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接受我们的采访前，焦宪庆校长特意从办公桌前搬来一把椅子，坐在我们对面，他解释说：“这样大家更随意一些。”的确，他的举动大大缩短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我们的交谈甚是融洽。
“我的青少年时代，恰逢‘文革’，盼望读书，却没有得到更多更好的书和教育。1966年我随祖父母在西安上小学，刚上三年级，‘文革’就开始了。祖父母因为家庭成分高而受冲击，被抄了家，遣送回老家山东农村。我便随着转到村办小学读书。五年级毕业上了初中，农村学校也成天搞运动，写大字报，教材也很简单。
“1971年，我初中毕业后，要上高中，得推荐。按我的家庭背景，肯定没戏。不过，祖父确实相信了‘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希望孙子能不受影响上完高中。但奔走呼告了半年也没结果。我辍学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那时候，祖父身体不好，曾因胸膜炎做手术取了两根肋骨。祖母每天为他换药。家里经济状况很不好，但祖父东拼西凑弄来各种书，包括一些线装书。祖父每天手不释卷，这也深深影响到我。我从小学开始就读‘文革’前的语文、历史等课本，读《济公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老残游记》《中华活页文选》和“三言二拍”，什么侠义小说、言情小说、公案小说等等，只要有的，拿来便看。《三字经》就是那时候背下的。
“1975年祖父去世。1976年1月，父母将祖母和我接到了兰州。随后我在金昌的一家化工厂干临时工。1977年恢复高考，因户口没转好，我没考试资格。1978年高考，因为有老家读书的基础，文科成绩很不错。”
选什么学校呢？焦宪庆校长觉得自己小时候丧失了学习机会，春华时没能得到雨露滋润，很遗憾。他一向将老师看作知识的化身，很神圣。于是选择了师范。毕业后在厂办学校教书。(www.xing528.com)
1982年前后，中国最早下海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家里买了电视、录音机等几大件，企业工人也是高工资，老师依然清贫。厂领导见他课教得好，文章写得也不错，就动员他别教书了，说来厂办会有大出息的。可他还是喜欢教育，喜欢教书。
人事关系在厂里，往兰州调动就相对容易些，不过还是要在市政府会议上通过。一位领导看了焦宪庆老师的材料，希望他到市政府当秘书。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事，很多老师跳槽转到行政或企业，可焦宪庆还是喜欢当老师教书。
“任它社会变化，我自有一技安身！”1984年1月，焦宪庆调到了兰州十四中，继续当他的老师。备课，他孜孜不倦；教学，他倾囊相授；带班，他全力以赴。“文革”时，小小的他陪着祖父挨批斗，知道被人伤害是啥滋味。所以他将心比心，上课带班，从来不伤学生自尊。家长称他“开明皇帝”，连带四届班主任，学生说：“焦老师从来不撅人（撅人：兰州方言，意思是让人当众难堪）。”后来因带班有方，教学成绩突出，被提为教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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