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反对过度劳民，主张节用爱民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为抵御敌国来犯，动用了大量民力修筑高墙深池；同时，统治者为满足自身穷奢极欲的生活，也要大量征用民力。晋大夫叔向说晋国的情况是：“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 （《左传·昭公三年》） 齐国亦如此。民力的过度使用，使人民疲惫不堪，无暇顾及生产，人民生活痛苦，惹得天怒人怨。孔子认为 “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述而》）。这表明孔子认为固陋虽比奢侈略好一些，但实际上不是太过就是不足，两者都不理想。而真正要做的是 “节用而爱人” （《学而》），即节约开支，为民省财。如鲁国改造扩建国库的库房，孔子的学生闵子骞说，没有必要改造。这符合孔子节用爱民的主张，所以孔子很是赞赏。“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先进》）

在东方式农业经济条件下，人力的征用是必要的。孔子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一般不反对 “使民” “劳民”。他甚至认为统治者必要地、正当地 “劳民” 是统治者 “仁民” 的体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宪问》） 他还认为，必要地 “劳民” 是对民真正的爱，可以起到化民为善的作用。孔子及其弟子强调，统治者适度地 “劳民” 是必需的：“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子张》） 但孔子及其弟子反对过度劳民。从爱民思想出发，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学而》） 他主张轻役，减少人民对国家的服役时间，以便人们有更多足够的与合适的生产时间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提高生产率，增加劳动成果。因此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认为，力役之征必须用于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情上，而不能用于供统治者享乐的高台深池，这样才是 “使民也义” “择可劳而劳之”。“使民以时” 即征用民力要在人民自己所从事的农工百业的正务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这正是孔子 “惠而不费” 的 “时使薄敛” 的富民、爱民措施。

孔子慎力役、爱惜民力的思想，成为后世儒家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在抑制统治者穷奢极欲，减轻人民徭役负担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孔子主张周急济贫，而不继富。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 请益。曰：“与之庾。” 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雍也》）(www.xing528.com)

公西赤出使齐国，冉求为他的母亲请求米粮。孔子认为给他六斗四升就足够了。可冉求认为太少，请求增加。孔子的意见是，最多只能再加二斗四升。然而冉求还觉得太少，索性自己给了公西赤的母亲八十斛（八百斗）。^[6]孔子针对这件事批评说，君子应 “周急不继富”。意思是说，像公西赤这样的人，原本已很富有，实不应再为他母亲做不合理的增益了。孔子赞扬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另有一例：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雍也》）

原思是孔子在鲁国做司寇时的家臣，孔子给他的薪俸是米粮九百斗。^[7]原思认为太多，不愿接受。孔子却要他不必辞其多，尽可把它分送给贫乏穷困的邻里同乡。这不仅表示孔子认为合理应得的财富，不必辞让，而且也显示他周急济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