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勾连、交融的时代，是一个基础研究与交叉研究相互依存、互补的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全球联结、全民传播的新媒体传播时代，是一个高度自发、自主和自恋的人本主义时代。信息传播已走向不分日夜、无远弗届、时时更新、自由分享、透明开放、多元展现的“去专业化”的时代，它不只全面地影响了人类的工作、生活和娱乐，也普遍提升了每个人优化和创新的潜能，更让人们对生命的尊严、生活的质量和人生的规划有了更丰富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似乎也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与选择之中”，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
那么，在这一特殊的全新的时代，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明智选择就是——
第一，要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当一门学科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先静下心来，反思和回顾已经走过的路。但是，我们回顾和总结媒介研究的历史，并不是要沉溺于它、迁怒于它，而是要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累积经验，为当下的媒介理论和媒介现实服务。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历史，要联系现实，而研究现实，也不要割断历史，要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才能使媒介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基。
第二，要以媒介为经，以社会为纬。新闻是社会的镜子，媒介是社会的大脑。研究媒介需要联系社会，研究社会需要指向媒介。媒介是这一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因此，研究媒介理论，需要以锐利的学科眼光加以审视和分析，也要用社会的尺度来丈量和称衡；要强调媒介理论思维与话语的主导性，也要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延伸和扩展。以媒介为经，可以确保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以社会为纬，可以落实其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要通过媒介研究，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第三，要以规律为经，以意义为纬。规律所在，科学所托。积极探索和揭示媒介规律，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基本宗旨和首要使命。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媒介理论研究不应该止步于探索和揭示媒介活动中内在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和斗争的客观法则和必然趋势，还应该彰显这一过程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说服人们自觉遵循媒介规律，主动按媒介规律办事，从而进一步支配、制约和优化媒介活动的姿态、现状与趋势。规律、意义和行动共同构成了学术研究的金三角。
第四，要以中国为经，以世界为纬。中国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坐标点，而世界则是它的参照系。如果媒介理论研究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不能指导具体的媒介活动，而只是简单地贩卖、照搬和空谈西方媒介理论，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甚至反对。但是，要推动媒介理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则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在坚持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使其具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
正是出于这种思考与选择，我们组织撰写和出版了这套“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丛书中的每一种著作，还都坚持以理论与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选准研究的切入口，运用国际学术界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最前沿的思想与观念，着力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努力将问题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掘。同时，丛书作者尽力不受媒介理论研究中传统范式和旧有成果的束缚，面向现实，立足交叉，追踪前沿，聚焦集成，努力把内面和外面两个学术世界的优点和精华收归己用，并积极探索适合课题对象和内容的研究模式、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出站或毕业的博士后、博士生，他们有的已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浙大访学和读研期间，他们利用学校丰富的馆藏资料，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一流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媒介学等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论文，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巧，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基础上，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并获得立项，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已达预期目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因此，这些成果和专著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具有紧追前沿、观点新颖、内容创新、分析深刻、表述精当等特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但是，我们深知，当代学术研究，犹如学术探险。我们本不该有什么奢望。如果这套丛书能为媒介理论研究和媒介运营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为中国媒介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建设稍尽绵薄之力，又能引起媒介学界和业界人士的一些关注和批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和鼓励了。
邵培仁
2014年6月6日
于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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