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文化对比

张文安

竞技体育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人类学相关研究显示，原始部落即以格斗等竞技方式决定酋长的产生。^[1]而且，早在公元前3千纪的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就出现了摔跤、击剑等竞技体育形式。竞技体育是在已有规则和程序下对人类自身体能与运动潜能的最大展示，竞争精神是其本质所在，但不同文化对这种竞争精神所持的态度大不相同，因而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我国的先秦两汉时期是中西方两大文化类型的形成时期，古希腊时期的摔跤、拳击和搏击与先秦两汉时期的射礼分别代表着中西方两大文明古典时期的竞技项目，彼此形成的竞技体育方法和竞争精神具有显著差异，从而对后世各自文明中体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各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笔者拟从文化史学角度试作探究。

竞技体育与一般民众娱乐游戏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在一定竞赛规则和程序下完成的对抗性比赛。古希腊奥运会中的竞技体育项目主要包括摔跤、拳击和搏击三种，每一种都是个人之间以裸体形式进行的比赛，没有团体比赛。每一种都有严格的比赛规则，公平性是西方比赛规则的突出特征。

这种公平性首先反映在比赛选手的配对上。摔跤、拳击和搏击都是以锦标赛的形式进行的，有时候要进行很多回合，每一回合的配对严格采用抽签的方式。从公元前2世纪的一则文献可见古希腊竞技体育中竞赛选手的配对方法：体育官员赛前在银缸内放置写好编码的两组铭文，运动员在向宙斯神祷告后伸手抽取缸内的铭文，裁判员把持有相同编码铭文的人分成一组。^[2]这是一种以抽签决定选手配对的方法，最大限度上维护了比赛的公平性。每一回合都要重复这种方法直到最后，如果在参与者中间出现奇数，就意味着轮空，也就是这位选手没有对手，他将休息两次甚至多次。虽然原始资料对此没有记载，但习俗上一直存在竞赛者只能抽到一次轮空的规则。很多铭文中出现anephedros(“没有轮空的获胜”)，它是极度忍耐和毅力的证明，是荣誉的象征。古希腊奥运会搏击冠军阿里斯顿（Ariston）这样自豪地宣称：“我的桂冠并不是碰运气的结果，而是毫不停止地战斗赢得的。我赢得了奥林匹克和宙斯的奖赏，在七个男子中，唯独我没有休息。”^[3]古希腊竞技体育比赛之前没有重量级别，所有选手均按照年龄大小分为少年组和成年组。体育裁判要在神前发誓说他们不接受任何贿赂而进行公正裁判。

获胜标准的一致也是西方竞技体育公平性的重要体现。

判断摔跤比赛获胜的标准是看参赛者是否迫使对手双肩着地。为了赢得一场正式比赛，一个摔跤手需要使对手双肩着地三次，因此最多会出现五个回合的比赛，很多希腊古典时期的花瓶图案显示教练俯身仔细查看对手双肩着地的程度。^[4]在现今的地面柔道摔跤比赛中依然采用这种规则。古希腊摔跤比赛中还一直存在另一种规则，那就是把对手扔出沙地算作获胜，它虽然不是双肩着地，但也意味着对手的失败。摔跤比赛禁止打人，但是折断对手手指和卡脖子等手段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也得到容忍。古希腊人认为，在第23届奥运会（公元前688年）上来自士麦那（Smyrna）的奥诺玛斯托斯(Onomastos)为奥林匹克拳击赛制定了规则。虽然缺乏文献证据，但这种比赛规则一直被以后几个世纪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拳击比赛所遵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拳击比赛没有循环制，选手们连续对抗，直到一个人要么承认失败要么被击倒。虽然有时候拳击手会停下来喘口气，但相互扭抱是被严格禁止的，这种规则也在一些古希腊瓶画图案中得到证实。^[5]考古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出现了禁止拳击手折断对手手指的法令，法律授权教练严厉打击这种犯罪行为。搏击（拉丁文为Pancratium）是个希腊词汇，意思是“完全的力量”或“完全的胜利”。可能更为古老的词名为“pammachon”，意思是“全部的对抗”。这些词语说明搏击允许拳击、踢、抛摔、勒颈和压扣等各种方法。当竞争者表示不愿或无法继续对抗的时候较量结束，占优势者遂为获胜方。如果双方在最后一轮比赛中还分不出优胜者，裁判们往往把桂冠授予比赛中表现最勇敢的那一位。搏击比赛明确禁止使用咬和挖两种策略。教练或裁判员用鞭子抽打比赛中挖人的选手的规则也在古希腊瓶画图案中得到证实。^[6]上述比赛规则都是为了更好地展示运动员的竞技潜能而制定的，违反比赛规则的人将被罚以重金用来铸造宙斯神像，并将犯规者的名字写在木板上置于道路显眼处以示警戒，严重者取消比赛资格。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竞技体育没有古希腊那样兴盛发达，没有出现如古希腊奥运会那样的体育盛会和节日。《汉书·艺文志》记载了这一时期流行的竞技项目有射箭、击剑、摔跤、蹴鞠等，击剑、摔跤和蹴鞠在后世文献中亡佚，我们无法了解古代比赛的详情，这里不做讨论。唯一堪与古希腊体育媲美的是一年一度朝野举办的射箭比赛，这种射箭比赛因重在展现参赛者的礼仪风度故谓之“射礼”。先秦射礼有大射礼、乡射礼、宴射、宾射四种，其中君臣宴饮之后举行的“宴射”和老朋友之间举行的“宾射”文献失载，大射礼、乡射礼见载于战国儒家文献《仪礼》之《大射》及《乡射礼》两篇，大射礼的主角是天子与宾，是天子为挑选重大祭祀前的助祭者而举办的射礼，乡射礼的主角为州长与宾，是为了选贤尊让而举行的射礼，二者级别不同，参加人员不同，但仪程基本相同，从中可以窥见先秦射礼的文化内涵。

