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里奥:媒介理论的美学视角

如前所述，美学对维利里奥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了建立当代媒介、艺术和技术的理论研究工具，维利里奥反复回到美学概念，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可以说远远超过其他概念。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反思了显现与消失概念的美学区分、电影与战争等对于维利里奥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对感知后勤、新媒体、视觉、惯性、事故、城市、恐慌、电视及媒介事件的研究。然而，还有一个美学方面的观点在他创立媒介理论美学视角的过程当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当前艺术与技术研究的非批判性方法与批判性方法的区别。

正如本书引言提到的，当代艺术和技术的批判性视角是维利里奥在他与西尔维尔·罗特林奇（Sylvère Lotringer）合著的《纯粹战争》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用以澄清他对当前美学与技术体验的看法，但是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远远不只是提出了媒介、艺术与技术方面的理论。如《纯粹战争》一书所言，当代艺术与技术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把艺术与技术看作是“像几何中曲线的渐近线一样无限接近一切事物”（Virilio and Lotringer，2008：192）。这一公式不过是在说，在批判性视角下，流行的艺术与技术是一个轨迹，不断地接近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一切事物的曲线，但实际上永远都不能相交，因为它常常会在到达之前先行崩溃。根据维利里奥的观点，无限接近一切，特别是新近的文化逻辑、技术原则以及美学传统意味着我们必须用批判性的观念理解当代艺术与技术方面的感知，特别是与新的艺术与技术类型相关的感知。当然，对维利里奥而言，思考艺术与技术不仅要考虑后现代艺术与技术本身，更要从坚定的批判立场把它们当作无限接近一切的轨迹来考量，这一观念使维利里奥这样的媒介理论家得以辨认并揭示现实中的艺术与技术究竟为何。那么，要想认定一件特定艺术品是绘画，我们必须能够把关于这件艺术作品的感觉与“绘画”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一概念无限接近一切，因为它能够和我们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绘画相关联，无论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艺术和技术上的差异。无论是肖像还是风景，油画还是壁画，木质框架还是金属框架，我们都必须能够把它纳入“绘画”的概念才能承认其地位。因此，分析当代艺术与技术的方法也就决定了何种美学和技术话语可以恰当地描述和理解艺术、技术以及其当前的状况。

当代艺术与技术研究的非批判性方法与批判性方法的区别来自媒介概念与艺术、技术体验发生关联的过程。对于后现代艺术与技术的非批判性视角是我们实际上或多或少一直接受的类型，每当有新的美学或技术体验进入我们当前的观念设置时，就会产生此类视角。这意味着当代艺术与技术的非批判性研究方法易于成为一种认同程序，因而我们对某事物的认可或认同源自我们把这一事物的美学或技术方面的体验和我们之前的观念相联结的能力。例如，我们能够认可或认同一种特定的通过无线电或其他方式，将有声视觉影像转化为电子信号，并发射在电子屏幕上显示的盒状技术系统，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电视机的概念。我们可以无须思考就做到这一点：电视机自然而然地作为电视机出现在我们眼前。

与非批判性视角相对，批判性方法表达或包含了对一种新的艺术作品或一种独特或陌生技术的优缺点的分析，这种考察往往包含了细致的学术研究与评论，而我们则需要努力应对它们或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在特定表述的体验中，我们不得不找到某种方法与之产生共鸣或在观念上对其优缺点进行认真审查，在迷惑我们想象视野的当代艺术或技术的发展中，这种方法可能会用到。当然，维利里奥指出，在20世纪所有的美学与技术体验中，它一直都在发生，特别是在我们面对那些成为我们的文化噩梦的事件的挑战之时尤为如此，对这些事件，我们越来越熟悉，这是因为有了维利里奥关于竞相清除人类形式的艺术与技术的有力想象。对于这一特定形势，我们当前的观念准则似乎并无意义。因此，与其使用这些准则，不如批判性地考察当代艺术与技术，努力发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先锋艺术等事物，并指导我们对其加以回应的那些环节。就维利里奥而言，我认为，他研究后现代技术与艺术的批判性方法不能仅仅被置于某个单一主题、技术领域或美学方法之中，而是澄清并以跨学科方式连接起所有这些主题、技术领域或美学方法。因此，没有预设前提并且批判性地反思先进艺术与技术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对维利里奥而言，研究当前艺术与技术的批判性方法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与人的美学话语紧密相连，与消失方面的“进步艺术”的批判性视角紧密相连，也与抽象技术与战争技术紧密相连。维利里奥（2003a：封底）认为，举例来说，研究目前艺术与技术的批判性方法必须联系从“德国表现主义者充满憎恨的被诅咒者肖像画”到“纳粹优生学家的‘医学’实验”的形形色色的话语，或者一直到“追求耸人听闻效果的广告和全球恐怖主义组织的血肉模糊的信息”。所以，在21世纪，当技术终于“把艺术抛在身后，当遗传工程学家准备把自己变成最差劲的表现主义者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研究最前沿艺术与技术的批判性视角。任何关于后现代艺术宣言、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作为新畸形生活形式的原材料的（当代）人类”的理解都必须通过研究当代艺术、技术和媒介理论的批判性方法才能产生。没有这样一种视角，我们将陷入21世纪艺术与媒介理论的逻辑与关系网中难以自拔，并同时沿着技术发展的轨迹被带入消失美学或“飞入未知领域”的现代技术超越的下一个阶段。(www.xing528.com)

