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学刊》创刊40年：回忆难忘岁月

徐仪明

1982年夏天我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不久就来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编辑部工作，直到1986年底调回老家开封，在这里计有4年多时间。这是我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我一直把《中州学刊》视为自己的“娘家”，充满无比的亲切之感，怀有无限的思恋之情。在这里留下了我青春岁月的脚印，有着许多难以忘却的日子值得回忆。我觉着在这里的4年比我在复旦读书的4年收获更大，学到的东西更多，不少学术界的泰斗，过去只能读他们的书，而在《中州学刊》因为工作的关系能够直接与他们对话，向他们请教，向他们约稿。其中以中国哲学史界的著名学者拜访过的最多，比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邱汉生先生、萧萐父先生、张立文先生、葛荣晋先生等，我都到过他们府上拜谒，聆听教诲，受益匪浅。我们本省的著名学者胡思庸先生、冯憬远先生、崔大华先生、姚瀛艇先生等，更是能够追随左右，可以说时时处处都会得到他们的耳提面命。我在学刊的老领导、老同事张静波先生、徐必珍先生、王宗虞先生、吕凌先生、冷柯老师、李湘先生、张天周先生等给予我许多关怀、指导和帮助。这些都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当刘菡同志要我写一篇回忆录，以纪念《中州学刊》创刊40周年这个重要的日子，我推掉了手头的其他事情而欣然从命。我觉得尽管自己不过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中州学刊》是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刊物，我能够曾经做过一名“学刊人”，为学刊洒过奉献的汗水，为学刊辛勤耕耘过，为学刊努力奋斗过，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那个时候《中州学刊》尚处于草创阶段，一切都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都应该有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认为自己在学刊工作过的点点滴滴都值得写下来，以留作永恒的纪念。

为了提高刊物的稿件质量、水平和层次，《中州学刊》的领导和老师们经过商定，决定把向学术界知名人士约稿作为编辑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我当时比较年轻，这项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来完成。

第一位选定的大学者就是张岱年先生。由于郑州大学哲学系主任冯憬远教授是张先生早年的学生，就请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在1982年秋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坐上火车来到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的寓所。记得那天只有张先生一人在家里，他看了冯老师写的介绍信后，非常热情，也非常高兴，还要亲自为我倒水，吓得我赶快接过了暖水瓶。看到张先生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原来拘谨和胆怯的心情一扫而光。我就向张先生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马上在堆满书籍和杂志的桌子上，找出一个文件袋，从中拿出两篇大作让我任选一篇。我说请先生把这两篇大作都赐给《中州学刊》吧，刚一说出口就感到自己十分唐突，谁知张先生不以为忤，竟欣然同意了，真是令我喜出望外。顿时体会到什么是如坐光风霁月之中。由于约稿的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时间尚早，我就顺便向张先生请教一个关于嵇康哲学的性质问题。因为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关于嵇康哲学的，指导教师是严北溟教授。张先生和严先生很熟，还说严先生比他大两岁。张先生当时回答我说：《嵇康集》十卷中只有一个“气”字。38年过去了，但是这句话我却记忆犹新，令我无限感佩。张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史料如此熟悉，可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在不经意间就流露出了大师风范。

1983年5月，安徽大学哲学系举办了一届空前规模的学术盛会，三大会长出席（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先生，中国宗教学学会会长任继愈先生，中国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会长汪子嵩先生）。那次会上张岱年先生发表的学术演讲题目是《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会前我就给张先生说好了这篇演讲稿交给《中州学刊》发表。当时《中州学刊》办刊条件很差，连一个录音机都没有。我是从开封家中拿了我父亲在河南大学教外语用的日本产松下牌的形似一块大砖头的简易录音机去的合肥。张先生演讲时我就把录音机放在他面前，等到演讲结束后，我去找张先生要他的讲稿，先生就让我看了他事先在一张纸上就写了三行字，也就是三个小标题。我明白了先生满腹经纶是根本就不需要详细的讲稿的，余下的任务就由我来完成。会议结束我突然发起了高烧，只能先回到开封家中，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化脓性扁桃体炎，连续输液也不见退烧，把我母亲急的不行。但是还有工作任务亟待完成，我只有支撑着病体来把张先生的演讲录音整理成文，由于录音效果不是很好，我就找到张先生以往的著作和论文加以补充，断断续续写了两周，总算是完成了整理工作。我于是把稿子寄给张先生请他过目，经他修改后文章发表在《中州学刊》1982年第4期上，现已收入《张岱年全集》之中。张先生为此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仪明同志：

讲录作了一些修改，于昨日另函挂号寄上，请查收！我6月1日才回到北京，途中疲劳，是以寄稿迟延，请原谅！承您费神根据录音整理成稿，十分感谢！专此即致(www.xing528.com)

敬礼

张岱年

83,6,4.

1984年春天，我又遵照编辑部领导的指示，再次去北京拜访张岱年先生，还是去向他约稿。谁知这次我竟有了意外的收获，张先生不仅赐予大作，还说你应该去拜访冯友兰先生，他是你们的乡贤。这真是说出了我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因为那年冯先生已经89岁了，身体不好，而且又在赶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我确实不敢打扰他。但是这样的学界泰斗我能够见上一面，实属三生有幸。张先生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并且指示了去冯先生家的路线，真是十分细致周到。到了冯先生家门口，恰好蔡仲德教授在那里，他叮嘱我说先生年事已高，希望交谈在30分钟以内。当我见到冯先生以后，感受到他确实具有宋明理学家的“气象”，与古籍中记载的程明道先生十分接近，但是他的高寿则是明道先生不可企及的。冯先生虽然到北京已经几十年了，但是乡音未改，依然说的是河南南阳一带的方言。他询问了有关《中州学刊》的一些情况并答应给学刊赐稿。他对我说曾与嵇文甫先生同学，对于河南学术界的事情十分关心，诸如像孙奇峰手稿资料的整理工作，像墨子的里籍争论问题，像宋明理学与中医学说的关系问题，他都谈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使我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但是，我不敢过多耽误冯先生的宝贵时间，按照预先的约定鞠躬告辞。当然，这次能够面见冯友兰先生也是托了张先生的福，十分感恩。

最后一次到张先生府上去拜望，是与王中江教授一起去的。张先生对于《中州学刊》仍然是十分关心，充分肯定了学刊的办刊成绩，并希望《中州学刊》越办越好。2019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10周年》的学术会议上，我就张先生与《中州学刊》的关系发了言，引发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热切关注。

当然，在《中州学刊》工作的日子里，我还有幸认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不少高端的学术会议，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这些都成为了我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只是值此纪念《中州学刊》创刊4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能够留下一些自己所知道的资料，为以后编写《中州学刊史》略尽绵薄之力，才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也算是为《中州学刊》再做一次编辑的本职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