乡射礼每年春秋在各州学校的“序”中举行，参加者有卿、大夫、士等，主持乡射礼的是德行卓著尚未获得官爵的处士。射手的配对严格在贵族之间进行，士以外的庶民没有参赛资格。儒家为了宣扬敬让之德，乡射礼中安排主人与宾配对为耦，大夫与士配对为耦，堂下众宾全部配对成耦。（《仪礼·乡射礼》）^[7]大射礼也一样，配对射耦时一般是大夫配大夫，如果大夫出现奇数，就由士侍从大夫为耦，严格按照政治地位的高低配对，“卑者与尊者为耦，不异侯”（《仪礼·大射》）^[8]。地位低的与地位高的配对的话，低者与高者共侯，不再分射不同的侯。大射礼中国君射箭不受比赛规则的限制，即使射出的箭出现偏靶或落在地上都算数，而其他选手出现这种情况均不算数，并且国君射箭时有专门人员“大射正”为其指引，如果发矢过低，就说“留”；如果发矢过高，就说“扬”；如果矢偏向左右两旁，就说过于左方或右方。（《大射》）^[9]这反映了射箭比赛最高政治家不受比赛规则制约的特殊性。周代由射礼演化而来的投壶比赛也有这种情况。投壶比赛共进行三次，每次为胜者立一马，如果以二比一获胜方是卑者，就不敢把尊长者的一马取过来，即所谓“不擢马”（《礼记·少仪》）^[10]，以显示地位低的对地位高的敬让原则。这种选手配对方式与获胜标准不像古希腊采用抽签和以年龄大小进行配对，并且遵循统一标准决定胜负的方式，而以政治身份的高低决定配对和输赢，严重违背了竞技体育的平等与公平原则。

竞争精神是竞技体育的本质和灵魂，但中西方古代文化对这种竞争精神的鼓励程度截然不同。

古希腊竞技体育崇尚“争取第一”的竞争精神。赢得第一名是最重要的，虽然小型体育节日中获得第二、第三、第四名也很重要，但在四个泛希腊运动会上只有第一名是重要的，人们最迷恋的是取得冠军。品达的《皮提亚》中描述了被击败的男孩子是无颜见亲人朋友的。赛场上，人们最欣赏的就是选手“第一回合就让对手中止比赛”的誓言。渴望获得比赛大满贯是选手的最高目标，优秀选手对平局的结果是不屑一顾的。“拳击手的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11]这则公元前1世纪称赞拳击手的铭文深刻揭示了古希腊竞技体育所崇尚的竞争精神，“藐视死亡”是所有拳击手获胜的精神信念。公元1世纪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绰号“骆驼”的拳击冠军阿格忒斯·戴蒙（Agathos Daimon）战死在拳击场上，赛前他曾向宙斯神发誓不胜利则死亡，可见“胜利或死亡”是拳击手的信念。人们对搏击手鲁弗斯的褒奖辞是“藐视死亡胜过追求桂冠”。最典型的是搏击冠军阿里喀戎（Arrichion），他为胜利付出了生命，在公元前56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后一场搏击比赛中，由于负伤的对手在倒地之前示意认输，所以最后是他赢得了比赛。作家这样描述这场比赛：“他征服的似乎不只是他的对手一人，而是整个希腊民族……他们呼喊着从座位上跳起来，挥舞着他们的手和长袍。有的人高高跃起，另一些人疯狂地把近旁的观众摔倒在地。”当阿里喀戎在比赛中即将放弃的时候，他的教练对他大喊：“一篇高尚的铭文，并不留给奥林匹亚承认失败的人！”^[12]这再次点燃了他站起来继续拼搏的勇气。竞争精神反映了古希腊贵族的价值观念。贵族通过体育竞赛中的言行举止，将个人的高贵品德、卓越才能表现出来，展现在公众面前，对于青年人和全社会而言能起到一种表率作用，能够培养青年人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素养。

