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人工智能发展及其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渗透着对人的智慧的不同理解，并导致不同的研究路径。符号主义、联结主义、行为主义从不同的侧面在不同的时空阶段推动着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人工智能所遭遇的寒冬与复苏取决于技术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每次对人类智能的历史超越都曾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和担忧，甚至是哲学层面的思考。

智能概念的认识过程预示着新的人工智能理论的诞生。何谓“智能”？似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甚至更远。何谓“人工智能”？一般认为可从17世纪莱布尼茨有关智能的设想说起，他最早提出具有现代意义的符号和逻辑思想。从技术背景上讲，现代意义的智能概念则要从图灵说起，是他把机器思维作为智能的核心，把符号运算当作智能的表现。联结主义则认为，智能是大脑神经网络产生的思维活动的结果，可以通过模拟神经系统来实现。行为主义认为，智能活动是人类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一种模式，智能是一种机器人行为的实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3种学派的智能理论“殊途而不同归”，成为长期困扰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重大问题。因此，建立“人工智能的统一理论”已成为国际人工智能学术界普遍的愿景。如今，智能环境、智能社会、智能城市等诸多的概念都已打上了“智能”的标签，其种种内涵随着类人智能机器人学、计算神经科学、计算社会科学、量子计算学等新兴科学技术的研究正在不断融合、发展，不同学派的智能概念及其理论体系将有望趋于统一。

AI技术发展的沉与浮印证了技术创新是累积的延伸。人工智能3种不同的技术路线对峙发展、此起彼伏。从达特茅斯会议到1976年，符号主义在机器学习方面、联结主义在感知机方面、行为主义在机器动物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形成了人工智能的第一次高潮。从1974年到1980年，人们发现，逻辑证明器、感知器、增强学习等仍然停留在玩具阶段，无法完成复杂的计算和任务，许多机构和政府因此减少了对人工智能研究的资助，人工智能迎来了第一次寒冬。从1980年到1987年，符号主义推出的专家系统问世，其广泛的商业化推广应用促成了人工智能的第二次高潮。从1987到1993年，由于专家系统应用领域过于狭窄，知识获取“瓶颈”和不确定性常识推理等困难，人工智能再次陷入低谷。人工智能的再次失败，使得整个社会，甚至人工智能学科共同体中的成员都不愿使用“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来称呼自己的研究。人工智能两次挫折的主要原因在于符号主义算法的局限性及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从1993年至今，人工智能领域依托于计算机科学，逐渐分化为各种不同的科学领域的后台技术，如数据挖掘、工业机器人、后勤学、语音识别、银行软件、捜索引擎和专业咨询服务等。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得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以3.5：2.5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2011年超级计算机“沃森”用自然语言在智力比赛中打败了两位人类冠军，2014年谷歌公司推出了无人驾驶汽车，2016年AlphaGo战胜围棋冠军李世石……人工智能在经历了20多年的沉寂之后再次迎来第三次发展的高潮。AlphaGo标志着机器学习从人机互动阶段进入“自主”学习阶段，但自主性的背后是计算机硬件的发展、海量数据的积累和算法突破的结果。(www.xing528.com)

人工智能技术也像其他一些新兴技术一样，存在两面性。当前人工智能的再次兴起，让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和更加引人关注。有些人甚至预言，人工智能将掀起一场比因特网更加猛烈的变革。不管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带来益处还是害处，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问题都无法逃避。目前，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存在着人权伦理问题、责任伦理问题、道德地位伦理问题、代际伦理问题以及环境伦理问题。

从达特茅斯会议至今已有70多年，人工智能在政务、金融、制造、教育、医疗、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给社会所带来的变化与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无人驾驶、服务机器人、智能家居等对乘用车、家电产业产生巨大的变革，智能客服、智能投资顾问、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正塑造现代服务业的新形态。人工智能是一门工程技术横断学科，具有广泛的渗透性、交融性和带动性，能改变科研模式和创新手段，大幅度提高科研效率，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激烈的竞争势必造成技术与产业参与国之间的分裂，给科技风险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仍属传统的范式，还需要人工智能理论，更需要数学等基础科学的理论突破。菲尔兹奖首位华人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在当今社会无论能源的分配、大数据处理物流系统、道路交通、仿真神经元、蛋白质结构等问题都需要大量地提升计算能力。随着电子计算机计算能力的不断成长，摩尔定律已经到了极限，不可能再增长，计算机硬件的设计面临极大的瓶颈问题！”人工智能具有科技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点，人工智能这场“革命”给人们带来广泛讨论和担忧，协同推进人工智能伦理、道德、标准、法规研究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什么是人类智能？人工智能是不是改变了社会的结构？著名人文学者金观涛从人类智能和社会长时段发展的视角提出自己的看法：“今日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忧虑，重要的不是其本身，而是现代社会包容一日千里科技革命的能力急骤地退步，其背后是现代社会立足的两大支柱（科学理性与人文信仰）本身受到科技革命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