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讲到了胡居仁“太极即理”的命题。“‘太极’是标志宇宙本原及其无限性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太极’这一范畴是在《易传》中第一次提出来的。”(44)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是把“太极”作为天地宇宙的总根源。直到北宋周敦颐融儒、释、道三家思想,才对“太极”学说进行了改造。《太极图说》有云:“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45) 朱熹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引入“气”的概念,采用“太极”之说以阐明“理”之义及“理气”关系。他改造了周子“无极而太极”理论,直接以“太极”作为宇宙天地的最高范畴。他说:“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46) 在朱熹那里,“太极”就是“形而上之道”,就是“理”,它化生阴阳万物。
对此,胡居仁也认为:“太极,理也。道理最大,无以复加,故曰太极。凡事到理上,便是极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极是至当无以加也。”(47) 意思是说“太极”就是那个最高最大的道理。“太”是尊大之意,“极”是至当无以加之义,“极”就是“凡事都到理之上,改移不得”,并提出“太极即理”的命题。看得出,胡居仁还是用程朱观点来解《易》之“太极生两仪”的,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不仅如此,他还引用了明初大儒薛瑄的“月光”之喻来进一步说明。“太极浑然一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人物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浑是一理,实未尝分,正如天地间,总是一月光,万川虽各得一月光,总是一月光。”(48) 这里,胡居仁同朱子一样,借鉴佛教华严宗理事关系(“月印万川”)理论,导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物物一太极,万物共一太极”。“胡居仁之所以引薛瑄的‘月光’之喻而不引朱熹的‘月印万川’之喻,其目的在于突出太极自身并无事实上的‘分’与‘合’,而只是人物所得之理各自体现了‘浑然一理’的太极。”(49) 此外,胡居仁还论述了“太极中虚以涵具众理”的问题,他接着说道:“太极之虚中者,无昏塞之患而万理咸具也,惟其虚,所以能涵具万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为真虚空无物而万理皆灭也。太极之虚,是无形气之昏塞也;人心之虚,是无物欲之蔽塞也。若以为真空无物,此理具于何处?”(50) “太极”之虚,乃中无形气昏塞之虚,非真虚空无一物。我们说,因其“虚”,故能涵众理,这点与佛、老不同。胡居仁“太极即理”主张是运用程朱思想解析宇宙本原问题的产物,也表明其思想中理学与易学的紧密联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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