中国古代竞技体育经儒家的礼制改造，重德而不尚力，这在古代射礼中得到集中体现。古代箭靶是用兽皮制成的，这种以较量射中、射穿箭靶为目的的比赛被称为“主皮之射”。孔子不愿看到“主皮之射”单纯依靠体能取胜的竞争精神，指出“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13]儒家认为要想射中目标，必须“内志正，外体直”“持弓矢审固”。“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礼记·射义》）^[14]射箭比赛更看重射手的体态姿势，如果没有射中，不要怨天尤人，更要反躬自问。孔子认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15]“揖让而升，下而饮”，强调的是射手在“上堂比射”时要遵循的一系列礼节，每一个礼节都要行敬让之礼，饮罚酒时彼此也是如此。乡射礼的射手举止更要符合《驺虞》的音乐节奏，否则不算成绩。尽管射礼是一种计算胜负的激烈竞赛，但竞争之外更强调“友谊第一”的和谐原则，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16]，“射者，所以观盛德也”（《礼记·射义》）^[17]。儒家通过射礼培养贵族成为循规蹈矩的谦谦君子，以此示范世人，从而遏制以下犯上的竞争冲动。竞技体育的宗旨在于最大限度展示选手的体能和技能，如果不争而“让”，竞争不复存在，竞技运动已经变质，胜利也就失去了意义。

竞技策略是运动员为了赢得比赛而发明的对抗技术，古代中西方因竞技观念的不同，竞技策略也有很大区别。

摔跤深受古希腊人的喜爱，它使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如此近距离地竞技，可以让竞技技术和竞技理念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它能考验人类的狡猾、大胆、勇气和毅力等很多竞争美德。古希腊摔跤达到了技术复杂的高度，每一项竞技技术都保留在现代教练手册中。肩摔、过臀摔、侧面夹头、绊腿、控制双肩和搂腰等都是古希腊摔跤中广为人知的策略，也是青年人进入角力学校深造的入门资格。古希腊有很多介绍不同系统化训练策略的书籍，考古活动发现了公元1世纪的希腊摔跤手册残卷，它是专门为运动员训练所设计的，讲述了包括肩摔等一系列高难度的摔跤技巧。^[18]这些技巧也在古希腊瓶画艺术中有生动展现。拳击是古希腊最具破坏性和惩罚性的竞技项目，菜花耳朵就是拳击手的特有标志，但是古希腊人更看重通过技术和智谋而非暴力取得胜利。直拳、上勾拳、佯攻等都是古希腊拳击手发明的竞技策略。手脚并用打击对方是搏击比赛的鲜明特征，由此产生了踢、压踝、夹头、夹腰、吊臀和攻打对手生殖器等策略。

古希腊竞技体育孕育出多种有效的竞赛策略，成为人类体育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今天依然在竞技体育场上被广泛使用。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竞技体育不太重视选手的竞技水平，而重视选手所表现出的礼仪道德，射礼、投壶比赛还必须符合一定的音乐节奏，否则即使射中也不算成绩。春秋时期，鲁国、薛国举行投壶比赛时司射告诫弟子：“毋、毋傲、毋偕立、毋逾言，若是者浮。”（《礼记·投壶》）^[19]就是说态度傲慢者、高声说话者、侧身而立者等要饮罚酒，对比赛选手的姿态设置种种限制严重抑制了竞技策略的发挥，因而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在策略上自然乏善可陈。

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在竞赛公平性、竞争精神和竞技策略方面具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受到若干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

政治制度是影响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的决定因素。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制度是城邦制度，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各自竞技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

