氏父子篡權掩飾的成分，遂在其《春秋左傳補疏》中大暢其論，“摘奸發伏”；《左傳標識》左袒焦循之説，通過懷疑、否定杜預的人格、品德來攻擊、駁論杜注，進而達到動摇杜注地位的目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説，焦循通過攻擊杜預人格，進而攻擊杜注，是欲從根本上否定杜注；東條一堂左袒焦循之論，其命意与焦循大略相似。這體现出德川晚期儒者力求突破舊的經學研究傳統，渴望建立新的經學闡釋體系之用心，雖然深受清代考據學影響，却也不能不説是江户晚期特殊的時代氛圍以及德川前、中期經學研究之大勢使然。

海保漁村（1798—1866）是德川日本折衷學派的一大要員。折衷學派主張在各派之中取長補短，這也就難免打上其他學派的烙印，更何况，德川儒學宗派之間本來就并非壁壘森嚴、勢同水火。事實是，海保之學脉承乃師大田錦城（1765—1825），而錦城的學派歸屬即或以爲折衷，或以爲考證。折衷學派的性質，正如朱謙之所言：“重訓詁考證。”“名義上不但非漢學和宋學的折衷，且非伊（按：伊藤仁齋）、物（按：物茂卿，亦即荻生徂徠）之學的折衷；事實上則此所稱日本的儒學，仍不外吸取伊、物遺風，而加以批判，對古學派作了若干修正。”[23]海保關於《左傳》的著作，有《左傳正義點勘》三卷、《左傳補證》八卷，惜乎異邦文獻，覓索爲艱，故此處只能借助其短篇論文《左傳作者後辨》以覘海保左傳學之一斑。海保的《左傳作者後辨》，本是考證《左傳》作者的一篇論文，文章并不甚長，取徑却頗爲獨異。海保以對勘文句的方法，將《左傳》和《論語》中相似相類的語句條列而出，藉此來考證《左傳》實際對《論語》多有因襲，進而申明《左傳》與左丘明之間的關係。值得重視的是，海保憑藉其深厚的經學功力，將《左傳》與《論語》之文對勘，後文且有分析、比較两者類似語句之意義異同的内容，充分體现出海保對這兩部經典的精熟。至於從文句對勘的角度，能否得出孰先孰後的結論，私意以爲，尚難定讞。對《左傳》作者的考辨原本是個老問題，但是從對勘《左傳》與《論語》句辭的角度來深入闡發論證，似乎尚屬海保之獨創，這亦體现出德川晚期儒者力求突破前人、打破故有經學研究模式之用心。

伊藤馨（1806—1870），字子德，號鳳山，俗稱大三郎。伊藤馨是德川日本晚期儒者，生於文化三年，卒於明治三年。伊藤馨生於羽後國酒田本町三丁目（今山形縣酒田市），其父伊藤維恭，一面懸壺濟世，從事醫業；一面開館授課，經營鹿鳴私塾，傳播儒學。[24]因此，伊藤馨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伊藤馨的《左傳章句文字》是一部極其精嚴細緻的春秋左傳學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伊藤馨咬文嚼字，甚至有吹毛求疵之嫌。他通過反復考證、比勘，來校驗、駁正前人注疏中的謬誤，尤其針對杜預的左傳注多有發抒，持論每與征南相敵。伊藤馨的這部著作乃日積月累而就，微觀發明甚夥，宏觀論述極寡。它成書於嘉永四年（1851），彼時伊藤馨四十六岁。伊藤馨的《左傳章句文字》，其中對杜注的詆斥體现出其鮮明的時代性，以及深受清代學術影響之特征；其字斟句酌、咬文嚼字、專事考據、不遑義理的治經方法，則尚爲前一時代學風之遺緒。這正説明學術的發展是漸進的、曲折的，體现出德川日本春秋左傳學研究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