维利里奥在《艺术与恐惧》一书中关于“冷酷艺术”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具体区分当代艺术与技术研究的非批判性方法与批判性方法（2003a：27-65）。面对21世纪的冷酷，维利里奥意味深长地反思了“‘当代艺术’[与技术]的冷酷本色”。他避免采用（到目前为止）世俗与宗教艺术的非批判性的区分方式而遵循了自己的轨迹。事实上，维利里奥制定出新的例子来说明“整个20世纪期间对人的形式与肉体的蔑视”，因为“如今当人们争论当代艺术的重要性或严肃性，他们通常忘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代艺术，没错，但是，与什么同时代呢？”事实上，维利里奥在研究现代艺术与技术时采取了批判性方法，他质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恐怖”是否仍在后现代艺术与技术的“形式和形象”中运作着？在拾起这一研究当代艺术与技术的批判性方法时，他批判性地回应了“从奥斯维辛到切尔诺贝利，人类肉体和环境灭绝的普遍性”。在此，维利里奥试图寻找一种轨迹来清晰地言说我们当前凭空而来的去人性化、我们破碎了的伦理与美学关系，以及“我们对自身环境的感知”。很显然，这并非是容易的选择。在对工业现代性及其可能留下的艺术、技术遗产的批判之外，维利里奥动用了自己所有关于当前艺术与技术的批判才能；而这并不能保证会发掘出任何让斯瑞福特或其他艺术与技术批评家们能够接受的“答案”。他指出，在美学意义上，任何研究当代艺术的批判性方法都有义务面对技术与战争的轨迹，都必须从“伤口”的视角而非从“刀子”“刺刀”“‘掌握手术刀的艺术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狂飙》（Der Sturm）杂志的表现主义”，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维也纳行为主义”等视角分析最新的艺术与技术。这是因为，对于后现代艺术世界中展现的艺术与技术采取非批判性视角意味着要禁止人们知晓“达达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理查德·胡森贝克（Richard Hülsenbeck）实际上是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艺术家等事实，一种轻信的视角显然会迫使维利里奥接受一种非批判性的或“沉默的”角色而不再追究从前没有人提及的达达主义为战争背书的历史作用。

所以，当代艺术与技术研究的批判性方法在维利里奥的媒介理论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他指出，此种方法构成了媒介理论之美学视角的范式。媒介理论所要做的就是批判性地回应所发生的事件，以便努力发现当前行为的新逻辑与新方式。如前四章所示，艺术与美学乃是批判得以出现的重要场所。艺术的、美学的、技术的显现与消失有可能打破既有媒介理论话语，并因其以事件为基础的本质而对先前思考和理解媒介世界的诸多已被认可的方法提出挑战。然而，如果我们采用的是非批判性方法，仅仅是对艺术与技术进行无差别的评价，那么当代艺术与技术中费力的、令人吃惊的，并且可能是具有变革性的东西也就消失了。正如维利里奥所指出的那样，技术艺术批评家必须能够以批判的方法研究当代艺术与技术，并善于接受它们作为我所说的“轨迹性事件”（trajective events）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