古希腊城邦制度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随着多利亚人的大规模海外移民运动，迁移者试图建立一种有效防御和进攻外敌的制度，在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700年间，大大小小200多个城邦出现在希腊世界，各个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而成，一城一邦，独立自主，政治上互不统一，没有共同崇拜的国王，早期荷马时代的贵族君主制逐渐被奴隶制民主制度所取代。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两大著名城邦。雅典经过梭伦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贵族政治遭到沉重打击，公民大会成为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每个公民都有机会通过抽签任职，行使民主政治权力，城邦制度使得平等意识深入人心，所有贵族、公民在竞技场上都享有平等参赛和获胜的机会，竞技体育中通过抽签配对的方式正是这种政治平等性的反映。古希腊政治家普遍热衷竞技体育，除了借此提高城邦的国际声誉外，更重要的是竞技体育特有的平等公正精神正是他们反对贵族专制的力量源泉。古希腊城邦制度的瓦解与竞技体育的消亡几乎是同步的。公元前5世纪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严重动摇了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体制，公元前4世纪城邦间的争霸战争导致各邦作战主要依靠雇佣兵，金钱驱使贫苦破产的希腊人成为职业运动员，比赛奖励用金钱取代了橄榄枝，竞技体育比赛中营私舞弊之风盛行，西方古代奥运会终于在公元394年宣告消亡。

中国夏商时期的国家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自武王伐商建立周朝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20]。为了有效管理地域广阔的国家，周朝政治上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21]，社会等级森严，“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22]，各级之间不得僭越。特别是周文王制礼作乐，以严密的周礼防范各级诸侯贵族以下犯上和对权力、财产的争夺欲望。这种政治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竞技体育的开展，射礼的选手配对只能限于贵族群体，贵族之外的庶民是被绝对排除在外的，国君享有不受比赛规则限制的最高特权。贵族之间的竞技也遵循敬让原则，比赛是以政治身份决定配对和输赢的。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得到强化，官僚等级制取代了周代的贵族等级制，射礼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由射礼演化而来的投壶在上层贵族中广为流行。封建等级政治制度严重扼杀了投壶游戏的竞技冲动。投壶要求比赛双方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才算投中，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即使投中也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罚，不胜者饮酒，投壶动作要遵循音乐《狸首》的节奏。投壶不但继承了射礼的仪节，而且继承了射礼正己修身的礼义。“夫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观夫临壶荷矢之际，性无密莫不耸然恭谨，志守中正，虽不能久，可以习焉，岂非治心之道欤？”^[23]投壶游戏维护封建等级的旨趣一目了然。汉代的蹴鞠比赛虽然有“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的比赛规则，但培养选手“端心平意，莫怨其非”（李尤《鞠城铭》）^[24]。这种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目的丝毫没有改变，因此，摔跤（“角力”）、蹴鞠等竞技项目逐渐沦落为秦汉宫廷和大众娱乐的工具就成为必然现象了。

战争因素是影响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动力。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事物，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国先秦两汉时期都存在频繁的对内对外战争，为了有效防御敌人以及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训练士兵使其勇敢善战成为竞技体育运动的共同目标。

斯巴达和早期罗马选择让国民保持永久的战争准备，雅典更大程度上依赖市民身体和精神上做好紧急集合的准备。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城邦作战一般依靠重步兵方阵组成的编队，战争的成功取决于破坏敌人方阵而尽力使自己保持完好队形，而当时的盔甲重达50磅，尖利长矛是重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这就要求士兵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雅典立法者梭伦解释说：“我们训练年轻人参与体育竞技不只是出于他们有能力获奖的竞争方式——他们之中极少人能比赛到最后，而是要为整个城邦和青年人本身获得某种更伟大的东西。”“王冠本身承载着人类的幸福，也就是说个人与国家的自由、财富和光荣。”“我们训练我们的青年人，想要把他们培养成保卫城邦的士兵，通过他们我们生活在自由的世界，战胜那些来犯之敌。”^[25]普鲁塔克坚持认为“所有体育运动（拳击、摔跤、赛跑）都是对战争的模仿和训练”^[26]。他也得出竞技体育与徒手格斗有关的结论。古希腊的很多体育冠军都被选拔跟在将军身边，并在战场上有杰出表现。尼米亚五项全能冠军阿尔戈斯的欧律巴忒斯（Eurybates）是一个城邦的将军，他独自在战斗中顽强拼搏了很长时间；派里恩的奥运会搏击冠军普罗玛其斯(Promachos)在科林斯的战斗中表现英勇。这些胜利清晰显示出体育运动和军事斗争是相辅相成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在以弗所为他的军队创立了体育项目和军事训练都要服从竞赛的制度，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冬季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古希腊还出现了很多青年俱乐部，也就是一群完全献身于体育文化的自由青年从事体育和器械竞赛。有关运动员的体育荣誉铭文中有的与士兵铭文的风格类似，赞扬了他们的顽强和耐力。与士兵一样，运动员也可以获得公共葬礼。

