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一些案例可成为深入思考时的参照。
(1)“匿名炸弹制造者的声明”(克里斯蒂安 等，2000)55 -59。
1995年6月，一个匿名的炸弹制造者写信要求《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在3个月内刊载其一份35000字的声明，该声明的核心观点是反现代工业技术体系，宣扬应使用包括炸弹在内的暴力革命来摧毁这个体系。此人还要求若自身在未来3年内受到攻击，他有权发表3000字的文章反驳，如果被拒绝他将开始制造下一颗炸弹。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征询司法部门后，决定发表匿名炸弹制造者的声明。然而，《纽约时报》的老板阿瑟·苏兹贝格指出这件事情是独一无二的，不可作为先例。通常的做法是报告相关部门，什么也不登。声明登出来以后，匿名炸弹制造者西奥多·卡津斯基的兄弟揭发了他，联邦调查局因此捕获了他。
该事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第一，人们认为根据政府的建议来发表匿名炸弹制造者的声明，侵蚀了政府与媒介的界线，报业的独立性受到质疑。
第二，受制于恐怖分子的威胁不但影响媒介的独立性，更加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可能导致对媒体的任意劫持。
上述意见的反对者认为主动征询政府建议是媒体自由的选择，并从挽救生命的角度进行了辩护。还有人从新闻价值角度出发，认为公众需要并应该知道这一与他们相关的信息。
看来答案不那么明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凸现，你怎么考虑，你将怎么行动？如果从忠诚角度出发应该怎么考虑？
(2)能够从忠诚角度进行考虑的还有一些情况和案例。(www.xing528.com)
比如地域(空间)忠诚。一个地区的体育英雄在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舞台上遭到失败，这个时候其家乡或者所属社区的媒体应该怎么报道他的失利呢？(帕特森 等，2006)49 -51
还有，一家地方媒体使用本土方言进行播音，中国就存在一大批这样的地方性媒体。
(3)当然还有身份忠诚。
一个同时身为同性恋者(甚至已经患上了艾滋病)的记者该如何报道一次同性恋游行呢？一个记者在报道一名死于艾滋病的同性恋组织的领导人的葬礼时，当人们问他“你来这里的身份是记者还是患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弗里德曼，2007)17该记者犹豫了，最后他选择了记者，当然那些人会厌恶他，记者感觉在这个葬礼上像一个局外人，但他不是!于是他“一路思考着黑人报道黑人的事情，或者妇女报道妇女的事情，难度是多么大，而那种报道正是新闻工作中最富于挑战的。有人认为那样做新闻要受挫折，在那种情况下客观性往往被舍弃。但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记者的忠诚正是他们的痛苦所在，因为他们往往会受制于两种忠诚。”(弗里德曼，2007)17- 18实际上记者有时候会受制于两种以上的忠诚，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抉择也就更加困难。
媒介的忠诚是一块试金石，它检验媒介到底是为谁而存在的，但是忠诚也经常会发展为某种非常特别的情况，忠诚于社会的权力或者强势者，或者发展为仅仅忠诚于自己，忠诚于一个媒介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权威，这样的忠诚的过度发展就导致了一种畸形的媒介自我权力感的出现。
【注释】
[1]怎么达到公正和公正是否充分也是重要议题，在此无法完全展开。
[2]从现实情况看，“南平杀童案”之后的袭童案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这涉及各种复杂的现实考量，在短期内频繁发生类似的事件可能会导致累积的“示范效应”，这个时候对人们生命危害的可能性大幅增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报道的限制也必须要经得起公正的检验和要求，其中蕴含微妙的平衡。而在“南京彭宇案”中，也许人们最后也难以完全搞清楚是老人家自己摔倒，还是彭宇撞到的，或者是其他的偶然性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其中一方可能行了不公正的事，报道的基调必然建立在讹诈不对、说谎不对、粗暴对待老人不对这种基本公正的基础上。因此，经过考察和长期检验的伦理原则和结论为现实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准，虽然现实生活并不由这些原则决定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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