中国古代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27]，战争是与祭祀并列的两件国家大事之一，战争因素直接影响着竞技体育运动的开展，其中射箭因在战场上被广泛使用而最受重视。西汉时期征伐匈奴和西南夷等内外战争频繁，《汉官仪》：“民年二十三岁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28]射箭是后备兵首先要学习的本领，李广之孙李陵“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29]（《汉书·李广传》）。汉景帝时晁错论述汉匈战争形势时说：“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汉书·晁错传》）^[30]鉴于汉军骑射水平不及匈奴，所以军队中骑射训练更受重视，李广、甘延寿、赵充国、傅介之、公孙贺等都是精通骑马和射箭技艺的骑射高手。《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兵技巧”类收录的体育文献有：《逢门射法》2篇；《阴通成射法》11篇；《李将军射法》3篇；《魏氏射法》6篇；《强弩将军王围射法》5卷；《望远连弩射法具》15篇；《护军射师王贺射书》5篇；《蒲苴子弋法》4篇；《剑道》38篇；《手搏》6篇；《蹴鞠》25篇。^[31]这些射箭、搏击、蹴鞠竞技项目显然属于军事领域，可见军事对竞技体育的强大影响。

竞争价值观也是影响中西古代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古希腊人热爱竞争胜过其他民族，竞争社会的需要促进了竞技体育的蓬勃发展。古风时期的文献展示出各个部落社会都崇尚竞技比赛，《荷马史诗》中记载的竞技项目有赛车、赛跑、跳远、摔跤、拳击和投掷铁饼等。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进入一个赛会时代，竞赛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生在世，没有什么能比以双脚的速度和双手的力量所赢得的荣耀更伟大”（《奥德赛》）^[32]就是这种价值观的集中表述。竞赛活动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涉及社会中的医疗、贸易、艺术、手工业等各个方面。竞赛甚至从悲剧、喜剧剧作家的比赛发展到可笑的吃、喝、选美及接吻大赛。竞赛为每一个人愿望的实现和潜能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时期运动场是希腊人社会生活的主要中心，即使最不起眼的城镇也有很多体育场，贵族和年轻人在那里从事日常体育训练。赛车比赛是和平年代所有竞技项目中级别最高的，它不适合在单个城邦范围内举行，当多个城邦集体参与这项赛事的时候，泛希腊特征的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公元前776年的雅典应运而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文化现象了。

中国古代文化是建立在封建礼制基础之上的，政治上的“大一统”严防社会出现僭越礼制的竞争行为和欲望，敬让是礼制时代崇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礼记·曲礼》生动反映了礼制时代社会各阶层匍匐在礼仪规范下的生活状态。周代诸侯们举行射礼前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则必先行乡饮酒礼，理由是“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而射礼时要求“进退周还必中礼”，而且要符合一定的音乐节奏，理由是“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33]。显然，以礼仪法度改造而成的射礼旨在“以习礼乐”，树立诸侯的等级观念，严防危及统治秩序的“暴乱之祸”。除了集体举行的射礼外，诸侯朝见天子的聘礼也彰显着浓郁的等级观念。“故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弗亲飨、食也，所以愧厉之也。”社会中身体素质优秀的人士常常被选拔而承担射、聘之礼，理由是“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其有行者，贵其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仪也。故勇敢强力之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礼记·聘义》）^[34]。由于礼制时代社会缺乏竞争的风气，竞技体育运动缺乏名副其实的舞台和公平的评判标准及奖励政策，这些具有“勇敢强有力”运动员素质的人们只能在繁重的聘、射之礼中充当脚夫力役而发挥自身的最大潜能了。“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35]“勇”“刚”本来是竞技选手的必备素质，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缺乏竞争机制，儒家惧怕这会导致“乱”“狂”的危害，所以提倡“学礼以制之”。崇尚敬让的社会价值观只能使竞技体育沦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角力、蹴鞠等体育项目逐渐向养生和娱乐方向发展就不难理解了。

文化没有高低之分，都是人类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创造出来的。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差异显著，但都适应着彼此古代文化的整体性并承担着为文化整体性服务的功能。今天的国际竞技体育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竞技体育的法则基础之上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已成为历史，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已把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现代化强国更需要建设强国体育，如何理解奥运精神，如何振兴中国竞技体育，认识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的文化差异对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无疑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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